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见义勇为保护机制的几点思考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蚌埠 233000）

【摘要】

社会上关于见义勇为的报道屡见不鲜，但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场景依旧存在。现行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远远不够，法律适用存在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救济制度亟须完善，让好人终有好报。

【关键词】

见义勇为；保护机制

见义勇为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在我国现行法上没有明确的定义，虽然各种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对此作了保护性规定，但对见义勇为的概念没有统一认识。比较各地关于见义勇为的规定，可将见义勇为概括为：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为保护国家、集体或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防止、制止不法侵害或抢险、救灾、救人的行为。但我国现行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远远不够，法律适用也存在内在冲突和矛盾，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救济制度亟待完善。本文就我国见义勇为保护机制的不足与完善谈几点看法。

一、见义勇为保护机制的缺陷

（一）受益人补偿制度的缺陷

以“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补偿存在不合理之处。一方面，行为人在实施救助行为时，主观上存在救助动机，至于被救助人是否受益是一种客观结果，该客观结果不是其所能控制的。另一方面，“受益人受益多少”难以确定，特别是当受益人受益是人身自由、身体健康等这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利益时，受益的范围更难确定。此外行为人并未使得被救助者受益时，是否就不存在补偿。在法律未明确规定具体适用时只能由法官自由裁量。有学者认为，见义勇为者只能寻求积极损害的补偿，至于因见义勇为致其本应取得之利益而未取得者不得要求补偿。这实际上是对见义勇为者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救助行为致伤致残甚至死亡，行为人或其近亲属是否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补偿，法律都没有相应规则来规范，且“适当补偿”的标准不确定，补偿的范围或基于法院的裁判或基于受益人的自愿。

法律适用不统一，法律规范缺乏强制性。实务中法院适用法律有以下两种途径：第一，适用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如《民法通则》第93条及《民法通则〈意见〉》第132条。如唐平诉中山市明城电业有限公司无因管理纠纷案，一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进行判决，而二审法院则依据《民法通则》第93条进行判决。第二，适用《民法通则》第109条、《民法通则〈意见〉》第14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如原告王兰荣等3人与被告李绍锴、李清艳、李民见义勇为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法院适用《民法通则》109条来判决。法律适用上的不统一导致同案不同判，违背了公平的价值追求。另外，法律条文自身对补偿制度的设计存在矛盾，在《民法通则》和《民法通则〈意见〉》中规定“受益人可以予以适当补偿”，《侵权责任法》中则强调“受益人应当予以适当补偿”，从任意性规范到强制性规范，单从法律适用规则并不能确定到底应适用哪一条文。

受益人补偿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使见义勇为者获得及时、有效救济。然由于配套法律规则的缺失，严重削弱了见义勇为的社会价值和效应。

（二）侵权人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在侵权型见义勇为中，见义勇为者的损害应由侵权人承担，在侵权人不确定或无力赔偿时又回归到受益人补偿困境下，单纯私法上的救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见义勇为面临的困境。

（三）见义勇为行为人作为“加害人”时的责任承担上的缺陷

见义勇为者常常在危机时刻置个人安危不顾，奋不顾身，分秒必争，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准备，我们不能要求见义勇为者尽到正常情况下的注意义务。

二、完善见义勇为保护机制的建议

（一）借鉴国外对行为人的保护制度

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将由道德调整的见义勇为纳入刑法调整领域，基于我国现有国情，这一过高的人性标准易使个人陷于自卫危险境地，实施难度很大。英美法系国家的一些做法倒值得借鉴。

美国两部法律――《善行法案》和《救援责任法》，主要是鼓励人们助人为乐的。《善行法案》的保护对象是施救人员，如果施救人员在帮助他人时造成意外伤害，可以免除法律诉讼。《救援责任法》则规定了具有一定职业义务的公职人员和特殊关系人之间的责任，比如消防人员、急救人员有责任救助危境中的公众，配偶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的负有相互救援的责任。另一方面，在美国，公民在成年时必须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没有接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在遇到需要施救的情形时，不能随意实施救助行为。美国联邦法与州法中同时还规定了，救助者如果因过失或意外原因让受害者的状况恶化时，以其尽到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为限；对于超过此义务所产生的损害，见义勇为者不承担责任；在紧急事件发生场合下的无偿救助，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法律责任上的赦免。

另外值得借鉴是新加坡的一项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

英美法系国家的这些规则不仅设立了见义勇为行为标准，而且从制度上提前免除了可能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情形。立法旨在保护施救者权益，使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时免去后顾之忧。见义勇为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要求，更是公民的一项法律义务。

（二）完善补偿机制

1.明确受益人范围。不是每个见义勇为的行为都对应着具体的受益人，特别是当维护国家、集体或其他组织的利益时，法律必须做出具体规定，明确受益人是见义勇为者得到救济的前提和基础。

2.明确补偿标准。“可以”或“应当”予以补偿，以及在受益人受益的范围内给予补偿使法官自由裁量时难做决断，在补偿标准上除了制定选择性规范外，还应该设置强制性要求，充分彰显法律对见义勇为的鼓励和支持。

3.建立健全公法救济。应加强保护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建立国家行政补偿制度，在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充分补偿时，通过行政补偿予以救济。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提倡鼓励见义勇为时，必须充分保障见义勇为者事后的合法权益，这要求立法者在调整我国民法相关法律结构的同时还需加强制有关见义勇为的立法，并建立完善的公法救济制度。

参考文献：

［1］徐国栋.见义勇为立法比较研究.河北法学，2006（7）

［2］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587页。

［3］贺光辉.见义勇为行为法律保护之不足与完善.社会科学家，2005（6）

作者简介：

徐锋莉（1988－），女，安徽亳州人，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