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乱世迷城

历史的诱惑

在38岁之前，刘文辉几乎从未遇到过真正的对手。

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刘文辉在四川的军阀混战中迅速崭露头角，十年之间，这个战功卓著的年轻人就从上尉参谋升到军长，并很快拥有了自己的队伍。每一场内战结束，他的军队就得扩编一次，以致有时吞并的人数比他原有的军队还要庞大。他和本家侄子、大他6岁的老牌军阀刘湘，分别控制着四川的西部和东部。34岁时，刘文辉已经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统治着81个县，麾下有14万军兵。他并没有读过《三国演义》，然而，和所有的四川人一样，他对刘关张浴血鏖战、建功立业的故事随口就能道来。那些披挂着尘埃，鲜血和汗臭的英雄们，在历史深处凝视着他，引诱着他，让他一次次地误以为那就是自己的未来。所以，他从不忌惮、阎锡山或者李宗仁这些显赫的名字，他要借助富庶的四川为支点，来撬动整个中国。

刘文辉很少向人描述他的彷徨与迷惘，他年轻时缺乏这些忧患的累赘，立身之后更不得不将它们巧妙地掩饰起来。他只是一再傲慢地宣称，“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他愿意用这些听起来不可一世的话来掩饰内心偶尔萌动的怯懦。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动荡的生活让很多人哀叹命运无常，无所适从地沉沦下去，刘文辉却庆幸自己生逢其时。他自称“多宝道人”，他不是那些怯懦的文人，他对时局发言时，手中握着的不是毛笔。而是手枪。

刘文辉横扫川边、占领康定时，正是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候，他的目光根本无暇在这座边陲小城有片刻逗留，与吞并中国的计划相比，这片贫瘠的土地显得过于微不足道。它在现代化之路上的蹒跚学步，才刚刚开始。

直到1920年代，康定城中才第一次出现电灯。美国传教士安德烈夫妇自制了一台水车发电机安置在河道上，他们为自己创办的医院装了五十多盏电灯，特地在门外也留了一盏。每到夜里，灯光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成群结队的康定人，这些连美孚洋行进口的煤油都用不起的人们结伴聚拢在医院门口，每天都毫不厌倦地评头论足，大声交流着彼此的惊讶、赞叹与怀疑。

等到1931年，康定人才终于下定决心自建一座发电厂。给安德烈做翻译的当地人吴荣安发起倡议，康定的绅商们纷纷集资，从国外购买水轮机和发电机，成立“美明电灯公司”，选在城南的白土坎折堕河畔修建电厂。然而，康定的现代化之路似乎注定一波三折，电厂濒临竣工时，突然爆发山洪，工程被冲毁。人们又用了1年的时间，才终于再度筹足资金，将电厂重建起来。然而，直到1939年，美明电灯公司还是难以维持全城的照明，虽然普通人家大多装了电灯，晚上还是得点着油灯摸索，才能找到电灯的位置。

中国人从来都担心自己被边缘化，每一次向边疆的谪迁，都令人流涕绝望，人们一门心思地遥望着帝国的中心，希望成为世界中心的一部分，而要营造边城，除非真到迫不得已。年轻气盛的刘文辉更不例外，他忙着开疆拓土。历代英雄们的血液在他的血管中自然熨帖地流淌着，他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将中国最显赫的那些城市都攻占下来，从此坐享其成，而不是苦心料理一些襁褓中的小城，将它们抚养长大。这似乎不是一个乱世枭雄应该做的事情，乱世枭雄应该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用铁蹄来证明自己，杀戮与毁灭，而不是卑微地建造。

帝国的鸡肋

这片偏僻、广袤、贫瘠而棘手的边境，一度被朝廷视为鸡肋，难以下咽，又不便放弃，更吊诡的是，稍不留神，还可能被它梗住喉咙。生活在遥远的帝王和将相们对于它既没有憎恨，也缺乏想象，它就像那些隐遁在远天的晦暗的星辰，除非偶尔擅自闯入帝阙的轨道，让人们不得不猜测它的回归是否意味着灾异的降临，否则，更多的时候，连最英明敏锐的占卜师也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对它的漠视与遗忘。

历代治理边疆都非常棘手，不仅需要从政治和军事上增强话语权，还需要拿捏经济的潜在影响力，巧妙地进行文化的渗透。而自从西康进入帝国的视野以来，它的局势从来就是一团乱麻。就像汉历和藏历，看起来有些相似，分别奉行着天干地支和五行地支，然而，这种差异又分明如同泾溜之别。它不是一局简单的翻花绳游戏，没有人相信，自己仅凭双手就能破解它。民族、宗教、生活和风俗的各种矛盾，都潜伏在日常生活的底层，细微而持续地撕咬，动辄造成剧烈的位移，稍不留意，就可能天崩地裂。

在这种微妙而险峻的情势中，康定维持着自身的繁华。它是汉藏之间心照不宣的临界点。元代将黎雅划归陕西，打破了内外的界限，贸易中心转移到康定所在的打箭炉，茶马贸易“交易数百年，番不知有成都，汉亦不知有打箭炉”的历史终于过去。此后的数百年间，汉藏商人们彼此保持着默契，双方的贸易都到康定为止，绝不会向对方的地域再逾越一步。

这座城市还被赋予了另一重涵义，朝廷在打箭炉设置明正土司，红教喇嘛寺。一时成为朝圣的中心，“昔明正土司盛时，炉城俨如国都。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辐凑，骡马络绎，珍瑰荟集。”朝圣与纳贡促成的人口流动，最终使商业在这片寸草不生的土地扎下根，药材贸易取代了荼马贸易，这座小城迅速喧腾起来，“八十年中，炉城突由小村，成为巨市；商业霸权，全在陕商掌握。”

不过，城中尽管设有不少专门用以接待朝见者的锅庄，常住人口却一直极少并且增长缓慢。直到明代，这里还是只有十几户人家，清初建黄寺之后，住户增加到三十多家，雍正八年(1730年)，朝廷在这里设置打箭炉厅，把康定列为厅衙办公地，陕西商人和四川商人更加频繁地涌入康定，城市人口才终于增加到百余户。商业塑造着这座城市的内在格局，沿着城市河道的两岸，伸展出许多街道，南岸的蜂窝街、大石包街、马市街，北岸的营盘街、诸葛街、老快街，都清楚地表达着这座城市的特征，商业之手终于将一座驿站改造成典型的边陲经济中心。

与汉人重农抑商的传统不同，商人在这片边陲之地地位极高，仅在土司和喇嘛之下，属于贵族。上层商人“充本”，甚至就是由喇嘛和头人充当的。即便是那些社会底层的行商，也会得到民众普遍的尊重。商人们享有一系列特权，不必当差，也无需缴税，商队到达哪里，就可以在哪里放牧。

然而，尽管汉人进入康定已逾两百年，通过频繁的贸易，诸多新奇的器物涌入边城，却丝毫没能动摇这座城市固有的信仰与生活方式。千年以降，生活在这里的藏人依然恪守自己的宗教。在临终前将毕生辛勤劳作积攒下的全部财产捐献给寺庙。而数量庞大的喇嘛不仅控制着人们的思维，还掌握着大笔财富，大寺随时都可以召集起一支惊人的军队，与中央军抗衡。

乾隆时代之后英国人的介入，更使得这里的局势晦暗不清。英国侵占印度之后，所处的高原地带，就被英国视为在海路之外两面夹击中国的跳板。帝国眼中的鸡肋，在英国人口中，却咀嚼得津津有味。英国不断地怂恿并支持上层谋求独立，驱赶藏区汉人。朝廷只能将这片边境看作一块溃烂的疮疤，任凭它间或流出脓血。只要不危及大局，便只好听之任之。何况，西康的问题，从内外交困的隔着千里暮霭远远地望过来，无论如何都算不上紧迫而致命。

隐匿的伤疤

这种妥协一直维持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川督锡良与将军章哈布在奏折中严肃地提醒：“边事不理，川藏中梗，关系至大。过去藏秦瞻对，川不能救，英兵入藏，川不过问，藏危边乱皆边疆不治，道途中梗之所致也。乘此改土归流，照宁夏、青海之例，设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可以一劳永逸。”突出川边的地位，不仅能解决其本身存在的问题。也能顺势充当制衡风潮的一道闸门。

战功卓著的赵尔丰立刻获得拔擢，从三品道员直接赏赐头品顶戴，册封为川滇边务大臣。朝廷划出一片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延伸的过渡区域，由赵尔丰管理，东起打箭炉，西到藏边，南北则从云南的维西、中甸直达青海玉树。赵尔丰把驻地设在打箭炉厅，改名康定府，这座城市在赵尔丰手中开始了新一轮营建。

励精图治的赵尔丰被认定为经营川边最成功的封疆大吏，他干脆利索地命令川边改土归流，一面镇压叛乱，一面恢复经济。还方便于民众。土司的权力被剥夺后，遍布城中的锅庄失去了传统的功能，转而完全变成接待汉藏商人的旅馆。锅庄主人开始直接出面，充当翻译，沟通双方的交易，从中获利。锅庄的衰落暗示着，这座城市的朝圣功能终于完全让位于商业。

然而，暴动仍在频繁发生。在赵尔丰主持川边事务的七年间，他几乎马不停蹄地忙于四处平息叛乱。疲于奔命。这些此起彼伏的起义，令赵尔丰几乎无心全力推行他的“经边六事”，他习惯于快刀斩乱麻的武夫性格，更是不断地给他带来新的麻烦，他越急于解决西康的争端，惩治那些起义的土司和喇嘛，反而越令局势失控。尽管如此，赵尔丰还是为川边留下了“设治三十余县，兴学一百多所，拓地千余里，各项要政，粗具规横”的政绩，不仅前无古人，甚至也被认为终将后无来者。

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之后，他的继任者傅嵩上疏奏请朝廷设立西康省。西康的名字源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边境乃古康迪，其地在西，拟名日西康。”傅嵩比他的前任更明确地提出了设置西康省的意义所在，“边地与毗连，与强邻逼处，外人狡焉，思启封疆，几不以藏为中国属土，殆因藏来建省，名义未定之故，兹边地即为康地，康藏原有攸分，应将疆界照旧划定。以康建省。”然而，对于这个建议，朝廷尚未来得及仔细考虑，保路运动已经席卷四川，赵尔丰悲剧性地成为朝廷的替罪羊，他坚决不肯拥兵独立。反而被革命军视为祸根。赵尔丰至死也没有想到。将他引向彻底失败的，并不是他预期中的那些“不读诗书，不习礼义，性情剽悍，好勇喜斗，畏威而不怀德”的异族敌人，而是他的汉族同胞，那些潜藏在城市深处的革命军。赵尔丰被乱军扑杀，率兵前来驰援的傅嵩也很快被俘，傅嵩拒绝加入革命党，也不肯归附袁世凯，最终被遣送回乡。

赵尔丰和傅嵩炼相继撒手西康之后，他们当初精心安置的各级官员。都得不到民国政府的承认。只能四散而去。而革命军虽有暴力革命的冲动，却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更没有建设边强的渴求。这些年轻人宣称信仰“三民主义”，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连孙文的原著都没有完整地读过，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理想的忠贞，他们以憧憬未来的姿态来抹杀昨日，像耍急于擦掉一块污渍那样洗去赵尔丰刚刚开始的事业。西康开始长年群龙无酋。再度陷入一片荒芜，又成为新时代的一块隐匿的伤疤。

与此同时，政局的每一次徽微动荡，带给川边的余震都是惊人的。民国元年，是汉历的壬子年(木鼠年)，在藏历则为水鼠年，诛杀了赵尔丰的新任四川总督尹昌衡刚刚升起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宣布独立的消息已经横扫周边诸省，四川、西康、云南、青海随之震动。尹昌衡被袁世凯任命为西征军总司令，率军前往。西征军来势汹汹，英国不得不暗中斡旋，对袁世凯软硬兼施，以承认他的政权为条件，要求他下令停止进军。尹昌衡旋即被袁世凯召回，不久被软禁到北京。

一年后，局势再度急转直下。印度西姆拉会议明确要求将分割为内藏和外藏，外藏宣布独立。这次会议不仅震惊中国，连日俄两国也开始担心英国占有的利益太多，提出抗议。在重重压力之下，袁世凯最终没有在协议上签名。虽然没有被瓜分，然而，原本在赵尔丰时代有条不紊的川边建设之路，还是伴随着的持续动荡和政府的失语，而变得愈发曲折起来。此后。割据四川的军阀们开始忙于争夺重镇成都和重庆，无人关心边城康定的存亡，它随时都可以成为被弃置的那枚棋子。刚刚起步的西康再度沉寂下去，尽管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它早已习惯了沉寂。康定人刚刚为了电灯带来的些许光明欢呼雀跃，就被立刻告知，那些已然触手可及的希望其实只是一时的错觉。这些地处边陲的城市，在现代化的曙光熹微之中与那个传说中的世界蜻蜓点水般擦肩而过，又被重新抛回历史的长夜。直到1929年傅嵩在故乡弥留之际，依然没能听到关于西康的任何好消息。

孔孟与佛陀

一场意料之外的失败，令刘文辉不得不重新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

1932年，刘文辉和刘湘反目，叔侄之间爆发了终结四川乱局的最后一战。他们各自以成都和重庆为据点，招兵买马。战局对刘文辉并不乐观，刘湘得到了的支持，刘文辉几乎腹背受敌。最致命的是，刘湘控制着重庆，也就意味着控制着进入四川的水路，他劫下了刘文辉通过水路运输的军火，这条黄金水道还为他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式武器和物资给养。刘湘的大后方并不是重庆，而是整个中国，刘文辉所能凭借的，只不过是四川的半壁江山。开战过半，胜负早已立判。

刘文辉一路败退，最终率领残留的12个团逃往西康。刘湘接到刘文辉的通电“驰赴西康，致力国防”之后，没有再继续紧逼。进入荒芜的川边作战不但劳民伤财，入不敷出，而且可能一不小心便触发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何况，没有人相信，这片贫瘠而混乱的边城，能成为东山再起的筹码。

伴随着致命的挫败，刘文辉度过了四十岁的生日，当地的神父告诉他，“生命始于四十”。他终于过了以为“祖宗不足法”的年纪，开始仔细咀嚼并回味祖宗之法的真切含义。留在他手中的牌已经很有限，甚至彼此之间都相互制约，他不知道应该先出哪一张。痛定思痛后发现，刘文辉决定重提那个已经被搁置了十几年的计划――西康立省。他只剩下面前贫瘠而杂乱的川边――十一个半县。除了将它重新妆扮起来，他别无选择。

刘文辉不得不像条溯游的鱼那样寻找西康的历史。他的口中仍然闪烁着那些川中豪杰的名字：“诸葛亮南征，首先定下一个原则，是‘俱服其心足矣’!后来七擒孟获而不杀，确有他的见地。”然而，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也无法给他直接的启示。在西康，刘文辉惟一能真正回望的背影，只有赵尔丰。可是，赵尔丰最终也功亏一篑。

赵尔丰的失败，令刘文辉极为困惑，他不明白，以赵尔丰的文治武功，为什么最终还是未能在西康这片死水中搅动起丝毫的微澜。刘文辉开始为了这个问题寝食难安，他渐渐发现，赵尔丰之败，在

于“过于看重武力，一味厉行威服政策，故兵力一懈，康民受藏方鼓动，即乘机起事，赵、傅两氏艰难缔造的事业，因此受到莫大打击”。所以，赵尔丰当初认为西康人“畏威而不怀德”，刘文辉却坚定地打算反其道而行之。他用一个例证来描述自己对治边的感-晤。“据我考察所得，西人也有传教至夷巢里面去的，为夷人改善生活礼俗，并用英文字母将夷语译成文字，而夷人不特不仇视西人，而反尊重西人如父母一般，问其祖国，甚有说是英伦者，有说是伦敦者。我从这个事实当中，启发出三个要点：一，不患边民之‘不怀德’，而患我之‘无德可怀’；二，不患边民之不与我‘同一’，而患我之不去‘化’；三，不变边民为国民，边民可能为他国之民；不变边土为国土，边土可能变成他国之土。”他这样奉行着对少数民族的战略，也小心翼翼地应对着与英军暗中对峙的局面。他不仅面对着比历代治边都更加强大的敌人和复杂的局势，而且，与历代治边者相比，他的弱点也更加明显。他缺乏国家意义上的实际支持，很多时候，他所能依靠的只有一己之力和西康一隅之地。中央政府所起的作用，有时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成为阻碍，英国人或者达赖的任何一封发往南京的电报，都可能令他和他的十几万人马进退维谷。

刘文辉开始细细咀嚼赵尔丰经略川边时提出的“经边六事”：练兵，兴学，通商，招垦，开矿，发展交通。这六事其实都无外乎中国历代治边的传统措施，只不过具体实施起来，却差异巨大。赵尔丰的“六事”经过刘文辉和他的幕僚孙际旦的总结和发挥，最终发展成为《建设新西康十讲》。在每一期培训西康省各级官员的雅安省训团课堂上，刘文辉都会用长达四小时的时间，亲自向他们宣讲这些政策。刘文辉是个出色的演讲者，虽然出身行伍，却并不是一个乏味的战略家，他每每在这些枯燥的施政纲领之中，掺杂许多省内外的人事与形势，以致每次演讲都座无虚席。

许多参加过雅安省训团的西康官员们，都很难忘记刘文辉慷慨激昂的演讲和他严肃的表情。他反复强调“三化”(“德化”、“进化”和“同化”)之于西康的意义，在论证“德化”时，他会引用《论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日：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他分析这段话，“是说明威服政策不如德化政策有效，这个道理，非常显明。因而政治的根本要求，在一个‘定’字。古人谓天下如何才能统制，则曰‘天下恶乎定’?但是只要以杀为能事，就会演成循环的仇杀，当然就没法‘定’了。”在论证“同化”的意义时，他又会引用孟子的“定于一”，“所谓‘一’者，就是整个的意思，而与‘分化’之义，可谓恰恰相反。”孔子和孟子在刘文辉的口中反复出现，像些无法赶走的幽灵。

人们很难相信，这个孔孟的当代代言人，仅仅在十几年前还曾趾高气昂地宣称“祖宗不足法”。在边境问题上明确地以孔孟之道为依托，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创举，问题在于，刘文辉重提孔孟的时候，民国早已进展多年，整个中国都在西潮的喧嚣中沸腾，孔孟早已被打倒在地，经历了屡次的践踏，从文人到政客。无不希望用西式的思维来装饰自己，一些夹杂着卷舌音的新名词动辄从人们口中溜出来，是一件像蒙童背诵《三字经》、《百家姓》那样自然的事情。在这样的时刻，刘文辉却试图用中国古老的治世哲学来解决西康问题，来应对佛陀的诘问，看起来何其格格不入。

然而。当那些从西康各地贫瘠的县城和乡村赶来的年轻官员们，仰望着讲台上已经步入中年的刘文辉用四川话兴奋地讲述着他的那些治理西康的经验与理想时，依然很难不为所动。他那么循循善诱而又语气温和地描述着他的理想，看起来并不像一个踏着血路而来的将领，倒像个好心而聒噪的医生，不厌其烦地向人们念叨着他自信能治愈西康痼疾的药方。他希望这些年轻人将理想背负下去，到西康各地播下种子。

西康之路

四川大学教授任乃强曾在西康进行过长达一年的漫游和考察，他甚至娶了一个藏族女子为妻，一面学习藏族语言和文化，一面尝试对妻子进行汉化的可能。对于西康建省，任乃强有着一整套理论，“西康住民，番居十九。故西康省之能否建置，当视西番之是否易于洽化而定。”他认为，“同化番族之捷径，奠如移民实边”。移民不但能够加速汉化，更可以巩固国防，发展实业，一举多得。“故欲调剂西康之产业，当从调和血液做起。欲使西康政治稳固，亦须从调和血液做起。”在他的判断里。康定城就是“调和血液”的一片极佳的中间地带，“打箭炉地介川康，汉番杂处，其俗在华藏之间。”这里既过汉族的传统节日端午、中秋、重阳，也过藏族的节日娘娘会、放生会、跑马会、盎雀寺跳神、多吉寺跳神、城隍会。在这种民族混届的地带，汉化势必更加容易。

任乃强甚至天真地想象，假设有―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每年向西康境内迁徙一百万人，汉化的进程必将非常顺利，西康问题也将迎刃而解。然而，作为一介书生，他自己也知道这只是梦幻泡影，“惜中国近况断难致此。回顾四千年来，华人外延历史，亦未曾经如此途。”

任乃强的困惑，同样是刘文辉必须面对的选择。

赵尔丰经营川边时，曾专门培养过汉化事业的人才。他在成都创办藏文学堂，招募了八十多名各县生员学习藏文，还在各县创办了两百余座小学。两年后，他把藏文学堂的毕业生送到这些小学，由他们来教授汉语。然而，这些毕业生只会写藏文字母，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根本无法当此重任，他们对藏族学生强行灌输汉文，最终适得其反。民国开元之后，尹昌衡也在成都创办了类似的学校，然而，一年后，随着他的调离，学校最终被合并，最初的成效戛然而止。

刘文辉和他们不同，他不仅试图从语言的角度上解决西康的问题，他还打算从行政、财经、文化、思想全方面入手。他设置了一个专门的部门――边务处，邀请一批熟悉边境的政客和学者，专门处理这些棘手的边境问题。他深知人才的重要，在他麾下，拥有全国十几个省的大学生，以及从欧美和日本各国同来的留学生。这片荒凉的边疆之地，原本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吸引力。

刘文辉还创办了一系列培训班，包括边政人员训练所、县政讲习班、财政专门学校、财政人员培训班、合作人员培训班、汉藏语文传习所，针对西康的具体问题，培养了一批各领域专业人才，这些毕业生后来成为西康各地的骨干。抗战期间，当国民政府的中央训练团要求各地也建立地方干部培训组织时，这种举措在西康早已被刘文辉运作的轻车熟路。西康的省训团虽然是响应中央号召而建，意在灌输统一的思想，的权威其实却蔓延不到这里，刘文辉早已在西康的年轻人心中布下天罗地网。

西康的省训团不啻于治理西康问题的黄埔军校。被许多黄埔出身的将领们尊称为校长，刘文辉也不肯让他的下属们称他为主席，而是团主任。从第一期到第六期培训班结束，他都要和每一个参加培训的学员交谈，尽管留给每个人的时间只有两三分钟，而谈话也大多只是浮光掠影。然而，他依然因此获得了各级官员的狂热爱戴，回到各地后，他们依然会在写给刘文辉的信中与他师生相

称，他们也热衷于给他写信，因为他们时常能收到刘文辉的回信，偶尔见面时，刘文辉甚至可能引用他们在信中的某些观点，对他们所在地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后来有人考证，刘文辉并没有亲自阅读所有的信件，更没有亲笔回信，他让秘书对所有信件进行摘编，将主要观点整理给他审阅，他得以对地方的情况和官员们的最新动向都能提前有所觉察，而他的回信也是秘书们的。但这丝毫不影响刘文辉的权威，反而增加了他的亲和力，尤其是对各地时局的全面掌控。

刘文辉的这种习惯，其实早在他领兵打仗时就已经养成。在他叱咤四川的时代，整编的队伍时常比他原有的军队人数还要多，为了改变这种“干弱枝强”的局面，他创办了各级军事学校，通过培训和思想教育，与各级将领建立起介乎官兵和师生之间的关系，这种秉承多年的经验，保证了西康之路的进程。

所以，尽管刘文辉的《建设新西康十讲》并没有超出赵尔丰预想的范畴，只是更加细化，更加切中要害并落在实处而已，然而，刘文辉仍然能够依靠这些赵尔丰留下来的精神遗产，统治西康长达二十年，其间虽然不断遭遇来自藏人和政府内部的挑战，他还是有惊无险地屡次平安度过。将西康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并依靠局势的稳定，促成了西康的全面繁荣。

一串佛珠

对刘文辉而言，“三化”并不意味着委曲求全。

1930年，为解决大金寺和白利土司的争端，刘文辉前往调停，最终率军与大金寺开战。在达赖的要求下，国民政府命令刘文辉停止进军，听候中央处理。次年2月，趁刘文辉部守军筹备新年之际，藏军和大金寺却联合发动强攻，刘文辉被迫率军后撤。6月，中央特派员到达康定，然而。“九・一八”的爆发使国民政府首尾难顾，要求特派员“从速和解”，那些屈辱的停战条件，令刘文辉极为忿恨，条约的签署一直拖延了半年。此后，缓过一口气的国民政府终于授命刘文辉全权解决“大白事件”，刘文辉决意起兵，“以武力收复失地”。刘文辉所向披靡，一举收复甘孜、瞻化，将藏军驱赶到金沙江以西。尽管此时甚至“不难一鼓而下昌都”，然而，面对藏军派来的使者，刘文辉还是答应和议，“自有是役而后，藏人始知畏威，不敢萌东侵之念”。

此后，刘文辉又轻松平息了1935年的“诺那之变”和1936年的“再复失地”，尤其是后者，在刘文辉的严辞抗议下，蠢蠢欲动的藏军居然主动撤兵，“藏兵退后，并派代表来康定通好，康藏关系，反而因此逐渐好转”，刘文辉颇有些得意地宣称，“此次收复失地，兵不血刃，与‘大白事件’之军事胜利，使藏人为我军声威所震慑，确有莫大之关系。”

于是，三年后，当班禅行辕卫队在甘孜再度发动，以康人治康为名煽动两千藏民追随时，刘文辉对平定这次动乱早已成竹在胸。西康的发展有目共睹，百姓不但深受其惠，对政府也充满信心；同时，刘文辉自己与西康各地的高僧大德以及土司头人都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他深信，他们“对我个人的信念，亦与曰俱增”。他早已找到平定叛乱的方法：通过向民众广发宣示，以正视听；派兵征剿，防止事态扩大；同时借助喇嘛和土司头人的力量介入战事。果然，甘孜叛乱两个月后，就被顺利平息。

然而，几乎不战而胜的刘文辉仍然向他的官僚们不厌其烦地推进着“三化”的理念，他清楚地知道，一时的威服固然畅快，却难以长治久安，“三化”才能保证边城的根基。“威服政策，纵然得到一时成功，转瞬就会一败涂地，功亏一篑。为了根绝循环报复的心理与行为，为了树立边务千年大计，所以我才确定以德化政策来代替威服政策。”

刘文辉敢于宣称土司头人和喇嘛“对我个人的信念，亦与日俱增”，是有充分底气的。他与赵尔丰最大的不同，在于对边疆的态度。当赵尔丰频繁地举起刀枪时，曾经同样崇尚武力的刘文辉却在被刀枪磨出茧子的手腕上缠上了一串佛珠，沿着脉搏弹击蔓延开的檀香的气息，迅速掩盖了血腥的余味，它们庇佑着刘文辉在这片历来被刻意回避的土地上驰骋自如。人们甚至说，刘文辉手中的一串念珠，抵得上百万雄兵。

早在落难到西康之时，刘文辉就已经看透了自己面对的艰难处境：“康区藏族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信奉佛教。五明以外无学术，寺庙以外无学校，喇嘛以外无教师，所谓文化，即是佛化。其人民精神与物质生活悉受佛法之洗礼与熏陶，因而形成一种少欲知足的人生观，重听行而轻物欲，重未来而轻现实，生活习于固陋，鄙夷现代科学，排拒外来文化，一味守旧，不求进步。”对于世代生活在边陲的民众们而言，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全面进入生命层面的信仰，不仅得益于宗教本身的力量，更在于，寺庙还是学校，甚至医院，它盘踞着生活的各个层面。任乃强当年考察时就发现，“番人之社会教育为喇嘛寺所包办。平民欲学，当以喇嘛为师。其不得接近喇嘛者，仅受家庭教育与训练，亦能保存其民族之美德。”同时，人们生病时，大多也不会去求医问药，而是到庙里求喇嘛，“喇嘛闻疾状，先行占卜，判为某鬼作祟，须念经若干始能禳解。”这些流传千年的信仰与生活方式早已渗透进人们的骨髓。

所以，1935年，刘文辉在《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宣言》中，特地把宗教问题提出来，并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归纳，“喇嘛即为人民师表”，“喇嘛即为人事顾问”，“寺庙即为文化机关”，“寺庙即为信用合作社团”，“寺庙即为仲裁处所”，“寺庙即为人口调节机关”，“寺庙即为恳亲会所”，“寺庙即为傈卫机关”。寺庙在西康人的生活中无所不在，“三化”势必需要在充分尊重民族情感与的基础上，才能顺利进展。汉族同化力虽然很强，然而千年以降，与藏民接壤而居，依然不能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正在于宗教的强大控制力。

刘文辉因此开始研究佛经。在对佛教中黄、红、白三派的理念甄别之后，他选择了西康地区最流行的黄教加以特别提倡，“红、白两派，其教授法多宜于上根人。黄教普遍上、中、下三根，其特点为讲究性相、严守戒律二者。讲究性相，则知识明。严守戒律则行为正。果使人民知识皆明，行为皆正，政治上所得之裨益尚可计耶。”他甚至总结出藏传佛教的三种特性――显密具备、内外合修、大小兼赅，试图将它们与“三民主义”融合起来共同讲述，“须深切了解其宗教文化之情形，在不违反其民众心理之条件下。逐渐以三民主义之精神灌输于彼。使其了知彼等宴为中华民族之一支分，彼以二三百万人之支分，处此世界民族斗争风云紧急之时代，决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全体而独存。三民主义之精神不惟不与佛教文化相冲突，且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特不可操持过切，一概抹煞，以致拂逆其民众心理，挑起种族间之恶感，则犹治丝益棼，终难条理。不惟影响国防，而国家有形无形之损失殆难数量计算矣。”

人们逐渐发现了刘文辉的改变，人们时常会在金刚寺里遇见他。他披着喇嘛的僧袍。安静端坐听讲经，拜佛。他也时常召开僧侣大会，拨款修建寺庙，进行布施，他还几次请人到三大寺进行供养，出资派人到拉萨学佛，他和许多藏族的高僧大德都保持着极好的私人关系，并通过他们与拉萨政教的重要人物也建立起广泛的联

系。他还专门成立了西康佛教整理委员会，来解决各寺庙、派别之间的纠纷。他对佛经的钻研，使得他在与僧人们交往时，被视为同道切磋，而不是别有用心的政客。从孔孟到佛陀，刘文辉不希望“失之虚伪”，功利性地崇佛，“无以促进康民之倾心结附”。他要开创的是“开康省新文化之良机”，所以，他必须首先充分了解西康固有文化的土壤，分析它的成分，了解它的性情，才可能在这片土地上植出新文化的秧苗。

化边地为腹地

1939年，当摄影师孙明经随西南科学考察团进人康定时，他见到了一座襁褓中的现代城市。孙明经将镜头频繁地对准那些在贫瘠的生活中仍然充满生机与渴望的人们，他们忙着制造砖茶，炼硝，造纸，康定的经济在这些琐细的制造业中起步，刘文辉的那些菲薄的理想，正在被羊酪的膻味蒸腾的空气中逐渐成型。

经过长达十年的经营，刘文辉刚刚完成西康建省的创举。西康省面积达35万平方公里，下设33个县，以康定为省会。刘文辉的老对手刘湘早已去世，他重新夺同了成都，而四川的另一座重镇重庆，则被占据，成为战时的陪都。这时的刘文辉面对着更加尴尬的政局，来自国民政府的威胁近在咫尺，他小心地拿捏着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一面要避免他们的触角过多地伸进西康，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曲意逢迎，以免将局势闹僵。他在西康的城市和乡村里到处张贴的画像和国民政府的标语，用“中正街”来命名康定和雅安最宽敞的街道，以此来表达他对国民政府的忠诚。在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中，他集中全力进行建设，希望在这片别人心目中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土地上，开出花结出果来。

孙明经参加过四次万里学科考察，然而，西康的一切仍然令他难以忘怀。刘文辉为西康找到的出路是“化边地为腹地”，军政分离，政教分离，孙明经拍摄的一张照片生动地描述了刘文辉的初步成功，在雅安中学门前，学生们穿着西洋的服饰从中式的传统建筑中穿梭出入，现代化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西康。

孙明经还拍下了西康省政府粗糙的建筑，杂乱的碎砖，坑坑洼洼的地面，他带着疑问离开康定，继续深入西康腹地考察，在一座简陋的县政府面前，他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如此破败，而县里的学堂却造得特别宽敞明亮?县长回答，我当年到任时，刘主席说，如果政府的房子造得比学堂好，县长就地正法。

直到此时，人们才能理解刘文辉崇佛的最终目的，“关于治边之方略，则首谋康藏精神之接近，俾化除隔阂，沟通情感，然后逐渐推行现代政治与经济设施，从事业上予以改进。”激发出这片荒芜之地的生机，才是真正解决西康问题的关键。

在这片和生活方式千年以来保持着稳固的地域，现代化进程或许注定举步维艰。然而，就像人们对电灯的好奇一样，现代化所能带来的凛冽的冲击力，是远远超过早年那些通过陕西和四川的行商们带进西康的货品的。这是一个全面而新奇的世界，一整套新的器物和生活方式，人们最初对它的畏惧，很快就会被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完全冲散。

孙明经参加的西南科学考察团，由转移到重庆的十几座大学的各领域专家构成，他们由刘文辉邀请前往西康考察。刘文辉并不讳言，他希望借助科学家们的力量，考察西康的风土人情，提出切宴的建议，并勘探埋藏于西康地下的那些未知的矿产，以便有针对陛地创办工厂，发展工业。战争对中国是灾难，西康却因祸得福，战争造成的大迁徙，使这些曾经更愿意躲在东部繁华都市里安享生活的专家们，终于有兴趣关注这片被遗忘的边陲土地。

刘文辉发展经济的举措与赵尔丰一脉相承却不尽相同。西康的形势，正如赵尔丰曾判断的那样，必须依靠商人的流动，通过商业自身的逻辑来延续并扩展：“川滇边地，出产皆饶，而日用所需，如丝布纸烛之类，皆需购自内地，必赖商贾畅行，方能贸迁有无，使民称便。”不过，刘文辉却希望更进一步，毕竟，中国东部城市的实业家们营造城市的创举，都已历历在目，而欧美诸国的兴起之道，他也多有耳闻，在一个依靠资本决断的时代，刘文辉希望更大地凸显资本的作用。

然而，西康省内没有资金雄厚的实业家，只有贫农。政府财力极有限，而银行资本也不过三百五十万，还需要应对物价飞涨带来的压力。刘文辉为西康经济找到了两条路，其一是合作经济，其二是吸引外资。所谓外资，其实是华侨和中国其他省份的银行与富商资本。

刘文辉提出。农民和工人可以通过组织合作社，召集社员，募集股款，来向银行借贷，联合开办纺织业、毛线皮革业，甚至发电厂和采矿厂。这样，既不必贱卖自己的产品，也避免了高利贷之苦。他在1938年就成立了西康省农村合作委员会。1940年进行扩充，改为西康省合作事业管理处，从农业和工业双向拉动西康的经济发展。

1942年，刘文辉进一步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意义，在西康这片特殊的地域，他认为，放任经济发展弊大于利，商人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很可能造成不利的后果。一方面，奢侈品云集会败坏风气；另一方面，军工业因利润空间小势必会无人问津。作为一个贫弱的国家，不依靠统一的计划要求，更是难以和世界强国竞争。所以，刘文辉明确提出发展计划经济，他承认自己的观念受到蒋百里的影响，不过，他的所谓计划经济，其实还是希望加强合作，“本人可以断定：只要合作社能够风起云涌地健全成长起来，本省的工农事业都会有办法，都会有走人现代化路线的可能。”

为此，在刘文辉的首肯之下，西康省府委员兼财厅会办李先春将康定的四家企业――美明电动公司、启康印刷厂、裕边实业公司和新康合作社合并，成立康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选择这四家企业，其实是有针对性的，刘文辉试图通过集中精力掌控并发展这一家公司，来逐一解决康定所迫切面临的实际问题。康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设建筑材料部、印刷厂、电器材料部、水电厂，全都与城市建设有关。

而令刘文辉念念不忘的川中豪杰，除了刘关张，还有更早的李冰父子。他曾频繁地用都江堰来论证四川人的聪明才智，他说，连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对都江堰都赞不绝口。刘文辉一面希望鼓舞士气，更希望的则是在西康引入水利灌溉工程，从而最大限度地解决现实的困境。当时代已经不允许他来做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在自己的时代做一个李冰。

康裕宴业股份有限公司很快聘请到曾留学美国的水力发电学专家王志超担任协康水力工程处总工程师兼处长，林德文、王东江、李肇端、李万钧和熊锦源等工程师随即云集康定。经过勘测，他们选定了康定城外十华里的大升航建造水电厂。1940年，水电厂从美国订购了水轮机、调速器、发电机、控制屏以及总长160米的压力钢管，并从昆明、贵阳、重庆、成都等地相继采购了其他设备。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却还是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困境。按计划，从美国购买的机器，原拟在越南河内卸货，工程处再通过滇越铁路运往昆明。然而，货轮从美国启程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占领河内。美国轮船只能改变航线，准备前往缅甸仰光，依然未能成行。最终改道大西洋，在印度加尔各答卸载。此时，中印公路尚未建成。而

空运也没有商办民航，惟一能依靠的，只有航空委员会的飞机。他们以运送军用物资为由轻松地拒绝了康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请求。眼见协康水力发电厂功败垂成，刘文辉亲自赶到重庆，利用人事关系进行斡旋，撒下重金，航空委员会终于同意派巨型运输机将全部电机运到昆明。在昆明，人们把这些机器分拆包装，依靠汽车、矮小的川马和人力，通过艰险的蜀道，最终抵达康定。1944年年底，当孙明经第二次抵达康定时。康定水力发电厂已经建成。

在艰难的局势和在频繁的权力斗争中，刘文辉勉力维系着西康的繁荣，他试图在这片粗砺的土地上播种下更多的希望，急迫地做着各种关于未来的规划。有一天他带着全家人郊游，站在跑马山上，满怀憧憬地告诉大儿子，爸爸以后要在这里建一所大学、一座医院。

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自己真的看到了未来。

就这样吧

1956年，刘文辉在成都的家中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这些身披藏袍的人们说着一些成都人听不懂的语言，他们仍然改不了口，称刘文辉为刘主席，他们还专程带来了藏区的酥油。故友们离开后，刘文辉兴奋地要家人用酥油做糌粑。这顿午饭吃得并不愉快，因为年幼的孙子刘世定实在吃不惯酥油的味道。一向对晚辈很慈祥的刘文辉突然生气了，“这样好的东西怎么能不吃!”大概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他又缓和了一下口气，“不能择食，要养成一个习惯，有饭不论好坏都要抓紧吃饱。”他不能奢望晚辈来分享他曾经的悲欢，就像他也已经很难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一样。此时，他曾用十余年之力建设的西康省，已经不复存在。

1949年12月9目，刘文辉在四川起义，试图“决战川西”的愿望最终落空。刘文辉将四川和西康交给共产党时，西康的人口已经比他刚到那里时翻了4倍多。这里拥有了各级团务学校、师范学校、拉丁学校、医院和孤儿院，他将现代化的微光引渡到这片一直被遗忘的土地上。此后，刘文辉把家搬到成都。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决定撤销西康省，政务由四川省接管，西康的名字从此消失在中国的地图上。

刘文辉也没能在成都一直待下去。1959年，他调往北京，担任林业部部长。他耳边恣睢豪放的《康定情歌》，最终被另一种激昂的旋律《莫斯科－北京》淹没。他从此再也没能回到西康，他只能通过酥油糌粑的味道来回忆自己踌躇满志的青年时代。以及业已无从施展的经边理想，并且，连这种味道于他也渐渐成为一种奢望。他在北京一直保持的习惯，除了学习思想和林业知识，就是念佛，以及用一根两尺长的竹烟杆抽一袋托人从四川捎来的自制烟叶。他总是抽几口就熄掉，过一会儿再点上继续抽。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四川的烟草来之不易，还是故乡的味道过于沉重。

在一个新时代的喧嚣中，已近暮年的刘文辉揣着那些孤独的记忆沉默地踟蹰着，直到1976年结束前去世。据说他在弥留之际，曾反复对家人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刘世定后来把记录祖父的回忆录，命名为《寻常往事》，在他的记忆中，刘文辉只是一个解职以后赋闲在家的寻常老人，他的那些被人不断传诵的传奇都遥远得似乎与他本人格格不入，“解放以后，祖父就逐渐离开了政治，过上相对平静的生活。开会、会客、读书、看报、散步、休假、生病、住医院、给后辈一些关心……和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走他们的生活之路。”

刘文辉的故事很快就被遗忘了。2006年，人们在民间苦寻多年，才终于找到一本刘文辉在1943年印制的《建设新西康十讲》，这本用马粪纸印刷的小册子，“纸张黄黑粗糙，字迹模糊不清”，因为当时“处于抗战最艰苦时期，一切服务于前线，后方物资相当匮乏，从简运作”。当年在西康政界，这本小册子曾像佛经一样流传，然而，半个多世纪后，它和西康的名字一样，早已消失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人们已经很难从这些粗糙纸张上的模糊字迹里，辨识出刘文辉当年慷慨激昂宣讲这些举措时的表情。年长一些的人们偶尔还是会唱起“跑马溜溜的山上”，这座曾掩埋过一代人铁血记忆的城市，仿佛只剩下张家大哥和李家大姐这两个汉族男女之间欲说还休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