简论职业教育利益主体的演变

摘　要：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形态。依据教育作为劳动再生产的机构，家庭作为最早的劳动力生产机构，成为古代形态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家庭手工业分化出商业，商人与手工业者为保护自身利益组成行会，行会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机构，是古代形态职业教育的另一利益主体。工厂与行业组织作为大机器生产的主体和监管者，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机构，是近代形态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现代职业教育利益主体多元性，国家、政府、行业组织、学校、企业成为现代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现代职业教育利益主体。

关键词：职业教育；利益主体；演变

作者简介：肖凤翔(1955-)，男，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史可可(1984-)，男，河南平顶山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５１８（２０１２）１３－0008-04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实现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涉及诸多利益主体。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职业教育经历了三种基本历史形态：古代、近代和现代形态。它们遵循各自内在逻辑和规律，其利益主体存在差异。分析和研究古代和近代形态的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现代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及其角色定位，推动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涉及到多方利益，需要协调各方利益，合理而准确地定位各个利益主体，明确各自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权利和义务，选择合适的干预行为，扮演好角色。现代职业教育既要体现国家意志，又需要由政府主导；既要求行业协会发挥作用，为学校和企业合作提供指导，又需要调动学校和企业积极参与合作实施职业教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各利益主体之间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只有相互配合，才能互惠互利，实现多方共赢。

一、古代形态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

古代的东方和西方，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教育，但从职业教育发展的脉络角度，可以将它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形态。农业社会初期，市场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分工十分简单，但贸易或交换现象始终存在，人们通过实物或劳务形式交换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实物或劳务贸易为原始职业能够存在并得以分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和发展契机。古代形态职业教育只是作为“父传子”的家传世学形式存在，限于家庭手工作坊，满足农业生产或生活需要，规模小，父子即师徒，家庭成员是辅助劳动力，家庭是生产和销售机构。

（一）家庭是原始形态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

家传和世学是原始形态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其基础在于家庭或家族。“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中最重要而特殊的是家族制度。中国的家是社会的核心。它是一‘紧紧结合的团体’，并且是建构化了的，整个社会价值系统都经由家的‘育化’（enculturation）与‘社化’（socialization）作用以传递给个人。”［1］家庭或家族作为古代社会治理的最基本途径，是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也是“凡未经产业革命的地方，无论这地方是东还是西，生活方法在某一阶段内，都是以家为本位的，是即谓之生产家庭化，……社会是间接的，其所直接依靠以生存者，是其家”。［2］家庭或家族不仅是生产经营组织，也是维持自然经济劳动力再生产组织。家庭或家族作为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能力及再生产的机构，其再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家传世学。家传表明古代职业教育的教育关系；世学表明家庭恪守“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的信念，成为手工艺世代延续，不能改行的匠户。手工技艺传承与血缘关系的强化联系在一起，“父传子，兄传弟”成为古代形态职业教育的基本模式，手口相传，直接行为模仿，成为该模式教育与培训的基本方法。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荀子记录了家传世学的古代职业教育形式：人积褥耕可为农夫，积斵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家庭是最小、最牢固的原始职业教育机构。父传子、兄传弟的家传教育模式，口手相传，实际行为模仿的家传方法，既保持了职业技能的传承，同时也密切了职业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在客观上促成了职业教育模式的发扬光大。［3］

铁犁的使用极大提高农业生产力，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基于血亲关系的手工技艺传承方式已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的需要，家传世学的教育形式演变为古代学徒制：初级的、未完全制度化的学徒制形态。古代学徒制使手工技艺传承给家庭以外的成员。古代学徒制形式在古代东西方甚为普遍，不仅木匠、鞋匠用学徒制培养，古埃及、古希腊和罗马的书记员、雄辩家和法律家也都不同程度地依靠学徒制培养。［4］学徒们聚在一起相互学习、竞争与交流，耳濡目染本行业技艺，在生产活动的潜移默化中接受职业教育。西欧中世纪的庄园经济，体现出明显自然经济特色。庄园是典型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经济和社会组织，庄园里的自由农大都兼营诸如铁匠、木匠、泥瓦匠等各种各样的手工业，而这方面的知识、工艺和技术仍需要师傅或有专业技能人才通过父带子、师传徒、言传身教、口手相传的方式而得以继承与发展。庄园在其生产性质、组织及形式上，类似于一个大的家庭，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单位。因此，家庭是家传世学形态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利益主体。

（二）行会是中世纪西欧古代形态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

行会作为工作组织和学习组织是中世纪西欧古代形态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随着西欧城市的兴起、手工业生产的繁荣和工商业的独立发展，商人阶层出现了。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外来者的侵犯，限制本地同行业手工业者间的竞争，商人和手工业者建立联盟，叫做行会（英文名为guild）。“行会是封建城市的商人和各行业手工业者为保障本行业和行业成员的利益，在协议、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的封建性的组织。”［5］行会使学徒制度逐渐成为维持生产、发展生产以及传授技艺的制度。行会成为手工业者或商人的劳动组织和学习组织。作为劳动组织，它规定从事生产经营资格的准入门槛，生产、经营过程及其产品质量标准以及行业道德规范，成为商业和手工业知识技能分配与控制形式，使从业者的权益得到保障，可以看作是行业标准的萌芽。“在行会制度下，工作组织本身就暗含了学习组织”［6］。作为学习组织，行会维护商人和手工业者利益，规定了从事某行业者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手工业者加入行会的义务、学徒期限、师傅有接收学徒的权利，同时，有为学徒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设施、传授工艺技能的义务；学徒应尽的义务包括：悉听师傅指教、保守行业机密、恪守行会道德规范等。学徒出师后的义务包括：感恩师傅及行会等。行会的产生，规范了古代学徒制度，使手工艺技能、行业道德、师徒行为等有了刚性要求。随着生产的扩大，有的行会还自行筹款以及聘用教师，建立职业学校或艺徒学校，如英国的出版业行会学校，德国商人联合会开办的补习学校对学徒进行商业教育，不同类型学校中的技术训练开始代替作坊中的学徒制度。行会成为中世纪西欧古代形态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在行会的监督领导下，学徒制度逐渐成为维持生产、发展生产以及传授技艺的制度。……在行会成立之前，它只是作为一种私人的习惯而存在。随着行会的成立，学徒制度逐渐具有社会性质，最后完全置于行会的控制之下。［7］

由于家庭（包括西欧中世纪庄园）和行会生产经营的动机就是凭借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获得自身的利益，同时，能够支配利益的生产，决定利益的分配，也能够主动获取利益，由此观之，家庭和行会构成了古代形态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

二、工厂与行业组织是近代形态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

在商业经济状况下，学徒是在他的主人直接监督之下学习生意的，教育一般是在主人家里进行。这种人身依附的教育与培训既要让学徒养成工作和道德习惯，又要让他们增长从事生产和经商的技巧。当这些技术被机器化而体现在机器上之后，这种要经过长时间训练的学徒教育就成为不必要了。再者，雇佣者和受雇佣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人身依附和局限于一定范围之内的关系。［8］雇佣与被雇佣之间的关系走向工厂或企业，蔓延至整个社会。为了适应工业化的发展要求，扩大再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追求最大的利润，需要培养出大批量高素质劳动力。于是，近代形态职业教育的组织形式呈现出“工厂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工作过程细化，逐渐“岗位化”。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的原则，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为各个构成要素。［9］大工业改变了原来学徒制中全程式教学模式，把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相对独立的、操作性强的工序。

机械工人讲习所是工人职后技术培训的一个有益尝试，盛行一时。培训几乎都涉及到职业技术，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工人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艺等素质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特点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以灵活多样的原则对有工作经验的在职员工进行独立于学校系统之外的职业教育；大多由私人创办与组织，政府虽给予一定的资助，但基本上放任自流，不予干涉。也有一些开明的工厂主为自己的员工开办了业余培训，英国的“工厂学校”就是一例，针对本工厂的需要进行工厂现场教学和训练，强调实用的工艺知识与工艺技术。日本在近代化初期模仿、引进并创新西方国家的职业教育模式，结合本国实际创办了极具私人性质的工厂式培训，在国内受到了政府、私营机构尤其是工厂的高度重视。在资本的疯狂扩张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浪潮推动下，生产技术得以变革，生产方式转变加速，师徒之间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先的人力被机器取代，原先的家庭个体手工工场被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取代，原先相互尊重的父子般的师徒关系被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取代。工厂的标准化、流水线及分工合作式生产，使得生产过程对一般员工的技能要求降低，且趋于简单化，而培养生产、服务、管理和建设一线的技能型人才也逐渐由传统学徒制式的“师傅—工匠—学徒—劳工或佣人”的过程过渡至近代工厂式“领班—熟练工—半熟练工—劳工”的过程。比之原来的学徒制，生产过程变得简单而迅捷，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周期大大缩短，技术运用的广度和深度增加，生产效率得以大大提高。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和价值，对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利益的占有和分配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掌握和控制的，只有生产资料所有者，才能在利益归属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够主动获取利益，才是利益主体。［10］工业化的初始及相当长的时期，社会奉行“以工厂经济为主”的生产模式，工厂与行业组织成为大机器生产的主体和监管者。利益主体是具有自身利益愿望并能自主地行动实现其愿望的个人或由个人组合成的群体或组织，工厂与行业组织作为大机器生产的主体和监管者，拥有大量生产资料及设备，能有效反映市场变化和市场需求，决定着劳动力供需机制，是工厂经济及整个社会得以进步和发展的强有力保障。因此，工厂和行业组织成了近代形态的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

三、国家、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和学校构成现代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

（一）国家、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和学校成为现代职业教育利益主体的条件

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显示，古代形态职业教育只涉及到生产主体本身，成为家庭或行会的责任；近代形态职业教育面临大机器生产过程分工协作基础上的专业化，现代学徒制的产生意味着工厂与行业组织成为制度化的职业教育组织，职业教育的专业组织与生产单位或组织同一；在现代职业教育产生与现代国家兴起的背景下，职业教育涉及到较过去更多的利益主体，其前提条件为：

1.职业教育成为现代社会的公益事业。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社会组织的分工日益复杂化，教育部门成为专门组织，尤其是职业教育已从经济组织中分化出来，成为全社会公益事业。教育作为社会公益事业有两方面意义：其一，教育为社会提供合格劳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其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的职业角色。“职业角色在教育和工作过程中实现专业化。教育是生成社会角色的过程，职业角色是重要的社会角色，其角色规范要靠胜任职业活动必须的专业素质支撑，学习者通过工学结合的教育过程生成职业所需的专业素质。在不考虑职业岗位供给的前提下，通过教育为社会培养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的职业人，是社会稳定、文明进步的基础。”［11］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责是维持社会生产所需各类人才及合格劳动力，它是面向国家范围的全体行业和全体公民的公益事业。它只能由国家来承担，而不能由任何其他组织或机构来承担。市场主体本质上的趋利性决定，基于市场机制驱动的任何主体都不愿也无力承担履行这项职能。其二，教育促进个体以职业角色为核心的社会化过程，提高个体生存能力及其质量。促进个体以职业角色为核心的社会化过程是国家不容推卸的责任，是教育作为公益事业对每个公民的关照。职业角色是个体胜任所要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的基础与核心。教育的使命在于使学生具备胜任社会角色尤其是职业角色，帮助他们逐渐生成社会角色的素质。教育的任务在于，生成所有社会成员或角色所必需的基本素质，这些素质是所有职业角色必须具备的共同素质。因此，职业角色规定教育目的的职业定向性的实质，国家教育目的对职业教育所要培养人才质量规格的预期，个体按照教育目的要求形成职业角色必备的共同素质，国家有义务为个体以职业角色为核心的社会化过程创造条件。

2.国家承担的义务与企业、学校的权利。社会建制是满足社会需要的相关的社会活动组织系统。企业是满足社会生产和消费而形成的经济组织系统，学校是维持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组织系统，二者均是社会建设的特定形式。企业和学校的存在与其享有的基本权利直接相关，它们享有的基本权利源于国家的义务。现代职业教育仅靠学校或企业不能胜任培养具有科学和人文素养的技能型人才，需要二者合作，共同承担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企业本质上是经济组织，其使命是为公众提供合格产品或服务，依法纳税。与其义务相应，企业有权从社会无偿获得生产经营所需劳动力，企业的这一权利源于国家的义务，即它通过纳税把培养合格劳动力的任务托付给国家。国家把培养企业所需要的合格技能型人才任务委托给学校，并为学校提供办学所需经费。学校从国家获取办学经费，却不胜任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任务。作为社会建制的企业和学校，在其履行社会职能方面陷入困境，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这时，国家有义务帮助它们。因此，国家承担的义务与企业、学校的权利契合，便使国家、企业、学校成为现代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主体。通常，国家委托政府监管职业教育，行业组织或专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课程开发、职业技能培训和实习指导等，它代表企业利益并与政府管理部门沟通，对于现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挥指导作用。

（二）国家、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和学校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

权利是主体借助契约设定的结果，义务必包含于权利之中。因此，义务是判断权利存在与否的一个基本标准。在现代社会，教育是公益事业，其运行有赖于全体国民通过纳税实现的经济支持。国家承担了代纳税人办理税收事务，代纳税人管理教育的义务，因此，国家承担了发展职业教育，为产业发展提供合格劳动力的义务。各个国家为实现其利益，推动工业化进程，在国家力量的参与下，逐渐建立起现代开放的社会化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的兴衰成败通常是与政府的干预有着直接关系，职业教育的运行始终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对职业教育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各国政府都强调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并成为影响其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因素。企业行业为了提高核心竞争力、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度和热情度高升，积极参与到职业教育中。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在重视职业教育外在价值的同时，反思其内在价值。

社会主体的活动与其追求的利益相关。就维持现代职业教育运行而言，既涉及公共利益，也关系经济利益。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的利益主体包括：国家、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包括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从相关利益的角度看，国家、政府、行业、企业、学校与公共利益相关，国家、行业、企业直接与经济利益相关，政府、学校属于纯粹的公共利益相关者（主体）。国家通过委托学校大力创办与发展职业教育，满足人们接受教育、获得职业、实现价值的需求；通过委托企业行业开展经济活动，发展生产力，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其最大的利益诉求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政府作为国家公共利益的代表，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学校、企业及行业组织；通过设置机构，依据行政手段管理学校、企业及行业组织；通过经济手段为学校、企业及行业组织的发展创造物质条件，最终实现维护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的利益诉求。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学校的利益诉求是实现教学效益最大化，企业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业组织则是联系企业与政府及学校的中介组织和重要桥梁，其最终目的是更好地为企业及学校提供指导，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总的来说，不同利益主体——国家、政府、学校、企业及行业组织等因各自的利益诉求而融入到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任何一个利益主体的“一举一动”都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利益主体，任何一方也不能离开其他而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政府、学校、企业及行业组织等共同构成现代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

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形态，与之相应，其利益主体也随之变化。古代形态职业教育分为原始形态和古代学徒制阶段，其利益主体分别是家庭和行会，它们控制和影响劳动力再生产，成为影响手工技艺技能传承利益主体；近代职业教育适应大机器生产对劳动力职业技能的需要，现代学徒制成为近代形态职业教育的基本形式，工厂和行业组织为了其经济利益，成为近代职业教育的利益主体，履行培养训练学徒职业能力使命；现代职业教育成为社会公益事业，国家与企业学校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决定了职业教育成为国家的责任，国家、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和学校构成了利益相关的共同体，成为现代职业教育利益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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