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警惕运动式发展思维

运动式发展,需要权力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这就难免造成“替展”、“被发展”的问题

警惕运动式发展的思维

有点年岁的中国人对运动式发展都不陌生:大规划、大目标、大动员,长官意志,重视快速、当下、可见的成果,而忽略长期、扎实的综合性的社会谐调发展。

运动式发展,需要权力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这就难免造成“替展”、“被发展”的问题。需知,建设新疆、发展,说到底是在中央宏观指导、内地省区帮助下的新疆各族人民自我、主动的建设与发展。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可能抑制当地人民自觉、主动的精神,让其产生依赖、理当索取而又“被施舍”的矛盾心理。

运动式的、以权力主导推进的发展,往往可能强化权力的强度,使得本来就缺少公民束缚的权力更加膨胀,再加之国家资金投入的大增,从而带来更多腐败的机会和资源。腐败问题在内地普遍存在,而在新疆也不是什么希奇事。如果只重视资金投入和建设发展,而忽略公民对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设与完善,那么国家和内地省区大力的援助,最终会有不少可能落入个别官员或机构的口袋中。这样的情况,在等其他欠发达地区的援助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重项目建设、轻环境保护的问题是否也会在新疆发酵?

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新疆稳定为直接目标的新一轮新疆建设,如果过于重视经济数量指标,过于强调发展速度,很有可能在实际展开的过程中,将自然、文化生态方面的考虑排挤掉,从而加深、加剧新疆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生态危机。这个方面的问题相对复杂,需要多说几句。

稍微了解新疆的人都知道,虽说新疆面积很大,总面积166.4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但适合于人类生存的绿洲不过全疆面积的4%左右。由于不断地移民和当地一些少数族裔不重视或不习惯计划生育,人口大增,加之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新疆生态压力日益严重。如果缺乏明确、具体、刚性的环保指标要求,那么“跨越式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大提高,恐怕会给新疆乃至于全国的生态都带来灾难。

比如说,虽然此次内地19省区的对口援疆,相当部分的资金将直接用于改善民生的工程上,但为了增强新疆经济的造血性能力,将新疆的资源优势,转变成产品加工升值优势,肯定有必要进行一些工业项目的建设。那么中国普遍存在的,重项目建设、轻环境保护的问题是否也会在新疆发酵?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高消耗、高污染的内、外资企业,是否会乘新疆跨越式发展的契机,以帮助新疆发展的名义(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转移到新疆来?虽然,政府、有关部门一再宣称,绝不会为了暂时的经济效益牺牲环境,但到时,在利益的驱使和“跨越式发展”的催促下,权力部门关于环保的信誓旦旦,恐怕只会飘散于臭气、臭水中吧?

再有,作为边疆少数族裔地区,具有与内地欠发达地区不同的族群文化生活习惯,如果在帮助新疆建设时,对此只有口号、宣传性的强调,而缺乏真正足够的重视,缺少对地方文化具体、深入的了解,只重视一些形象工程式地文化保护,那么也很可能造成珍贵的地方传统文化的破坏,伤害少数族裔的文化尊严和情感,并给别有用心者提供破坏族群团结的机会,从而危害边疆稳定。

虽然有些信息表明,近来政府有关部门和官员对此方面问题的认识有所提高,但仍然不够。他们往往只强调分裂分子别有用心地利用、宣传,而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已经成为普世性的价值。因此,他们的不当言行,往往客观上给别有用心者提供了攻击国家的“子弹”。

不要自以为是地按照所谓“现代化”模式建设新疆

中央在调动有关省市大力援助边疆建设上具有优势,另外对口援疆建设在政策、资金、技术、干部、观念等方面也都必然以内地为主导,如果这些新疆之外的诸权力、能量要素的拥有者,只重视物质生活水平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自然无暇下气力研究对口援助地方的复杂、多样的文化生态,就难免自以为是地按照所谓“现代化”的“科学”模式,来建设、发展新疆。其结果,不仅可能破坏被支援地原有的传统文化生存生态,而且还可能造成新的、更为被动的贫困问题。

比如说,南疆许多维吾尔族的生活社区的建筑格局,本身兼有居住、生产、生态、邻里情感群体互动“四位一体”的功能。这种情况,在内地的不少农村地区也存在,而新疆少数族裔特有的宗教文化传统,又使得这种复合性的社区居住功能更为重要。

但是这些地方的民居,一般多为土木材料建筑,且不少还年久失修,用我们习惯的标准来看,的确相当不方便、不卫生,甚至不安全。因此,它们很可能会被列为整修、改造的对象。但是如果我们的领导、对口援助者们,简单地按照内地的(如内地“小康村建设”的)模式、标准来改造这些地方的住房、社区,那么很可能就会破坏传统社区原有的“四位一体功能”。这样一来,原来的居民,不仅将失去相对更为自主、自立的生活、生产的循环能力,而且也将失去传统的家庭、邻里的心理情感寄托,从而带来双重失落。对此缺乏应有的警惕,只注意暂时性的脱贫、脱困、安居、小康指标的完成,那么很可能在将来造成一些新的身体和心理的“现代化的盲流”。(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研室主任、教授,曾在新疆长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