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遏制校园暴力

中关村二小霸凌事件再次将校园暴力话题推上舆论高峰。专家指出，校园暴力、低龄未成年人恶性刑事案件增多，简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并不可取，应建立专业少年司法队伍、引入社工组织、加强心理辅导等多管齐下。

2016年12月中旬以来，一篇题为《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的文章在网上广泛传播。文章作者称，自己是一位母亲，儿子是中关村二小的学生，刚刚满10周岁，在学校遭遇校园欺凌。

近年来，中小学生围殴、虐待同龄同学，甚至殴打老师的新闻屡见报端，引起社会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国务院总理曾对校园暴力频发作出重要批示：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校园暴力频发，不仅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

面对不时出现的校园暴力事件，我们不禁要问：用什么遏制校园暴力？

能否调整刑事责任年龄

“怎么会有学生6分钟被扇了38个耳光？为什么有那么多女孩子对同学施暴，而且去网络上‘炫暴’？校园暴力频发，我们需要更多的大学，还是更多的监狱？”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任何兵在2016年6月的一次校园暴力研讨会上提出这样的问题。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发生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中，14岁至16岁年龄段所占比重逐年提升，至2013年已突破50%，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

我国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就是说，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用负刑事责任。

“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30多年没有变化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认为，有的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已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原本也坚决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但调研2015年发生的湖南邵东县杀师案时发现，几个孩子的作案手法表现出很强的反侦查能力，连侦查人员都误以为是老手作案。”

郭开元说，这几个孩子最后只是被送到工读学校，没有其他的手段进行惩罚。

他认为，立法机关应该启动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查。即使不降低，也可以通过其他措施弥补，比如规定“恶意补足年龄”等例外条款，“对未成年人犯罪要宽容但不纵容”。

何兵不赞同这种做法。他介绍说，美国的未成年人犯罪从9岁起就可以被送进教养所，甚至1997年曾有10多万名青少年被收容，但这种做法的效果并不好。美国被教养所收容的青少年，出来后5年内重新犯罪率高达77%，“这些孩子基本上终生就在监狱里来回”。

何兵在瑞典时了解到，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会被关进监狱。瑞典的监狱长告诉他：“孩子需要家庭和社会监护，他们犯错是家庭和社会失职，怎么能惩罚孩子呢？看守所不可能把孩子教好，将来还可能犯更严重的罪。”

何兵认为，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必须慎重，这不仅是保护未成年人，更是保护社会。

在2016年6月初举行的“少年司法改革与法律体系完整”研讨会上，不少从事未成年人司法研究的专家反对因校园暴力频发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不是社会群众对于极端个案的情绪发泄窗口，14周岁这一年龄的界定是经过历史检验，符合我国国情的”。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杨兴培表示：“目前我国并没有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情况作系统统计，只是看到几个极端案例，不能单纯地以偏概全，以此作为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据。”

同时，杨兴培提出，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改还涉及刑法的立法技术问题，刑法以14周岁作为未成年人和具有独立意志成年人的分水岭。“凡是没有达到14周岁的，我国刑法都认为其没有独立意志，作为一种特殊对象保护起来。成年人对他们的侵犯，不管同意与否，都可以判为罪、拐骗儿童罪、猥亵儿童罪等。”

在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看来，从社会防卫的角度来说，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是不理性的。“过早让孩子接受刑法处罚，贴上罪犯的标签，这种孩子日后更有可能犯更严重的罪。”

但姚建龙认为，对待孩子犯错误要有一个底线。“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两个极端，第一是一罚了之，第二是一放了之，缺乏中间的过渡措施，要用教育性的措施去替代刑罚。简单地说，就是孩子生的病要用孩子的药物去治疗，不能用成年人的药物去治疗。”

成人社会影响青少年暴力观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多年研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他认为，治理校园暴力首先要在校园内部“依规治理”，让学生参与规则的制定，引入双方家长交流、恳谈会等冲突解决方式；或者让施害者在学校进行社区服务，而不是简单地惩罚，否则，“处理完了，孩子基本上也就没法儿待下去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处长杨新娥从事了10年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她在办理案件中发现，那些参与校园暴力的孩子的父母有两种极端，一种是工作非常好，社地位很高，但是太忙，没有时间与自己的孩子交流；另一种就是社会底层的，没时间或者不知道怎样与孩子沟通。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这样的家庭并没有教会孩子怎样与别人交往，甚至没有教会他们正常做人做事的规则和是非观，这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包括校园暴力的重要原因。

“校园暴力中，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也占较大比例。”郭开元在调研邵东杀师案时发现，3个未成年嫌疑人长期在网吧玩《穿越火线》《英雄联盟》等网络暴力游戏，案发当天因没有钱，在杀人并抢走被害人手机和现金后，又返回网吧接着玩游戏。

在郭开元看来，未成年人判断力比较弱、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加之缺乏社会经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冲突时，容易模仿虚拟游戏中的攻击行为，用暴力解决问题。

山东成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星认为，校园暴力的发生其实是成人社会出现了问题，因为儿童最重要的心理是模仿，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爱的世界，他就会有爱，而生活在一个丛林规则的世界，他表现出来的就可能是施暴，欺负弱者。

皮艺军提出，“社会本身对于暴力的理念存在普遍误解，成人世界崇尚暴力、容忍暴力，这种观念的扭曲一定影响到孩子。”

社工进学校可发挥更大作用

对于如何防范校园暴力，首都师范大学社工系副教授席小华认为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香港每个学校都有一名驻校社工，在和孩子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上，甄别孩子的需求，做深度介入。“我建议通过驻校社工制度的设计和服务体系的搭建，解决校园欺凌问题。”

“社工已经助我们帮教了1200多名未成年人及其家庭，他们可以进驻学校，发挥更大作用。”杨新娥提出，社工与学校心理老师最大的区别就是心理老是被动的，只有求助才能获得帮助，而社工是主动地参与学生生活。

席小华说，目前需要搭建青少年社工服务体系，对施暴者和受害者进行系统的干预。但是，我国尚没有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社工服务的介入没有法律依据，经常面临尴尬。

她建议，应该设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在现有制度上也进行职能转型，让公职人员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席小华提出借鉴香港的警司警诫制度，“警司警诫制度是孩子侵犯行为发生后，警司会对孩子进行训诫，第一次训诫后会告诉孩子还有一次训诫机会，第三次就会被送上法庭，经训诫后，会有软性的社工服务介入。”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校园暴力案件中不仅有校内学生，也有校外闲散青少年，公安机关应依法处理校外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还要对经常欺凌其他人的校内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教育。

此外，他提出，检察院和法院也要有效参与校园欺凌问题的解决，司法机关可根据父母或者学校的申请来决定是否送孩子进入哪类专门学校接受教育。

“建立分层级专门学校制度，能有效解决未成年人出了问题没人管、没地方去的问题。”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宋英辉认为，对于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如杀人、重伤害、等，但没有到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应该采取较为严格的管束，配备专业心理人员、社工，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和行为干预。

在此次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关村二小霸凌事件中，微博上的一项调查结果让剑桥大学心理学博士、优儿学堂创始人苏德中非常担忧。

在“孩子在学校受欺负，应该打回去吗”的调查中，约有1万人参与投票，其中6成人赞成。“这么多人支持‘打回去’，作为心理学家，我是坚决反对的。‘打回去’带给孩子的，除了批着‘强大’外衣的‘以暴制暴’的错误观念，更是深层次的心理伤害。”在题为《打回去，霸凌就会少吗？》一文中，他如此写道。

苏德中认为，从心理学角度看，发展孩子的社交技能，培养他们应对“不公平待遇”及情绪管理的能力，才是预防霸凌的根本。而第一步，是细心了解小孩的变化。

“2010年美国教育发展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64%的孩子被欺凌后，并没有告诉其他人，只有36%的孩子，在事后选择寻求帮助。所以，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的行为变化。比如，一向外向的孩子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一直成绩优异的孩子成绩突然无缘由地大幅度下降，一向不乱花钱的孩子突然向你要额外的零花钱等等，对于这些反常的信号家长们要警觉。”

如果欺凌已经发生，家长该如何应对？“要从孩子心智能力入手，让孩子站起来，学会处理冲突，建立自信。”苏德中认为，“在第一时间，家长保持冷静情绪非常重要。接着，你要感谢孩子说出来的勇气和对你的信任。最重要的，是共情孩子的感受，接纳孩子的反应。”

“总之，传达给孩子‘你是不能被欺负的’‘父母永远在你身后支持你’‘我们一起想办法’，是比教孩子‘打回去’或者质问孩子为何不还击，更有益的解决方式。”苏德中这样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