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建翌 第二状态进行时

自上世纪80年代末，耿建翌参与了国内外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各种展览，但是我们甚少见到他将自己的数件作品一起展出，即使是个展，也是某一系列或某一件作品。比如2004年在比翼空间的《没用了》，又如2008年的《过度》（在本次展览中，该作品更名为《窗户世界》）。此次在民生现代美术馆，耿建翌将自己1980年代后期至2008年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带来了。如此，展览的意义首先就在于把这位耳熟能详却一直未能让人感受全貌的艺术家“完整”地推到你的眼前，赋予了略带悲伤的“纪念”意味。尤其对于那些对当代艺术并不太了解但是热爱艺术的观众而言，这个展览非常令人惊讶，突如其来。

整体而言，布展的线索有些无奈—耿建翌在采访中说到“（展览的线索）还是按门类，按门类是一个奇怪的事，但是集中起来，大家看得清楚一些，再一个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可能更方便，不会乱套。”但是为了让观众更为清晰地看到艺术家不同时期作品的发展脉络，在某一个或某一种问题上如何一步步深入，在做艺术家回顾展时，美术馆一般会以年代为基本线索。所以，也有理由认为，耿建翌的这次展览按门类为线索的呈现方式或许是与作品之间的相互联系有关。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更为合适的理由，将一个回顾展以作品材料为依据进行布展。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从中找出一些耿建翌思考和创作的线索—其实你在展厅门口，抬起头所看见的在墙面上贴着的“无知”两字，就是他要说的。

状态

耿建翌生长在军人家庭，据他的艺术启蒙老师曹新林说，他小时候不像一个做前卫艺术家的人。因为他太内向、低调、一般人看不出来。他待人非常好，做事也很认真，他的那个较真的劲儿，这是他后来成为前卫艺术家的一个基本素质。曹老师教他美院招考的素描、色彩课，他都学得很到位，感觉敏锐、细腻，超出同龄人水平。但是他做事又特别特别认真，待人又特别特别的好。或许正是因为耿建翌的内向安静、做事认真、热衷思考的同时又相对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影响了他以后的艺术创作，也决定了他思考艺术、处理作品的方式的特点—非发散性。

1981年，耿建翌考入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学校氛围比较开放。在他之前也有师兄们，比如黄永砯，已经受到了西方当代艺术和哲学理论的深刻影响，但同时也有些老师仍然维持比较传统的苏联模式的教学方式。他所在的第一工作室，据耿建翌的介绍，相对有趣活跃，更重要的是遇到了鼓励学生自由创作的老师郑胜天以及挚友张培力。在这样的环境中，耿建翌开始接触并深入观察当代艺术。1985年，他的毕业作品《灯光下的两个人》虽然饱受争议，但仍旧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个“定位”。

耿建翌与张培力在杭州一起创立了“池社”。如果对当代艺术不是非常了解，“池社”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张培力早期的架上绘画。然而二人的区别在于“耿建翌的幽默和苦笑与张培力尖锐的表达方式并不相同，他似乎游走在讽刺与玩世不恭的边界，让人捉摸不定”[摘自《九条命》，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事实上，这也是性格使然。从作品的角度上，两者的确没有可比性；从思考艺术的角度、艺术表现方式等方面，除了早期油画有一些相似，耿建翌和张培力还是截然不同的。

耿建翌在这个时期的油画代表作《第二状态》几乎可以被称为“中国玩世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此后在这类作品上无人能出其右。有很多艺术评论家都解读过《第二状态》，并赋予其深刻的涵义，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误读—尽管每一件作品都有被误读的可能，甚至有艺术家乐于将这些误读诠释为作品的一部分，但对于耿建翌来说，他总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努力缩短观众与作品的距离。从《第二状态》中，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问题上一步步思考探索的过程。对于“状态”，他曾说过：“我们一般平静的时候是一种状态，情绪上来的时候、动心的时候，人有点不对了，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就跟着一种东西跑了，那时候就是‘第二状态’，完了以后你再激烈一点， 不由自主的时候，你要干什么你都失去判断了（那是‘第三状态’），到了“第四状态”的时候人就飞了。”在他看来，绝大多数人日常所体现出来的就是“第二状态”，绝不仅仅是一张符号化的脸。

表格

上个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第一场重要的集会是1988年的黄山会议。1987年，耿建翌开始纠结于观众“无法分享体验自己的时间”这一问题。他认为，每一个人或者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环境下成长的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无法与人共享的时间经验。那么，我们可理解为，通过这种经验创作的艺术作品—无论是否是经验的结果，都非常之自我，很难与他人分享。如何缩短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在他看来最简单的方法是：将观众拉入进来，一起完成作品。最初的想法是制作一些表格，寄给观众来填写，再回收。恰好，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在准备黄山会议，筹划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于是，他将这个想法首先实施在艺术家们身上。他按照黄山会议的名单，但并未以主办方的名义，给所有与会艺术家邮寄了表格，填写内容包括了参展艺术家的基本信息，例如身高、体重、家庭成分、是否受过惩罚等，并要求贴上照片。有很多艺术家填好后发回给了耿建翌，有的认真逐项填写，也有人以调侃的方式对待。表格最终展出，并发放了观众证书。这个作品就是著名的《表格与证书》。在20多年后的今天，偶然成为当年这段艺术史的见证。

在本次展览开幕时，费大为站在自己当年填写的表格面前，谈到他当时面对这份表格时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很可能就是一件作品，而且应该，一定是件作品。收集个人信息是对官方手续的一种反讽，在西方也有这种类似的反讽的手法。这个很中国化的表格就是我们生长环境当中从小学开始不断遇见的东西。如果这是一件艺术作品的话，我可以加入这件作品。”

从参与性的角度，耿建翌的确达成了他的目的，由观众（他人）完成了该件作品50%的工作。2000年，耿建翌在上海月星家居广场举办的“家？当代艺术展”上，又将这个创作方式再实施了一次，邀请所有参展艺术家填写参展表格后形成作品。1995年前后，他的《婚姻法》、《计划生育法》两件作品，将原有的法规条例重新制作，留出空白，请不同的观众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