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翻译的多相面性

摘 要: 本文以文化和意识形态为切入点,从翻译的语言、结构、过程等方面,集中阐述了在翻译中译本的多相性产生的原因,以及翻译标准多相面性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 翻译 多相面性 翻译理论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工具,是不同民族之间沟通的桥梁,也是世界文化传承的纽带。翻译的历史几乎和语言的历史一样悠久,每一次世界文化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变迁,翻译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虽然翻译这一活动伴随着语言的产生而出现,但是直到二战以后,随着国际不同民族之间交流和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才近一步深化,翻译理论才真正成熟起来。随着翻译的发展,更多的译者从不同的角度解析翻译这一现象,从而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的多相面性逐渐凸显。翻译同一篇文本,不同的译者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版本,甚至同一个译者,在不同的阶段翻译同一篇文本时,出现的译本大相径庭。

一、什么是翻译

对于翻译,不同时期的翻译家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都是不同的译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翻译的认识和解读。

著名的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对翻译所下的定义表明他是以语言学范式作为出发点的。他认为翻译首先是做到对源信息对等,其次是译文语言的自然流畅,最后是信息和语言风格上达到最大限度的接近。在尤金・奈达对翻译的定义中,翻译除包括源语、目的语和信息三个因素之外,还对译文的自然程度和译文的风格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同时也考虑到了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和译文的审美问题。

中国近代鲁迅也说过,翻译是“从别国窃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

这两种观点在另一个层面解释了翻译的目的性,以及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在这个层面,所有的翻译与文学创作,有相似之处,有目的性,受译者所处社会环境的意识形态影响。

按照弗米(Hans J.Vermeer)(2001)的观点,翻译的目的可以分为三种:

1.译者的一般目的(如赚钱);

2.译文在译语文化种的交际目的(如传递信息);

3.某种翻译方法或者策略所要达到的目的(如直译以显示源语的语言结构特点)。

翻译活动的出发点都是有自身目的,而这一目的必须考虑到翻译目的语所处文化背景与翻译源语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冲突。

例如,严复之所以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民权的《天演论》、《群学肆言》,与当时中国甲午战败,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能师从西方列强,强国兴邦有很大关系。这一切都表明,翻译作品在各个方面,无论是在翻译策略的考虑还是翻译技巧的选择上,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巨大的制约作用。

通过对以上对翻译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定义的多相面决定了翻译行为、翻译手段、翻译标准的多相面。翻译所生存的土壤是语言,以及积淀该语言的民族文化,而翻译面对的不只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所以,翻译要求我们不但能在单语环境中透彻理解语言信息,而且能在双语转化中准确传递信息完成翻译任务。简而言之:无文化,不语言;无语言,不翻译。

二、翻译结构的多相面性

按照尤金・奈达的理论,翻译的过程是源语文本到目的语的转换过程。

在上面的翻译结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源语的表层结构无法被直接转化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而是转化为信息X经过介质转为信息Y,再经过重新架构而转化为接受语。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作用是连接原文和译文,虽然在这个图表上奈达并没有描述到非语言因素,但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紧密联系,整个翻译过程都是通过译者完成的,因此文化在翻译的各个环节都有重要作用。由于不同的译者的文化知识结构和语言能力各有不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信息的解读和重构在不同的译者会出现不同的版本,这也是翻译作品在信息层面在翻译过程中产生多相面的根本原因。

三、翻译与文化的多相面关系

1.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在近年来,文化被提到的频率越来越高。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王思科的理解:“文化首先是一个多层面的有机整体,而从感知的角度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两部分。显性部分主要包括法律、制度、习俗、文化产品等有形可见的因素,隐性部分主要包括思维模式、心理惯式、价值系统、道德观念等抽象因素。”隐性文化因素对译者造成的障碍更大,是误译的主因之一。

例如,见面的时候中国人通常相互打招呼:“去那里?”如果直接翻译成“Where are you going?”在西方人听来就有盘问之嫌。

2.文化不平衡性对归化和异化的影响

翻译产生于不同的语言之间,但是由于往往具有目的性,因此大都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展开,而且一般都是由强势群体的语言向弱势群体的语言的转换。比如英美的经典作品几乎都有了汉译本,即使是在作者该国并不出名的二流、三流作品也都有中文译本,然而每年由英语国家的译者翻译的汉语文献相比较却少得可怜。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所体现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话也是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在翻译手段的相面上,就集中体现在翻译过程中的归化和异化问题,并从译者有倾向性的翻译策略得选择中有所体现。

不同的作者对归化和异化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这更加深了译文的多相面性。

3.翻译与语言差异造成的多相面性

翻译之所以难,并非是因为英语难学,而是因为英语和汉语的“貌合神离”,表面上看有很多相似之处,实际上大相径庭。中国人学英语最大的障碍是来自母语的干扰,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发音、节奏、习惯表达等方面套用汉语模式。

汉语和英语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有着极大的差别。在句式方面,英语的特点是形合(hypotaxis),即必须用关联词语阐明句子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汉语的特点是意合(parataxis),只需要按照惯用顺序把词语串联起来,句子的意思就自然明了。在汉语句子中,由于没有关系代词和关系副词,主题和主语的变换频繁,句型以短句为主,句子直线推进,呈线形发展;而英语的关系代词和关系副词使句子能够自由伸缩,呈“多枝共干”的树形结构。假如汉英译者沿用汉语意合的特点来写英语,就会显得结构松垮、杂乱无章、缺乏逻辑;英汉译者如果使用英语的句式来进行翻译,同样会显得刻板呆滞。

因此,翻译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它们无论在语言特点上,还是在句式特点上,都有显著的差异。译者本身对两种语言的掌握程度也是千差万别,因而进一步造成了翻译语言层面的多相面性。

四、意识形态与译者主体性冲突的多相面性

“意识形态”英文是ideology,源于希腊文(观念)和logos(逻各斯)的组合,意思是观念的学说。Merriam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对“意识形态”有这样的解释:尤指关于人类生活或者文化的观念的系统总和;个人、集团或者文化所特有的思想方式或者内容;形成社会政治纲领的一体化主张,理论和目标。

1.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控制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它是控制翻译过程,翻译社会性的无形之手。任何翻译作品,尤其是文学翻译,或多或少都服务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按照王思科(2007)的观点:翻译对文学翻译的操作涉及政治意图、文化心态、接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思想等诸多方面。而按照谢旭升教授的观点,意识形态直接对翻译英文原文的引进、中文文体的风格形成,都具有统治作用,而一些思想意识过于强烈的文体和修辞,都是不可译的,必须作出修改。

就以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主持人的开幕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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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星光灿烂,8月的中国以如火的热情诚邀八方来客,广纳四海宾朋,今夜礼花满天,仲夏的北京见证天国奇迹,铸造荣耀巅峰。

此刻的鸟巢繁星点点,尤如浩瀚的星河落入人间。美丽的飞天在繁星中歌舞,唯美浪漫,如梦如幻,为奥运五环增添一抹中国色彩,为奥运五环烙印一段中国的记忆,也像美丽的梦幻在中国人心中憧憬百年。

这种行文标准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官方的开幕词,在修辞上多用排比、比喻、夸张等手法,在中国听众听来也许文采斐然,但是这种略显浮夸的句式和文风是在中国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如果硬要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英文,相信很多外国人士会感觉不知所云。这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和翻译冲突的结果。

同样,译入语读者的审美取向也会影响译者的选择和译文的风格,甚至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所有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都必须考虑到本民族的心理接受能力,甚至为了迁就社会的审美定式而要对源作品进行修改。

2.译者对意识形态的反击和超越

意识形态操控翻译过程和译者,然而,这种控制从本质上来是相对的,甚至是可以超越的。翻译的主体是译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译者在各个方面受意识形态控制,并由意识形态控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翻译作品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译者作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能动的主体,具有自己独立的主体意志。

任何翻译作品都是意识形态和译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相互斗争的结果,也是意识形态与独立主体意识的在斗争中不断妥协的产物。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自身的独立的主体意识各有不同,因此,在译者与意识形态的角力中,所有意识形态与主体意识的之间统治程度和妥协都会有所不同,这也造成翻译在意识形态相面的多样性。按照谢天振教授的观点:“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这种背离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对源文的信息有所过滤和筛选,而译者的主体意识则是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努力地向源文的忠实度靠近。在这种意义上,任何翻译作品都不可能完全忠实于翻译源文,而是努力地在各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下这个目标靠拢。由于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控制力的强弱有所不同,而各个译者的主体意志力也各有不同,翻译作品和意识形态的妥协程度也会有所差异,这就进一步加深了翻译作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多相面性。

五、翻译标准的多相面性

翻译具有多相面性的特点,而这并不意味着翻译的标准无章可循。在翻译发展的历史上,无数翻译理论家都在试图寻找翻译的标准。虽然在各个标准都有差异之处,但是在总体上,所有的标准都是在向一个公认的标准无限接近的过程。

严复早在19世纪末,就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钱钟书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文学翻译得最高境界是‘化’,既把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引语文习惯得差异而露处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持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入于‘化境’。”

由于翻译内容与目标的多相面性,翻译的标准肯定在不同的翻译文体中各有侧重:普通翻译更多的目的是达到交际和沟通的目的,其标准侧重源语和目标语在信息转换中的真实度,其次才是行文的流畅和句式的通顺。文学翻译由于本身属于文学再创作的过程,翻译的标准更多的是对文字审美的侧重,而并不一定非要拘泥于固定的句式。虽然翻译的文本被划分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但是由于文学性本身的模糊性,不同的文本中的文学成分并没有确切的划分标准,因此,针对不同的文体,不同的目标读者群,翻译的标准也应该是多相面的。翻译的侧重也应当由通顺向审美逐渐过度。源语到目标语的忠实度是贯穿所有翻译标准的生命线。翻译的忠实度受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各种因素的合力不断影响和干扰,相互融合,但是并不会背离忠实度的中轴太远。这也是造成翻译标准多相面性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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