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简《六德》篇探析

摘要：郭店简《六德》篇，表达了早期儒家治理人伦社会的主张，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政治理念，在早期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六德”的组合，在思维方式上受到原始五行思维的影响。“六德”的呈现，便是顺应“天道”的表现，并以此达到现实秩序的和谐。《六德》篇虽主要论述治理人伦社会的主张，但并非就政治言秩序，而有其形上学根据，即“治人伦以顺天德”。治理人伦世界的具体原则就是处理好“六位”的关系。“六位”又可分为“内、外三位”和“上、下三位”。“内、外三位”的划分，反映出儒家社会伦理基于家庭伦理的思想；“上、下三位”的划分，体现出原始儒家政治思想中的良性互动，且对后世的“三纲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郭店楚简；《六德》；儒家；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2：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1-0060-05

收稿日期：2010－11－16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05JZD00029)

作者简介：谢耀亭，男，山西右玉人，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六德》篇，表达了早期儒家治理人伦社会的主张，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政治理念，在早期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分别从“六德”组合反映的思维方式、《六德》篇所论政治秩序与其形上学根据、治理人伦世界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郭店简《六德》探讨了“六位”(父、子、夫、妇、君、臣)与“六职”(率人、从人、教、受、使人、事人)、“六德”(智、信、圣、仁、义、忠)的相互关系，主要论述“六位”在人伦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六德》篇基本的搭配如下：

六位：夫、妇、子、君、臣。

六职：率人、从人、教学、使人、事人。

六德：智、信、圣、仁、义。

忠“六位”是人伦世界最重要、最基本的关系，“六职”为上述六位者相应之职责，而“六德”则是分别以一种品德赋予对应的一位。《六德》篇认为“六位”、“六职”、“六德”之间的联系有儒家“六经”支持。《六德》篇云：“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第23―26简)有关夫妇、君臣、父子的论述，在《左传》《国语》《周易》《礼记》《论语》等典籍中常见，但以具体的德行进行相应的固定配位，在传世文献中并不常见。以“六德”配“六位”的系统论述，当推郭店简《六德》篇。

与郭店简《六德》相似的内容，见于《礼记・郊特牲》《大戴礼记・本命》《仪礼・丧服》《说苑・建本》等传世文献。《六德》篇出土后，学者就传世文献与之相关的内容进行梳理，如徐少华先生认为“六德”的观念可以追溯到《论语》中的“六言”，即仁、知(智)、信、直、勇、刚。检诸《论语》，“六言”的组合在孔子众多言论中并不凸显。在孔子言论中，相关道德名目的排列较随意。孔子言仁言礼处，在《论语》中随处可见，自不必说，其对忠、信的论说也颇多：

子日：“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日：“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子张问行。子日：“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除此之外，《论语》中也常见其他德行的组合：

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日：“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日：“恭、宽、信、敏、惠。”上述现象只能说明孔子以仁、礼为核心概念进行论述，而许多具体概念、德行并未形成固定化的组合。对相关德行的梳理、组合是孔门后学的努力，其中思孟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郭店楚简中我们看到思孟学派在此方面的努力。郭店简《五行》把“仁、义、礼、智、圣”进行组合，郭店简《六德》把“仁、义、圣、智、忠、信”进行组合。此时的一些概念已非简单的排列，而是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此一方面是学术深入发展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与此时盛行的“五行”思维方式有关。原始五行说所反映的思维方式是把万事万物纳入一个相生相克的动态体系之中，且力图以此动态之关系把握整个宇宙间的秩序，其思维的目标性直指人事，也即是说通过把握宇宙间的秩序最终用来服务人世间。春秋后期五行说虽没有最后定型，但已成为当时思想界的普遍信仰。自孔子创建儒家伊始，“内圣外王”的追求使伦理与政治成为儒家学说之一体两面。当“五行”思想作为思想界的公有思想资源时，以“五行”思维去探讨儒家的伦理，在思想发生序列上有了可能。战国时期，“五行”说开始运用于人自身，首先类比于原始“五行”说对人的修养进行论述的是子思，此即子批判的“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非十二韵。简言之，原始五行是通过其体系解决人世间的各种问题，由此而比类创说的德行之“五行”是要解决人成德的问题。德行之“五行”的创说，主要是在思维上受到原始五行说的影响。《六德》篇对“六德”的组合，也是这一思维模式的体现。“六德”是人伦社会中最重要的六种关系(“六位”)所代表的德行。“六德”的呈现，便意味着“六位”的关系处理得当。“六位”各得其所，社会便得到治理。《六德》篇认为，“六德”的呈现，意味着与“天道”的沟通。人伦社会与“天道”之间有了动态的联系，通过对六种德行的践行，最终要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此与原始“五行”通过把握宇宙间的秩序最终用来服务人世间的思维方式是相同的，同样的思维方式还见于郭店简《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等篇。

郭店简《六德》在结构上紧承郭店简《成之闻-之》而来。《成之闻之》云：“天徵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是故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第31－33简)，最后言“是故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第39-40简)。《六德》篇便主要以“六位”(君臣、父子、夫妇)为对象着重探讨了人世间的伦常秩序。《六德》所讨论的治理人世间的伦常秩序，就是为了顺“天德”。也可以说《六德》就是为了实现《成之闻之》“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的目标。

郭店简《六德》整体来看表达的是儒家的政治见解，但此篇并非就政治言秩序，而有其形上学根据，此即郭店简《成之闻之》所提到的“治人伦以顺天德”。就构建人伦秩序之合理而言，《六德》也并非仅依赖于制度之建设，而把其视角伸向了组成人伦的道德。体现了儒家“外王”的实现以“内圣”为基础的思想。这也是我们在《六德》中看到其主旨

虽然为表达人伦秩序的和谐。《六德》篇言：“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此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蔑由作也。君子言信言尔，言诚言尔，设外内皆得也。”(第35―37简)以及实际政治中之具体操作：“亲戚远近，唯其人所在。得其人则举焉，不得其人则止也。”(第48简)但却用大量笔墨来分析阐释人伦道德，体现了其政治学说的提出建立在对人性、人伦的分析上，儒家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郭店简《六德》中“为父绝君”(第29简)曾引起学人广泛的关注。有学者指出其思想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后有学者指出“为父绝君”是针对丧制而言，既非普适的思想，也非绝响。李存山先生经过对丧服制度的梳理，指出“为父绝君”并非古代丧服通则，但他也承认“为父绝君”是针对丧服而言。综观此前讨论，结合对郭店简《六德》文本及传世文献的解读，可以确定“为父绝君”是联系丧服制度进行讨论的。但“为父绝君”所体现的思想是否仅适用于丧制?也即是说其纯属丧制问题还是一种更普遍的思想传统在丧制上的体现?我们倾向于后一种认识，认为其并非就丧制而谈丧制，其有更普遍的思想传统，此即郭店简《六德》所云“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第30―31简)。此语虽在郭店简《六德》及传世文献中俱与谈论丧制的文字一起出现，但我们认为其不仅是丧制的指导思想，也是处理家族与社会关系的指导思想，毋宁说正是处理家族与社会之间的指导思想影响了丧制的具体规定!《说苑・修文》及《韩诗外传》卷7所载齐宣王与田过之间由丧亲引来的对“君与父孰重”的对话，把其间关系表现的一清二楚。二书所载内容大致相同，现引《说苑》如下：

齐宣王谓田过日：“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日：“然则何为去亲而事君?”田 过对日：“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位，无以尊显吾亲。受之君，致之亲。凡事君，所以为亲也。”宣王邑邑而无以应。

父重于君，是当时思想界的普遍认识，郭店简《六德》“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第29简)正是父重于君的思想在丧制上的表现。这样的思想在郭店简《语丛三》中也有体现。《语丛三》云：“父无恶。君犹父也，其弗恶也，犹三军之旌也正也。所以异与父，君臣不相戴也，则可已；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已，弗受也”(第1―5简)、“父孝子爱，非为友也”-(第8简)、“友，君臣之道也。长弟，孝之方也”(第6 7简)。君臣之间的结合方式是“友”，如此则臣对君可留可去，这主要取决于君主所行是否是“义”，臣下对君主的行为是否“悦”。与此相反的是，基于血亲的父子之间不会涉及去留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父重于君”的思想，而此又与当时的社会形态密切相关。在以家族为主的分封制国家中，对个体而言，家族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国家。所以“孝”在其时予以特别的强调。《论语・学而》载有子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郭店简《六德》中仍然秉承着这样的思想。《六德》云：“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弟。君子于此一体者无所废，是故先王之教民也，不使此民也忧其身，失其体。孝，本也。下修其本，可以断谗。”(第40―42简)这正是由“父重于君”的认识引发的“孝重于忠”的观念流行于以家族为主的宗法社会。“忠”是臣德，虽在具体的事君过程中提倡“忠”，但君臣间的关系定位为“友”。“友”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义”。君臣关系便体现出“友”道，并非是臣对君的单向尽“忠”。而战国时期，多个政权的并存也使“去君”有了可能。

“六位”是人伦社会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关系，处理好“六位”的关系，便意味着社会达到治理。在郭店简《六德》中，“六位”与“六职”、“六德”相配，但其本身又有内、外之别。《六德》云“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第26―27简)，彭林先生依王治平先生以“立”为“位”字，且总结其为“内三位”、“外三位”，其说可从。为方便见，我们列图如下：

在“六位”的表述中，《六德》以夫妇、父子、君臣为-序。《六德》云：“生民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第42简)、“男女别生言，父子亲生言，君臣义生言”(第33-34简)。体现出的是家庭延伸至社会，社会伦理源自家庭伦理，反映出的是早期国家形态。

男女结合，人类得以繁衍，文明得以开启。这是人类在摆脱蒙昧、取得自主性之后很容易推出的结论。尤其是人类开始站在宇宙万物中肯定人自身的价值时，再以这样的眼光返观人类自身的历史，男女夫妇的创生性意义更显突出。个体家庭的出现，男性地位的确定，直至组合成以家族为支撑的早期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形态中，“子”是家族延续的象征，是家.族发展的中坚，所以与“父”、“夫”一起归于“内”，因此，“内三位”为“父、子、夫”。在父系社会，尤其是宗法制兴盛时期，社会重视父系血缘，所以把“妇”划归于外。君臣的关系体现的已为纯粹的社会关系。是以在内外划分上，“君、臣、妇”归于“外”。

以德行而言，“内”为仁德，“外”为义德。《六德》日：“仁，内也。义，外也。”(第26简)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到，“内”体现的是家庭伦理，“外”体现着社会伦理。早期儒家也正是从血亲处言“仁”，由社会性言“义”。《礼记・中庸》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以亲亲之仁来处理家庭关系，以尊贤之义来处理家庭之外的关系，具体操作的原则、方法、内容便是礼。所以郭店简《六德》谓：“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第26简)礼既适用于家庭，也适用于社会。而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出现矛盾时，则遵循“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的原则，如此则基于家庭伦理推演而来的社会伦理是符合天道的。

郭店简《六德》于“内三位”、“外三位”之外，又体现出“上三位”、“下三位”的倾向，此即“六职”。《六德》云：“有率人者，有从人者；有使人者，有事人[者；有]教者，有孝者。此六职也。”(第8―9简)与其相对应的“六德”为“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此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蔑由作也。君子言信言尔，言诚言尔，设外内皆得也”(第35-37简)。

从《六德》所论来看，在区分了“职”之后，要各安其职，各尽其责，做到实至名归，此秉承了孔子的“正名”思想。齐景公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上、下位之关系来看，是双向互动的(上图实箭头所示)，但我们于

图2“六职”示意图此也能体会到“上三位”对“下三位”有着非常强烈的主导性，其职为“率、教、使”，表现出强烈的使动性；而“下三位”之职为“从、学、事”，表现出明显的

受动性。在论述“六职”所配的“六位”时，“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上图虚箭头所示)，只体现出了“上三位”对“下三位”的单向主导性，而没有提及“下三位”对“上三位”的意义。在“上三位”、“下三位”的体系中，已打破了“内三位”、“外三位”的划分，夫、父、君为“上三位”，但夫、父属于“内三位”，君属于“外三位”的体系。“上三位”、“下三位”之体系主要体现于“六职”，而“六职”是社会实际运作中要切实履行的职责，唯有如此，才能如《六德》所云“谗谄无由作也”(第24简)，“君子言信言尔，言诚言尔，设外内皆得也”(第36―37简)。通过“六位”的各尽其职，来实现人伦世界的治理，从而顺应“天道”。

郭店简《六德》云：“男女别生言，父子亲生言，君臣义生言。”(第33―34简)学人由此展开对“三纲”的讨论，有学者指出其开启汉儒“三纲”之先河。自郭店简《六德》后，孟子化三者为“五伦”。《孟子・滕文公上》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苟子・天论》云：“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瑾而不舍也”。不论是孟子还是苟子，其对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虽并非是单向的，但其趋势越来越向君、父、夫倾斜。这种情况到苟子的弟子韩非有了质的突破。《韩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在韩非的理论中，这种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的单向主导性确立，认为三者顺才会天下治，否则天下便大乱，这样的理论直接被汉儒继承。

汉代以降，“三纲说”基本定型。董仲舒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班固也曾言到：“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后“三纲说”对中国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学者于此多有探讨，本文不再重复。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郭店简《六德》中能看到后世“三纲”的一些因素，或者也可谓其为后世“三纲”的渊源之一。但其思想具体所指完全是不相同的，郭店简《六德》中所体现出的是原始儒家思想中良性的互动，其间仍能体现出原始儒家的政治理念；后世“三纲”说体现的是杂糅了诸子思想后而形成的单向式的顺从，成为维护君权、夫权的理论学说。

郭店简《六德》篇整体表达的是对治理现实人伦社会的主张，探讨了“六位”与“六职”、“六德”的相互关系，论述“六位”在人伦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把每个人放入社会网络中，最主要的关系便为夫、妇、父、子、君、臣，即“六位”。处理好“六位”的关系，人伦社会便得到治理，如果处理不好，社会就会出现混乱。正如郭店简《六德》所云：“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此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蔑由作也。君子言信言尔，言诚言尔，设外内皆得也。其反，夫不夫，妇不妇，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昏所由所也。”(第35－38简)但《六德》并不是就治理谈治理，这也是我们在《六德》篇中看到的并非是种种具体的行政措施，相反，其整体表现出的是要说明处理好“六位”的关系，便是遵从“天常”的表现。郭店简《六德》中“六德”与“六位”的关系，反映了在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体系中，“内圣”与“外王”并非独立的两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内圣”的最后归宿是“外王”，而“外王”的实现以“内圣”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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