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污点证人之豁免制度

20世纪90年代诉讼法学界展开了所谓“沉默权”的讨论，并一度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这种讨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沉默权的内涵与价值分析，二是中国是否适用与引进。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项与沉默权配套制度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却被遗忘或忽视了。其实这个制度对我们并不陌生，至少在司法界尤是如此。

揭开20世纪中国历史的长卷，我们对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的记忆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在该案中被告人林世元放弃沉默权，以污点证人的身份作证，检察机关就此而未对其行贿行为提起公诉，即其受到了司法豁免。这其实就是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运用。

我国现行刑法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刑法第68条第1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破获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免除处罚”。同时，在特定案件中，如果证人的证言对于追究其他重大犯罪有必不可少的重要价值的，那么对其他重大犯罪的追诉应优于对该犯罪的追诉，应允许检察机关对该犯罪人酌定不。可见，随着刑事司法实践的发展， 在我国确立污点证人之豁免制度是一种必然趋势。

因此，污点证人之豁免这一对我们来说熟悉而又陌生的制度，仍需从全面的视角加以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对这一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

对污点证人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污点证人就是指具有犯罪污点的证人。”1第二种观点认为“污点证人是具有犯罪污点，但因了解案情而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要求作证的诉讼参与人。”2第三种观点认为“污点证人是指犯罪活动的参与者为减轻或免除自己的刑事责任， 与国家追诉机关合作，作为控方证人，指证其他犯罪人犯罪事实的人。”3这几种观点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污点证人的特征，但却没能全面反映它的本质属性。所以对于污点证人概念的界定还应从全方位的角度加以分析。

污点证人制度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中都得到运用。在所有确立污点证人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美国对污点证人制度的规定比较完善，因而也最具有代表性。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了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特免权，即“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他自己的证人。”这一特免权有两个分支：被告人的特免权和证人的特免权。4赋予证人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虽然有利于保护证人的利益，但却增加了司法机关在犯罪证据收集上的难度，从而导致对某些严重犯罪追究不利的后果。为解决追究犯罪和保护证人之间的冲突问题，实现和保持两者间的平衡，美国在马洛伊诉霍根案和墨菲诉临水社区委员会案中确立了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检察官与共同犯罪的部分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以换取被告人的证言是相当普遍的做法。联邦检察官使用污点证人可以在《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e项中找到依据，该条规定，“……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犯罪，或者轻一点的犯罪或者其他相关犯罪作承认有罪的答辩……检察官应作下列事项：（A）提议撤销其他指控；或（B）建议法庭判处被告人一定刑罚，或者同意不反对被告人请求判处一定的刑罚……；或（C）同意对本案判处一定刑罚是适当的处理……”美国《联邦量刑指南》、《联邦量刑改革法》、《联邦刑事责任豁免法》都有授权检察官通过辩诉交易来获取被告人真实的证言的相关规定。1998年U.S.A.VS.Singleton案也确认检察官通过减轻污点证人的刑罚来换取其证言的行为并不违法。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对于特定案件也使用污点证人。

污点证人是较为特殊的一种证人，与一般证人的区别在于，他是犯罪活动的参与者，有犯罪污点，不是清白的人，其行为已具有刑法上犯罪的构成要件。

因此，污点证人的成立首先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该人必须具有证人资格。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是案件当事人以外的知道案件情况并能向司法机关正确表达的自然人。据此规定，证人不包括案件的当事人，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是三种不同的证据。其二，该人必须具有犯罪污点。所谓犯罪污点，是指该证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犯罪。因此，如果证人没有从事犯罪行为，仅仅只是违反了行政法规或有其他道德、品质上的缺陷也不能认为是污点证人。另外，污点证人的犯罪污点还应是未经司法机关处理的污点，如果该证人虽有犯罪行为，但是该犯罪行为已经司法机关处理，则也不能视为是污点证人。

我国台湾省的对污点证人的构成要件规定得颇为严格，根据其《证人保护法》，污点证人须要符合下列四个要件： （1）证人本人便是刑事案件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2）须于检察官侦查中供述与该案情有重要关系之待证事项或其他共犯之犯罪事证；（3）因而使检察官得以追诉其他共犯者；（4） 须经过检察官事先同意。同时也只能就其因供述所涉的犯罪，获得减轻或缓的“待遇”，是否会给予涉案缓，检察官也将从严认定。

污点证人豁免走向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是权利与权力均衡的必然。我国也应适应世界现代刑事司法潮流，在刑事司法中设立能够在各种利益中实现平衡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污点证人豁免的制度运作，结合我国目前不制度和法院审判权实体处分性定位的现状，我国应构建完善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同时，为避免污点证人刑事责任的“利用豁免”、“派生豁免”造成污点证人不能无后顾之忧地作证，从而妨碍豁免的设立初衷实现的弊病，应在立法中明确污点证人不得因其遵从豁免令而作证言或所提供的信息所涉及的任何行为或者事项而受到或者刑事处罚。不论是检控方，还是裁判方都要“在法律价值内涵和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公平地作决定，并且把每个案件中的决定与公众利益相联系，同时也反对对犯罪人合法利益的不平等侵犯”。

参考文献：

[1]陈学权.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初论[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6）.

[2]倪铁.污点证人豁免及其博弈分析[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1）.

[3]杨文.试论污点证人[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6）.

[4]谷志平.证人制度讲究[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6）.

[5]郭松.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探析[J].吉林高校报，2003，（3）.

注释：

[1]陈学权，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初论，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6） .

[2]倪铁，污点证人豁免及其博弈分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1） .

[3]杨文，试论污点证人，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6） .

[4]（美） 乔恩·R·华尔兹著，何家弘等译，刑事证据大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162—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