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论语》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摘要]20世纪初,儒学独尊地位被打破。百年中,随着孔子以及儒学思想研究的深入,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论语》一书的文学价值和散文艺术成就逐渐为人所认识。纵观百年《论语》文学研究,就散文艺术而言,研究者就其语言艺术、人物描写、文体特征、艺术风格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就以上几个方面对20世纪的《论语》散文艺术研究状况作了简要梳理,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了评说与前瞻。

[关键词]《论语》;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诸子以孔子为第一人,诸子之书以《论语》为第一部”[1]。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也是中国书面文学的开创者,孔子的文学观点至今仍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论语》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孔子的思想和形象,具有浓郁的文学意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儒学在整个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孔子其人被神化,儒家与儒学成了诸子之渊源和中国文化的核心而被尊列于“诸子”之外;而近代许多激进文化人抨击儒学的文化正统时,也往往把儒家与“诸子”分开讨论。世纪之交,儒学正统的文化格局被打破,虽然“打倒孔家店”的冲动有失理智,但对认识孔子与儒学的真面目,却不无裨益。20世纪的百年中,随着对孔子以及儒学思想研究的深入,《论语》的文学价值与写作艺术特征也逐渐为人所认识,学者们就《论语》的文体特征、人物描写、修辞手法、语言艺术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就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论语》散文艺术研究状况进行简要梳理,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瞻望,以期为21世纪的《论语》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艺术研究

《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辑录,重在记言,因此,对《论语》文学价值和散文艺术成就的认识,首先是从其语言特征开始的。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从“儒者崇实”的思想特征,洞察了《论语》“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的语言艺术特色。[2]蒋伯潜认为,《论语》作为“最早之记言体”,“章既简短,辞已质朴”,而所以形成“质朴”的语言风格,乃与《论语》之成书方式有关,《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其所见所闻的“直录”,“盖虑其铺张润色,或致反失其真,记录忠实,理所当然。”[3]柳存仁把《论语》的语言特征概括为“语长文简”、“多含蓄较深之意义”,认为其“记言之处”,“已颇有较丰富之文字与情感可资表章者”[4]。从以上论述可知,20世纪30-40年代,研究者从总体上简明扼要地认识到了《论语》的语言风格特征,并对其成因有所认识:一是由早期儒家的思想主张所决定,二是“记录”的写作方式,三是由于当时的书写物质条件的限制,“大约《论语》成书之时代,文书之物质尚极难获得,记录口语,仅记纲目以免遗漏,而精微深远之涵义则仅凭口说,未必全在布帛。”[5]

《论语》虽为语录,然而实际上包括语录和对话以及一些简短的记叙三种体式。前者记载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言论;后二者主要记叙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答之辞,同时也用一些形神兼备的小故事表现人物的举止行为。《论语》的语言艺术特色就是在这几种体式中得以体现。《论语》基本是口语,明白易懂,文字简括,一般只叙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展开与论证,从而形成“质朴”的语言风格。郑振铎认为:《论语》“文字虽极简朴直捷,却能把孔子的积极的思想完全表现出来。”[6]然而“质朴”并非贫瘠枯燥。由于孔子生活及《论语》生成之时代,春秋诗性文化风韵犹存,加之孔子及孔门弟子良好的“诗学”修养,因此“文简”而“语长”,“质朴”而“含蓄”,造成了浓郁的“诗味”,给人以悠然神远之感。钱基博认为,较之《尚书》典、谟、誓、诰之“无抑扬顿挫之文,木强寡神”,《论语》二十篇,“浑噩之语,易为流利之词,作者神态毕出”;较之《左传》之“以曲畅为肆”、“以净夸为奇”,《论语》“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因而“文缓而旨远,余味曲包”,“语约而有余于意,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7]所论颇中肯綮。

由于孔子对现实人生有着深刻的体察,因此在《论语》中有许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与启示性的语句;这些语句大都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读来给人以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的感受,颇似后世的散文诗,以其思想的丰富深刻与表达的生动传神、韵致的含蓄隽永而受到推崇。5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和学术的转型,《论语》散文艺术研究开始由感悟式批评走向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游国恩认为,“《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言简意赅,耐人寻味”。[8]胡念贻认为,《论语》中“一些格言式的表述哲学理论的语句”,大多“富有文学意味”,这些语句“词约义丰,在简短的文字里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几个字或十数个字常常是多少年生活经验或长时期的观察所得的结果,文字本身也常常饶有韵味”,“不独内容深厚,语言也富有变化,能够很恰当地表达出说话的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因此,这类语句虽然“朴素无华,却能一下子打动人的心灵”。[9]吴景和认为,《论语》作为“论纂”之作,遵循“述而不作,信以传真”,不敢“妄以已意诬师言”的写实原则,但又是“叙已所欲说”,是经过“记忆选择”的具有典型性的言论和事件,因而其中渗透着作者的生活和美学思想,具有较多的文学品质,“主要的是通过人物精神生活的描写,用他自己曾被感动过的形象来感动读者”,“从有生气的口头语中提炼文学语言,不乏警句格言”。[10]尹建章也对《论语》富于艺术性的语言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语言特色表现为:(一)通俗平易而又精粹雅致的“口头语言”,(二)灵活多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从而“使得语言更加含蓄、形象、生动”,(三)虚词运用纯熟自然加强了语言的抒情性和音韵美感。因此《论语》的语言“达到了贴切、通俗、精炼的境地,形成了它的字稳句妥、文笔流畅的特色”。[11]李人纪认为,《论语》中的说理语言用词精确,搭配恰当,结构严谨,“善于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把丰富的思想内容锤炼在简短的语句当中”,因而“以词约义丰着称”;或据理直言,语句斩钉截铁,或言词剀切,入情入理,或感慨赞叹,抒情意味浓厚,具有“观点明确,感彩鲜明”的特点;综合运用排比、反问、比喻、映衬、对比、层递等多种修辞手法,因而“说理生动活泼,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2]林坚撰文认为,《论语》中这类语句是诗与哲理的结合,因而具有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理趣”之美,以其“警策的力量推动着读者与作者一同思考、探索生活的真谛,理精语隽,回味无穷”,?恰笆恼芾怼薄ⅰ罢芾砘氖薄13]此文立论新颖,分析深入,颇多启发性。谭家健从语录文体特征的角度论述了《论语》的语言艺术的精妙之处,认为其语言特色表现为:“言简意赅,深入浅出,隽永有味”;“善于把抽象的哲理凝聚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使深奥的理论文字同时具有盎然的诗意”;理中寓情,“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谈时,总是力求如实地反映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感情”,“带有浓郁的抒彩”。[14]文章从具体事例的剖析入手,颇具说服力。曹文星认为,《论语》记言的最大特点是精辟深刻,富于哲理性,它是夫子对生活的深邃的观察和透辟的认识的结晶,是用丰富的阅历获得的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性体认凝聚而成的,因而“语语珠玑,掷地有声”,“实为文学语言之上乘”。[15]梅俊道《谈〈论语〉的文学语言特色》是一篇专门从语言艺术角度探讨《论语》文学价值的论文,指出其语言艺术体现为:性格鲜明的人物对话、强烈抒情的表述语言、凝练含蓄且哲理化的格言、丰富多样的修辞手法、简练的动作神态描写语言。作者认为,《论语》“遣辞简约,准确传神,真可谓是以一当十,字字珠玑”,其朴素淳真自然的语言风格,“至今仍虎虎有生气”。[16]章沧授综合诸家之说,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论语》的语言艺术特征,认为其语言具有:美的节奏音韵,读之琅琅上口;美的整齐句式,诵之津津有味;美的凝练意蕴,给人启迪无穷;美的叠句重语,令人寻绎不尽。作者认为,正是以上特色,使它在“诸子散文艺苑里大放异彩”,“一部《论语》可以说是名句的集锦、格言的荟萃”。章氏并从艺术美的角度对《论语》中的格言作了剖析,认为它们“语约义丰,简洁凝练”,“哲理深邃,启迪无穷”,“质朴自然,生动形象”;这些格言“既表现了思想家的鲜明性,又具有哲学家的深刻性;既表现了教育家的逻辑性,又具有文学家的形象性。”[17]方铭通过分析《论语》中排比、对偶和复叠等语言艺术手法,发现了其言语间的节奏旋律美感,认为《论语》的语言美感,“体现在对语言节奏感的追求上”,《论语》的编纂者“凭直觉感受,就创造了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节奏”,“使《论语》有散文诗的韵致”。[18]傅修延认为,《论语》中那些“子曰”引导的孔子之言,与《春秋》经文、《左传》“仲尼曰”一样要言不烦,表现力却更为强大,或借助于引譬设喻、或因句式铿锵而倍添韵致,甚或两者兼而有之,“那迂徐柔缓的寥寥数语,有时竟能产生出点睛夺魄般的效果,令人读后刻骨铭心永志不忘”。[19]可见,研究者对《论语》的语言艺术的研究?丫冉仙钊耄堵塾铩芬孕蜗篥劣赖挠镅裕纬傻难越荚丁⒋试家宸岬乃道硖厣怂鲜丁J导噬希卓郊医惭Х缙目鬃蛹捌涞茏樱淙恢厥佑镅缘谋泶铮欢⑽抟庥凇俺了己苍濉保堵塾铩匪褂玫摹笆ν蕉曰啊钡谋泶锓绞剑跞趿似淇桃饩呐Γ佣谠诘亍肮娑ā绷怂尤莶黄取⑽挛亩诺挠镅苑绺瘢怀ο啻Φ亩挢四ィι浯锍傻哪酰顾堑奶富爸恍氲愕轿梗纬善溆镅缘募蚪嗑罚铞劣溃蛔鄣馈俺率觥钡匿烊饔喝荩蛊溆诩虻サ粗型赋觥吧钡钠希弧洞呵铩诘摹笆浴蔽幕捌淇酌帕己玫摹笆扪保质顾堑难月邸笆丁迸ㄓ簟R虼耍腹堵塾铩返挠镅员硐蟀盐掌洹拔恼隆敝刑逑值摹暗赖隆本辰缬刖衿希写徊缴钊氲难芯俊?/P>

《论语》除了记载夫子言论的纯语录体外,还有一些篇章大量地载录了人物的对话,可以说,比较集中地以对话形式入文,在散文史上始于《论语》。《论语》中不乏四子侍坐那样情趣盎然的场面和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那样耐人寻味的片断,在这些简短的对话单元或叙事片断中,作者往往对具体的语境稍作记叙,孔子那些散发着哲理光辉的话语,就成了有类于后世所谓的“文眼”、“诗眼”;而且由于具体的语言环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徵圣》),更能以简洁的语言传神写照,表现出人物的神情语态,显示出人物的性格。林庚认为,《论语》中的片断对话,“并其言行而记载”,从而“在散文上乃正以能写出对话者的神情见长”,“神情活现地表现出了每个人的个性与思想感情”,“《论语》正以此乃成为绝好的散文”。[20]游国恩认为,《论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这些对话语言既“浅近易懂,接近口语”,又切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因而“就把当时孔门弟子间的亲切谈话宛转曲折地表达出来”。[21]林坚认为,《论语》在哲言睿语的记叙中,“往往穿插记叙一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片断,甚或是无关宏旨的小事,闲中着色,为文章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同时又有助于丰富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可亲可近,跃然纸上”,并给人美的享受,“使文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在先秦散文中尤显得难能可贵。”[22]谭家健认为,《论语》“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谈时,总是力求如实地反映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感情”,“带有浓郁的抒彩”。[23]曹文星认为,《论语》中一些片断场景的描写,或静或动,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其特点一是细腻入微,往往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把人物的心理状态及其相互关系活画了出来;二是严密准确,具体的“事”为“言”规定了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意旨。[24]梅俊道认为,《论语》中的人物在叙述自己的理想时,常常通过一些具体的片断场景,“创造一种诗情画意般的意境”,“以景抒情,移情入景,情景交融,诗意翩翩”,“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25]实际上,由于对话体所形成的具体场景,因此使《论语》的语言具有极强的抒彩与艺术感染力;在与各色人物的或融洽交流或冲突磨合中,语言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使语言成了人物形象、性格的自我表现。正是这些充分显示了《论语》的文学特征与散文艺术成就。

二、人物形象研究

《论语》作为孔子及其门徒问学论道、探讨社会人生的真实而传神的记录,其“论纂”者没有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自觉意识,但由于他们十分熟悉所写人物的一切,又能设身处地写出人物的活动,不经意中表现出人物的个性,活跃着一个个生动饱满、具体可感的形象。对《论语》人物形象的研究,是20世纪《论语》文学研究的重要创获之一,也是确认《论语》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百年中,对《论语》人物形象的研究又大致上集中在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形象特征和表现人物的手法两个方面。

在整个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人顶礼膜拜的孔圣人光华耀眼,“打倒孔老二”声浪中的孔丘又似乎凶神恶煞。世纪初的学者无论对孔子及其儒学的态度如何,但孔子是人不是神已成为共识。梅光迪在《孔子之风度》一文中,将孔子描绘成一个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品格高尚、充满人情味和幽默感的君子。鲁迅在发表于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则描画了一个“活着的时候颇吃了苦头”的孔子形象。[26]这些对孔子形象的“近真写照”式的形象“还原”,为《论语》人物形象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刘大杰在出版于1941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对《论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论语》的不少段落里,“写孔门师弟的形象,都各有他们的特征”,并以《先进》篇的《待坐》章为例,指出:在这段“具有文学意义的记事文”中,“不但写出了孔门师弟闲谈时的活泼从容的气象,而且从各人的谈话中还表现了不同的性格”,子路率直中有浮夸,曾点活泼中显潇洒,孔子“态度亲切,思想明智,胸襟开阔”。[27]胡念贻认为,《论语》的文学价值与艺术成就主要在于成功地刻画了孔子这个人物形象。文章指出:“这部书所写的人物,都以孔子为中心。在我国文学史上,以表现一个人物为中心的着作,这是第一次出现”,“《论语》里面所写的孔子的形象,还是相当丰满的”,“《论语》中对孔子形象的描绘,它的动人之处……是在于它通过孔子生活中,一些具体事件的描写表现了他的性格”,其方法有三:一是用静止的描写作细心的刻画,二是通过生活中一些具体的事件表现他性格的丰富复杂,三是通过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关系以及与一些隐士或不同众流的人的交往中作细腻真切的表现。胡文还认为:这部书对众多人物的各自的性格作了生动出色的描写,但“这一大群人物形象的写出,主要是为了衬托孔子的思想和他的人格。”[28]文章大处着眼,细处着手,论述充分,颇有说服力。吴景和认为,《论语》“所描写出来的孔子形象,按照其性质来说,是个喜剧角色。”这一角色的成因是“孔子追求的目的与历史发展的不协调”,“他做了一件最滑稽可笑的事情时却像演着悲剧那样严肃”,“作者很善于通过行动写出孔子这种复杂的精神生活”,“写人叙事时,重在人物精神面貌的描写”,因而是“当之无愧的传记文学的祖型”。[29]所论颇具特色。尹建章也对此进行了精到的分析,认为《论语》通过展现人物性格充满生活气息的具体环境、描写仪态容貌和动作以及委婉曲折的故事情节,呈现了“面貌清晰,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而描写人物“主要采用客观抒情的方式,即用人物自己的语言直接抒发各自的喜怒哀乐之情”。文章在肯定其文学性和“近似文学作品的写法”的同时,提醒人们要注意《论语》与纯文学作品的区别,一是限于真人真事,“不像其后的纯文学作品那样,对生活材料进行了艺术加工,加以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二是零章碎节,互不连贯的记录形式,使“人物思想性格没有发展演变的过程”。[30]立论较为稳妥。曹文星则认为,《论语》“以实录的现实主义手法,用抒情的笔触,塑造了孔子的艺术形象”,“透过孔子形象的塑造,最大限度地反?沉艘恢炙枷耄恢中拍睿恢值赖拢桓鍪贝保⒁冒投说幕笆恰坝米钚〉拿婊说乇硐至俗畲罅康乃枷搿保虼耍髡呷衔骸啊堵塾铩肺抟墒堑湫突挠判阕髌贰薄31]观点亦有特色。

在对《论语》人物描写研究的同时,研究者还对其与后世叙事作品的渊源关系作了探讨。谭家健认为《论语》中孔子、子路形象的个性特征鲜明且有多方面展示,同时比较了《史记》和《论语》对孔子的记叙,认为《论语》详于言论而略于行动,只记小事而不记大事,只记片断而不求系统,因而孔子的面貌虽不够完整,但却十分具体且细腻传神,在表现精神状态和风度气质方面,比《史记》要丰富得多,《史记》“从《论语》中吸取了 许多营养”。[32]傅修延从叙事学角度对《论语》的人物描写作了探讨,认为“以言见人”是其显着特征,以孔子之言为中心,对具体语境稍作点染,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叙事意味的相对独立单元或片断,人物的个性气质在读者心目中获得了鲜明显现,“整部《论语》简直就是一部人物画廊”,“以如此之少的文字刻画出如此之多的形象生动面貌各异的人物,在文学史上亦属鲜见”;同时作者还注意到它与《世说新语》这样的雏形小说的联系,认为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魏晋“世说体”正是继承并发展了《论语》以精粹之言为“眼”的叙事模式,并对其间的异同作了简要论述。[33]虽然简略,但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循此思路,《论语》的人物形象艺术与小说、戏剧艺术的渊源与影响研究,将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课题。然而在对《论语》人物形象的研究中,也存在着某种简单套用现代概念的倾向。《论语》主要记述的是孔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虽然不可否认从中可以窥见人物的音容笑貌乃至性格,但毕竟是粗略的、片断的,与后世小说、戏剧等叙事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尚难同日而语。

三、文体特征与总体风貌研究

《论语》作为一部孔门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记录的语录体着作,具有明显的“政论”色彩和崇德重用的特色,用现代观念的先入之见来评价其文学性,引述西方话语方式评说其艺术特色难免未达一间的隔膜感,因为具有文学价值与文学作品毕竟有所区别。因此,不从既有概念出发,针对研究对象的实际,实事求是地揭示其特征与风貌,应是《论语》散文艺术研究的题内之义。

铁民、少康、光烁《关于古典散文研究的二三问题》一文认为,从形象、情感等概念入手来评价《论语》的文学价值,“是把路子走窄了”,因为“它不甚切合我国古代散文的实际情况”。[34]吴景和认为,《论语》虽然“渗透着作者的生活和美学理想,具有较多的文学品质”,然而其中的不少篇章,“并不是通过具体的感性形象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而是着力于分析具体的个别现象的一般性质,运用逻辑概括来反映世界的”,“整部《论语》充溢着学术论文的气息”。[35]虽然切中某种实质,然作者浅尝辄止,未能展开论述,况且《论语》的语录体的着述方式,限制着它的“学术论文的气息”和“逻辑”性,因而与后世的政论文、学术论文毕竟有较大差异。李人纪《〈论语〉说理的写作成就论析》一文,[36]把《论语》定位为一部“孔子讲学论政”的“说理性散文”,并且从说理散文的发展状况着眼,比较深入地论述《论语》说理方面的写作成就。作者认为,《论语》在说理方面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它是一家之说,虽然没有构成整篇的文章,集中地对某一问题进行剖析和论述,但把散在各章的有关某一问题的言论集中起来,其观点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能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说明一个中心问题,因而符合“弥贯群言,精研一理”的论着的基本要求。第二,全书五分之四以上的章节属于说理性质,分别运用直言、假言、选言等判断形式和比、譬、援、推等论证方法,绝大多数章节条贯清晰,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第三,全书用当时的普通话“雅言”写成,语言明白简练,使用多种修辞手法来说理,比较生动活泼。关于《论语》的逻辑性问题,赵纪彬认为:“孔子根本没有‘类’的概念”。 [37]李文不同意这种说法,并以具体的例证说明,孔门“在逻辑思维方面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表现为:一、概念明确周密,“论断的逻辑性很强”;二、说理时已能运用复杂的判断形式恰当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表现深刻的思想;三、已能较熟练地运用因果、类比、演绎、归纳等推理方法,“论证方法灵活,推理相当严密”。因此处于说理散文初级阶段的《论语》,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点和不足”,但所取得的成就“却是前所未有的”,是“说理散文发展史上重要的突破”。此文视角新颖,论述深刻,对认识《论语》乃至中国古代散文的艺术特质和文体特征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注意。

谭家健认为《论语》是一部“以说理为主的语录”,在中国文学史和文章史上具有首创性。谭氏对语录体的文体特征作了探讨,认为“虽然它不是纯文学形式”,却是中国古代“一种文章或着作的体裁”,并对绵延不绝、代有佳作的情况作了梳理,对其流变得失有要言不烦的精当概括,填补了关于语录体及其发展研究的空白。[38]朱玲认为,《论语》作为语录体散文“用独特的说理方式记录思想的精华”:1、“写小品做大文章”,“用看似随意的结构形式驾驭了一个博大庞杂的思想体系”;2、“讲小故事论大道理”,“以小见大的手法确实高明”;3、“洗炼精审的小语录,处世安邦的大手笔”;4、“行之于文,喻之于理的语言风格”,5、“诗的语言和韵律”。[39]在对《论语》文体特征的把握上较有新意。

关于《论语》散文的总体艺术风格,一些论着在讨论其文学价值、艺术成就时虽时有涉及,但切中肯綮者不多。陈平原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论语》的风格特征,认为它不以“思辨”而以“气韵”见长,表现为: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的叙述风格、“坐而论道”的神态气韵、于淡泊中透露出来的“气韵生动”,以及从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40]林坚《论语的文学趣味性初探》一文,[41]从趣味性这一侧面入手,对《论语》的散文艺术风格作了颇为新颖独到的阐述,是一篇有创意新见的论文。文章认为,《论语》在艺术表现上的一大成功和显着特色,是“‘讲学语’与文学趣味性的高度融合”,“常常借助于口语化、形象化的文学语言所造成的理趣、情趣与谐趣,使得行文风趣自然、生动含蓄,读来毫无枯燥、晦涩之感,在作者平易近人、娓娓动人的叙述中,领略到文章所宣示的旨趣甚至是深奥的哲理。”作者从三个方面对《论语》的趣味性作了深入研究,一是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理趣,运用比喻、象征等手法,直接利用生活现象和自然现象,赋予常见事物以特定的哲理内涵;二是浓郁的生活情趣,在哲言睿语的记叙中,往往穿插一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片断,甚或无关宏旨的小事,闲中着色,为文章平添了无穷的乐趣;三是引人入胜的谐趣,就是机智而巧妙地运用幽默、诙谐、戏谑、讽刺等多种喜剧手法,或妙趣横生,或入骨三分,“闪射着智慧之光,给文章增添了喜剧的色彩和风味。此文视角独到,论述也较透彻,对突破陈见,创出新意,把《论语》散文艺术风格的研究引向深入,颇具启发性。

以上对百年的《论语》散文艺术研究作了一番匆匆巡礼,挂一漏万,评说亦不免失误,然而仅从所撮要列举的情况看,《论语》散文艺术研究,从起步而蔚为大观,逐渐摆脱了各种束缚与偏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其文学价值与地位得到了认识与确立,成绩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相对于哲学观点、社会政治思想等的研究来说,《论语》散文艺术研究只能说是尚处于起步阶段,无疑还有不少缺憾。首先,要对理论上存在的一些失误作冷静的符合实际的分析。百年中对《论语》散文艺术的确认,所使用的评判标准和术语基本上是从欧美移植来的,并不完全符合其实际情况。因为《论语》及其他先秦诸子散文有其独特的内部构成特点,在文体品类、题材内容、形式构造、表现手法等方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此,任何先验的理论模式和僵化的思维方式,都将会其丰富性,不足以揭示其真正成就和独特魅力。因而,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套用某种现成理论,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命题,探索出切合《论语》散文艺术自身特点的理论表述,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把研究引向深入,应当成为未来《论语》散文艺术研究的当务之急。其次,由于《论语》自身的特殊性,百年中其散文艺术研究过多地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政治思潮的干扰,重思想轻艺术,既造成了众多的迷误,也导致了研究的浮浅,很多领域与问题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甚至还有不少“空白”存在。因此,进一步拓展《论语》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的研究领域,加强理论建设,寻求新的突破,乃为事所必行。

注释:

1、蔡伯潜《诸子通考·绪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2、本篇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 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原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中山大学讲授时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改用今名,此前未见正式发表;收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9卷。

3、蔡伯潜《诸子通考·〈论语考〉》,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4、5、柳存仁《上古秦汉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6、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朴社1932年版。

7、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21、30页,中华书局1993年据前国立师范学院1939年铅印本重刊。

8、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第72-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版。

9、胡念贻《从人物形象看〈论语〉的文学价值》,《文史哲》,1962年第3期,第48-54页。

10、吴景和《〈论语〉文学价值初论》,《延边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第29-35页。

11、尹建章《〈论语〉文学性初探》,《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第95-104页。

12、李人纪《〈论语〉说理的写作成就论析》,《求是学刊》1983年第3期,第70-75页。

13、林坚《〈论语〉的文学趣味性初探》,《盐城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第21-26页。

14、谭家健《漫谈〈论语〉的文学价值和影响》,《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5、曹文星《〈论语〉文学价值初探》,《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42-47页。

16、梅俊道《谈的文学语言特色》,《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第72-76页。

17、章沧授《的语言艺术美》,《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86第3期。

18、方铭《战国文学史》第227-234页,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19、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第248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20、 林庚《中国文学史》第四章《散文时代》“散文名着”,厦门大学1947年版。

21、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第72-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版。

22、林坚《〈论语〉的文学趣味性初探》,《盐城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第21-26页。

23、谭家健《漫谈〈论语〉的文学价值和影响》,《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4、曹文星《〈论语〉文学价值初探》,《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42-47页。

25、梅俊道《谈的文学语言特色》,《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第72-76页。

26、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改造月刊》1935年6月号。

27、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三章《社会变革与散文的勃兴》,中华书局1941年版。

28、胡念贻《从人物形象看〈论语〉的文学价值》,《文史哲》,1962年第3期,第48-54页。

29、 吴景和《〈论语〉文学价值初论》,《延边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第29-35页。

30、 尹建章《〈论语〉文学性初探》,《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第95-104页。

31、 曹文星《〈论语〉文学价值初探》,《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42-47页。

32、 谭家健《漫谈〈论语〉的文学价值和影响》,《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33、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第249-251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34、 铁民等《关于古典散文研究的二三事》,《光明日报》1962年12月2日。

35、 吴景和《〈论语〉文学价值初论》,《延边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第29-35页。

36、 李人纪《〈论语〉说理的写作成就论析》,《求是学刊》1983年第3期,第70-75页。

37、 赵纪彬《中国逻辑史论稿》,《文史哲》1961年第1、2期。

38、 谭家健《漫谈〈论语〉的文学价值和影响》,《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39、 朱玲《〈论语〉的文学成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6年第 3期,第90-96页。

40、 陈平原《从言辞到文章 从直书到叙事枣秦汉散文论稿之一》,《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第4-15页。

41、 林坚《〈论语〉的文学趣味性初探》,《盐城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第2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