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热”降温的背后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

高考制度的恢复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来说无疑是一个信号：即中国开始朝现代化迈出了必要的一步。而对于因而处于迷惘苦闷的一代青年来说无疑是一次机会：即平等公正地选择命运。

高考制度的恢复，与其说是教育制度的恢复，倒不如说是知识尊严的恢复。从1977年到1985年的8年间，中国共有几百万青年通过高考和自学获得了全日制高等院校和成人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文凭。文凭成了一代青年的成才理想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标志，追求文凭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热点之一。

然而时过境迁之后，“文凭热”却像一位害羞的少女，在中国社会生活热点中悄然退却。

为什么？福兮？祸兮？

知识和金钱的优势转换

中国进入80年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商热潮的兴起。

不容讳言，在中国这块缺少商品经济传统的国土上头一次从体制到观念强化商品信息所产生的后果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空前繁荣，经商成了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社会出现分配不公，生产积极性萎缩。刚刚兴起的全民族学习文化的热潮受到严重冲击。新的“读书无用论”开始流行。学生辍学经商，教授上街摆摊，研究生放弃学位办实业等等都成为社会新潮。刚刚从“”的政治迷狂中清醒过来的中国青年又被置身于商品的诱惑和压迫之中。

刘京生高中毕业那年，北京城里那条叫秀水东街的胡同还没人摆上摊子。当刘京生看到自己的邻居和同学小三春风得意地在邻居们的羡慕目光下坐着出租车到人民大学报到读书时，他的心里曾好一阵难受。没办法，这一切只怪他中学时学习成绩太差，连个中专也没能考上。

后来经人点拨，刘京生在秀水东街摆了个服装摊，当起了服装个体户。每天，他都要在邻居们鄙夷的目光下，登着平板车早出晚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秀水东街变得繁华热闹起来，服装摊一个紧挨着一个，他的服装生意也出奇地好了起来。一天下来，多挣上千元，少挣也有好几百。天长日久，刘京生手中的人民币、美元、港币把家里的保险柜都塞满了。终于有一天，刘京生拿出了其中的一部分，买回了一辆崭新的波罗乃茨小卧车，并将车高速开到家门口。在他连续不断地按了5分钟喇叭后，邻居们差不多都围在了轿车旁，舌头都几乎掉到轿车上。就连大学毕业分在中央机关当干部的小三也拍着他的肩膀说：“还是哥们儿混出了模样。”

提到这件事，做了4年国家干部的小三感慨万千。他说：如果自己不去上大学，不拿个破文凭，没准也发了。小三的理由是：刘京生的智商不会在他之上，刘京生能发，他为什么不能发？

有好一阵子，北京城也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写书的不如卖书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如不向知识和科学倾斜，这个民族肯定是没前途的。

人生应该允许多样选择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凭热”兴起的同时也隐藏着另一种危机：即社会选择的单一。试想，当千千万万的青年人都把拿文凭当作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通道和手段时，其机会必然有限，成才的途径必然狭小。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渐深入，中国青年开始感到新生活带来的新机会的日益增多。青年把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发现和实现自我价值，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他们甚至觉得，只要生活过得充实，有益于身心健康，哪怕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人生也充满了魅力。

王甜甜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每天，她都要穿着礼服，打着领结，彬彬有礼地在一家豪华饭店笑迎中外宾客。对于她高中毕业当服务员而不是上大学，王甜甜说：“命运的这种安排并不能说明我是属于弱智。”而恰恰相反，王甜甜认为她的智商并不在她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之下。她举例说：“我会做衣服，会弹钢琴，会画画，会摄影，还会烹调，而我的那些上大学的同学都不会。”为什么不去考大学拿文凭呢？王甜甜有自己的看法：“我不认为有个文凭就了不起。我觉得人活在世上的时间太短，只有几十年。如果为了社会的承认，为了别人的认同，为了得到赞许，而不是为了生活本身，我觉得这并不划算。追求知识的途径很多，干嘛非要弄个文凭？我只想活得到太累，别太枯燥，仅此而已。”

王甜甜的看法代表了多少年轻人的观点？没人能说得上来。但不管怎么说，选择文凭和选择生活并不应该是矛盾的。从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计，从一个人的长远发展计，更高的文化水准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远的眼光才是可取的。

被亵渎的神圣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金钱的魔力是出乎人们想像的。文凭，这个自人类有教育以来就一直代表神圣理性的工具也不可能脱离金钱的制约。前几年一些学校和个人为谋取金钱，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幌子下，不惜用文凭的尊严换取金鱼的利益。

赵冬冬就做过两次金钱和文凭交易。他高中毕业顶替父亲进了一家工厂当采购员，后来又跳槽到一家公司搞推销。走南闯北的经历告诉他，要想活得滋润，没有点唬人的东西不成。就拿谈对象来说，男人高中毕业水平撑死了也只能找个中专毕业的女人，要想提高档次还非得去混张大专以上文凭。为此，赵冬冬着实费了些脑筋。北京城的高等学府有的是，但他自知底气不足连校门也不敢进。但赵冬冬见多识广，信息灵通。他发现了报刊上五花八门的招生广告，觉得这是拿文凭的有效途径。于是，他花了几百元向外地一家“函授学院”和北京一家“人文大学”报了名。他觉得这两所“大学”比较“专业对口”。其一：入学不用考试，交钱就成。其二：都有社会知名人士挂名。其三：不用闭卷考试便可获得文凭。有一次，赵冬冬出差外地，顺便拜访了那所函授学院，结果既在他意料之中又在他意料之外：“学院”的牌子挂在一所小学的校门上。回到北京，他又找到那所“人文大学”，与那所“学院”不同的是，“大学”的牌子是挂在一所三流中学的校门上。

北京市成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蒋树瑛对此认为：乱发文凭现象在前几年比较严重，“办学者”主要是为了挣钱。既然用钱能买到文凭，神圣的文凭也就不再神圣了。

应该重视的社会功用

文凭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其社会功用是分不开的。不管人们如何脱俗，对待文凭的态度首先考虑的是文凭的社会功用。这种功用应该包括文凭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学术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凭的社会功用决定了人们对文凭的态度。

张国安在北京一家上万人的工厂当翻砂工。翻砂这个活是工厂最脏最累的，一般人都不愿干。因此，有门路有本事的都往外跑。张国安算是个本分人，一没门子，二没路子，但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上中学时，他的学习成绩不算坏，背地里还偷偷写过散文、诗歌、小说什么的。前几年，征得厂里同意，报考了电大中文专业，居然考中了，正儿八经脱产背了两年书包，之乎者也学了一大堆。他指望着毕业后不再回到那个烟灰蒙蒙的翻砂车间。没想到，拿了大专文凭回来，工厂还没法安排他。厂里头儿说，办公室已人满为患，搞技术他又不行，没法子，只好哪儿来回哪儿去。张国安也算厚道：人家工厂出几千块钱让咱读书也不容易，干吗非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他试着跳槽，自个儿联系了几个单位。可别人都说现在不缺弄笔杆的。没辙，他只好闷在车间干活。有人给他算了笔帐，两年电大，工资加奖金，张国安比别人少拿了5000元。他憋着一肚子气说：这年头有文凭还不如没文凭哩！

但是，他的车间主任对此却有另外一番见解：别看他拿了文凭还猫在车间卖块儿觉得冤，就说找老婆生孩子，我敢肯定，那素质就比没文凭的主儿高。

这车间主任的话倒也实在。拿了文凭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离开艰苦岗位和体力劳动。一个人的价值和能力也并非文凭就能证明。单纯地靠拿文凭做“跳板”，以换得社会的承认，这种认识是幼稚和肤浅的。只要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无私地奉献给社会所需要的事业，无论哪一行哪一业，你都会真正实现自我。当然，这并不等于就可以不去重视文凭的社会功用。

文凭热似乎已成为过去，但文凭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仍将是一个热门话题。对于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们对文凭热情的衰减并不是国家和社会的福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对文凭的追求即是对文明和知识的追求。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根本的出路在于发展教育，而文凭的多寡仍将是民族受教育程度高低的凭证。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如何运用经济杠杆调动社会民族对知识和科学的追求的积极性，这将决定未来中国的文凭走向，也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