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警报的日子

1939年初，日本飞机开始了对中国大后方的轰炸。重庆是首要目标，成都也未能幸免，城市上空不时便会响起敌机来袭的警报声。

最初，警报响起时，大多数成都人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布后街1号的家人也只是道听途说地在大厅里拼起两张方桌，顶上和四周都搭上被褥，准备在飞机扔炸弹时躲进去。但这显然是不行的。房子炸塌也许还承受得住，要是爆炸起火，钻进去就出不来了。挖防空洞？也不行，成都城里挖地三尺就见水，挖一个地下室比盖一间新房还难。于是，大多数的市民就只能“跑警报”了。

跑警报，是说警报一响，就往四门城外跑，在大片的田野中去找藏身避弹之所。有条件的家庭也可以疏散下乡，在近郊租两间草屋暂住。我家卖掉老宅后，我就随父母搬去西郊化成桥附近的一个农家院，离城四五里，当然也就不用跑了。警报拉响时，我还能安闲地坐在门前，看那一家家背着小孩、挽着细软包袱的人们从田坎小路上匆匆跑过。他们或者在路边找一个“幺店子”喝茶，或者钻进路边随处可见的小竹林，铺一块油布席地而坐，等待警报解除。

那时发放警报分为四步，第一步是“预行警报”，各道城门、各个路口挂出黄旗，告知大家敌机已从湖北西部的机场起飞，跑警报的人可以开跑了。接着，如果敌机已经飞过重庆，就拉响一长声的“空袭警报”，告诉市民敌机已向成都方向飞来，还没跑出城的快跑！等那凄厉短声的“紧急警报”响起时，敌机已经临头，跑已来不及了。出了城的，赶紧找个竹林钻进去，或靠一根高田坎就地卧倒；没出城的只好听天由命，躲在墙角屋边，等待轰炸过去。等到“解除警报”拉响，市民们则庆幸自己又躲过了一场劫难，跑脱了一次灾祸。

可是，成都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就是一场躲不脱的灾祸。远在大后方的成都，终究没逃脱一场空袭带来的浩劫。

1940年7月27日前几天，每天上午成都街上都挂出黄旗，“预行警报”。但飞机并没有向成都飞来。不久，黄旗就摘掉收去，警报解除。人们空跑了几天，也就打起了懒主意，不直接跑出城去。一些住在西城的市民，只跑到离新西门不远的少城公园茶馆里喝茶，在树荫下纳凉，等着警报解除了就回家。这座平常很空旷的公园，27日这一天竟挤满了跑警报的人们，其中就有在西御街开医馆的我二伯父陆仲鹤一家。

谁都以为这一天会像前几天一样安然过去。住在城外化成桥的我，也没管已经发出的“预行警报”，还是自顾自地在门前的小河沟边玩水，享受着暑假的快乐。

突然，那凄厉的一长声“空袭警报”响了。我这才觉得今天有点不同了，日本飞机怕是真的要来了。回屋去吧！可没等我擦干腿脚穿好鞋袜，那短促的“紧急警报”声也接着嚎叫起来。一时间，天地静寂，千万双眼睛都凝望着东方天际，等待那黑乎乎的阴云出现。

我也朝阳光刺眼的东方望去，可看不清天边那一点点灰色的阴影究竟是飞机还是云片。时间在我的心跳声中仿佛走得很慢。很久很久，我才听到大队敌机飞来的“嗡嗡”马达声，接着就是几乎和马达声同时响起的十分强烈的“隆隆”爆炸声。

被炸的地点一定很近。我急忙按照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防空知识，在小河沟边卧倒，捂住双耳，张开嘴，以免被巨响震坏耳膜。可我刚卧倒，耳朵还没来得及捂好，一声仿佛近在咫尺的震天巨响震得我几乎跳了起来。紧接着，院里传来外祖母的一声哀叫。

是被飞来的弹片砸伤了吗？进院一看，万幸，飞来砸到她的不是弹片而是一团湿泥。原来，一颗500磅的炸弹扔到了离我家一里开外的石人坝附近的水田里，溅起的田泥竟飞出一里远，砸在我外祖母的背上。

外祖母是幸运的，二伯父一家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警报解除不久，我们就得到了少城公园里我堂兄陆干甫和堂姐陆凤华被炸伤的消息，两块弹片分别嵌进了他们的胳膊和肩膀。

沿着跑警报的反方向，我们赶进城去。经过石人坝，我亲眼看到了那个直径五六米的弹坑。经过少城公园，虽然园门已被封锁绳拦住，我还是亲眼看见门前停着好几副没有运走的棺木，看见园里最大的茶园绿荫阁，房顶已被炸穿，墙倒壁塌，一片瓦砾，看见园里小河边，缺枝断条的树木上还挂着一些死伤者血迹斑斑的衣物，我的堂兄堂姐就是在那里被炸伤的。据说，日本飞机原是准备轰炸附近军衙门的西南行辕和金河街的“中央军校”，因两处的人员都已疏散走空，便把所有的炸弹都倾泻在挤满了跑警报人群的少城公园里……

历史事实是不是这样，我至今无从得知。惨案造成多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我也未知其详。70多年过去，我在惨案中受伤的兄妹已经先后谢世，当年在成都跑过警报的人也不多了。我把当天亲眼所见的场景实录下来，只是想让历史记住，那将太阳绑上翅膀的侵略飞机，曾经向成都一座和平的公园里手无寸铁的跑警报的人群，投下了上万磅罪恶的炸弹。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