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宪法的二重性

摘要：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既具有不同于一般法律的特殊性， 即根本性、至上性，也具有法的普遍性，即“亲民性”、 “司法性”。 只有如此，宪法才能成为“活的宪法”，从而拥有其应当拥有的实效性和至上的权威性。

关键词： 宪法 根本性 法律性

2001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批复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而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专家认为：我国宪法长期以来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开始被打破［１］。宪法将由过去俨然是高高在上、冷眼看民间的神，逐步走下神坛，走向民间，贴近百姓生活。由此我想到，任何事物都是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既具有不同于一般法律的特殊性，也具有法的普遍性。这里我要讲的主要是，宪法不仅具有根本性、至上性，而且也应具有“亲民性”，关注民生，保障“私权”，并能够进入司法领域成为基本权利救济的依据。只有如此，宪法才不只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才能成为“活的宪法”，从而拥有其应当拥有的实效性和至上的权威性。

一、宪法是根本大法，具有不同于一般法律的特殊性

什么是宪法？有多种不同的定义。建国初年，主席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２］也有学者这样定义宪法：“宪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调整国家与公民及其它社会主体之间基本社会关系的国家根本法。”［３］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解析：首先，宪法属于法，具有法的属性，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法，是根本大法。其次，宪法调整的法律关系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最后，宪法内容的本质应当是民主政治的法律化。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不同于一般法律的特殊性。从特征上看，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在内容上，宪法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的性质、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的经济制度、国家机构的组织及其权限等等。这些规定不仅反映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方向，而且规范着整个国家的活动。（2）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的法律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据，任何普通法律都不得与宪法的规定相违背；宪法是公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最高行为准则。（3）宪法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上比其他法律要求更加严格。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机关，往往是依法特别成立的，而不是普通的立法机关；宪法的通过或批准以及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一般都要求制宪机关或者国家立法机关成员的2/3或者3/4以上的多数赞成，才能生效。

从宪法的作用上看，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宪法是统一思想和认识的基础。其次，宪法是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国家权力有序运行的“控权法”。第三，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第四，宪法是维护法制统一的依据。

有人认为，“宪法是高高在上的，虽然很重要，但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宪法讲的都是国家的大事，管不了我们生活中的事”。这种认识说明一部分人对宪法的本质、特征和作用还缺少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二、宪法也是法，应当具有一般法律所共有的法律性［４］

宪法是法律，作为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宪法是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基本关系的部门法，其法律性是指宪法与其他法律所共有的本质属性，是宪法作为法律所必须具备的一般素质。宪法的法律性意味着：第一，宪法和法律一样，都是强制性规范，宪法强制法律及行为合宪。第二，宪法必须由一定的机关加以适用，适用宪法的机关须享有宪法解释权，解释宪法是适用宪法的前提。第三，违宪者必须承担违宪责任，接受宪法制裁，违宪的法律无效。第四，宪法作为一切社会主体最高的行为准则，具有直接适用性，即宪法既是公民或社会组织为维护或增进自己权益的辩护理由，也是法院进行裁决的直接依据。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宪法法律性的本质要求和体现，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获得实在法性质的根本标志和途径。

宪法的核心是限制政府，即限政，它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宪法有两个最基本的功能：一是保障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让政府和公民知道，哪些公民权利是政府不能加以侵犯和剥夺的。二是给国家机关权力设定一个范围，使得人民可以具体监督国家机关有没有越权。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保持权力与权利的协调与平衡，这是宪法永恒不变的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并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其他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根本上说都是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在我国，权力与权利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设置国家权力，确认和实现公民最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是社会主义宪法的重要任务和内容。由此可见，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不要把宪法仅仅视为一个政治性文件，而要把她作为一个法来看待。

三、宪法开始从神圣的殿堂走进法院，迈上宪法司法化的征程

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宪法规范本身具有原则性，其规范模式特别是对公民权利的规范是授权性质的，没有对违反宪法的行为的后果进行相应的规定，常常使得法官认为援引不具有操作性的宪法条文没有必要。其次，我国宪法作为高于其他法律的根本大法，具有纲领性、政策性，往往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在一起，因而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没有树立宪法为法的观念，让根本大法降格去解决刑法、民法等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实在是荒唐之举。最后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一是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二是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对是否引用宪法条文进行裁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对此，有人曾批评道：“正是基于这两个颇具‘暧昧’色彩的司法解释的误导，中国司法机关形成了拒绝适用宪法判案的僵化的思维定势和司法惯例。”［５］

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由于这些权利缺少对应的具体法律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又没有将宪法作为直接的法律依据在法律文书中援引，所以，宪法规定公民可以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就会处于“虚置”状态。宪法司法化，这最能体现对权利的保障，也最能体现宪法的动态化，也是目前的最直接方式。司法机关是一国政府的重要组成，而司法是追求正义的，“正义的本质就是权利” ［６］。要有司法性活动，宪法才不会被束之高阁，才会有价值。

1999年1月29日，原告齐玉苓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被告人陈晓琪、陈父以及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告上法庭，要求上述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这一则看似简单的民事案件，却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个难题。侵犯姓名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有详细的规定，但是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仅仅是宪法上的权利，除了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外，没有民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保障，基本上是一种处于“悬空”状态的权利。而在我国的审判中也没有直接援用宪法条文进行判决的先例，因此，在法律上这种受教育权虽然有规定但是却无法得到保障。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24日公布的批复，意味着人民法院将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和直接以宪法为依据裁判具体案件，司法将可以直接对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保障。这个批复应该具有普适性：既然司法可以对公民受教育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直接保护，那么对公民的其他宪法基本权利（无论是否有具体法律的规定），司法也应该可以提供直接的保护；既然司法可以对当事人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那么司法对当事人以其他手段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也应该可以追究法律责任；既然司法可以对一般当事人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件直接适用宪法和直接以宪法为依据裁判，那么司法对政府机关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件也应该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和直接以宪法为依据裁判。

宪法转化为，法制转化为法治，关键在于公民基本权利、基本人权的实现程度，在于这些权利从纸面上的权利变为现实的权利。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民主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保障，但同时也需要法律救济机制，包括司法救济机制的保障。值得庆幸的是，自2001年8月13日起，我国公民寻求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的障碍终于被清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将获得全面的司法保障，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将逐步转化为的现实。

参考文献：

［1］参见王磊.宪法的司法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1.

［2］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8，第1版：710-711.

［3］杨海坤主编.宪法学基本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2.8：13.

［4］参见李忠.宪法监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9.

［5］转引自刘武俊.关注宪法司法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6）.

［6］ ［英］密尔.功利主义.商务印书馆，195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