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悬惑等

最大悬惑

央行会否实施第四道“金牌令”――加息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压力未有缓解，对于中国银行的领导机构――央行可能进一步采用加息甚至人民币升值等货币紧缩政策的猜测甚嚣尘上。

从2003年3月起，央行已经连续出台三道“金牌令”――再贷款浮息、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然而抑制经济增长过热未见明显成效，一季度GDP增长9.7%，投资增长43%，CPI上涨2.8%。目前中国一年期贷款息率5.31%、存款息率1.98%，央行会否再次出牌值得密切关注。

央行今后更加严厉的政策会是什么，许多业内人士都在猜测。有关专家分析说，要防止通胀，控制经济过热，需要推出新的利率政策。特别对于房地产等行业来说，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毕竟是间接的，提高贷款利率作用会更明显。有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已有几种“更严厉强硬措施”的方案，其中一种方案就是先提高贷款利率。

决定央行是否加息的三个因素：

第一是物价。导致居民消费价格增长的主要因素仍是粮价以及住房、医疗、教育。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称，“若CPI以及原材料价格仍保持增长趋势，而4、5月份信贷投放增速依然不能放缓的话，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增大。”央行是否加息要看贷款利率和通胀水平的关系。如果CPI高于贷款利率，即出现贷款负利率的话，央行则很可能采取加息方式来控制通胀。

第二是美联储动向。近期，关于美联储最早今夏加息的预期愈发强烈。有分析认为，美联储加息后，央行可以同幅加息，美元和人民币的套利空间不变。中国利率调整应在美联储加息之后，且上调空间非常有限。因为目前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已存在较大利差，若此时加息可能引起更多的套利资本流入，从而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升值压力。

第三是投资。从理论上来说，加息可以增加投资成本，从而抑制投资。以钢铁行业为例，在利益的驱动下，目前一些民营资本进入的势头十分强劲。要控制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过热，防止通胀，下一步唯一的出路就是加息。

最富意义的尝试

中国引进电力资源

不久前，黑龙江省黑河市正式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两座水电站输入电力，这是中国首次从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较大量地进口电力。

据介绍，这些电力将专门供黑河市经济合作区内的高耗能基础原材料工业使用。黑河市有关官员说，今后10年内，通过横跨黑龙江的输电线路，黑河市将从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阿穆尔州输入总量为154亿度的电力。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高耗能产业的过快发展，中国的电力需求近年大幅增加，并出现阶段性的短缺情形。从2002年6月起，中国电力需求快速增长，陆续有些地区拉闸限电。到去年底，全国21个省份电力供需形势紧张，其中7个省份的情况比较严重。今年缺电形势可能更加严峻。为此，中国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电力紧张局面，满足企业和城乡居民用电需求。比如，加强调度，调节地区间电能余缺；在用户方面加强管理和调节，进行错峰用电；实行峰谷电价，用电低谷时降低电价，鼓励用电，用电高峰时调高电价，提醒企业避让高峰用电期。这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当然是加快电力建设。

但是加大电力投资，必然与中国现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所冲突。在当下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过热正在受到中央政府的一系列金融、信贷等政策的强力控制。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从俄邻近地区大规模进口电力并纳入国家电网，不失为一条解决国内电力短缺的经济可行途径，黑河自俄进口电力正是有益的尝试。

最强福音

中国开放民间基金会

最近民政部公布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从2004年6月1日起，“非公募基金”可以最低200万元，用企业或公司的名义，设立民间性质的基金会，鼓励从事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活动，支持福利、慈善和文化事业。另外，允许外商捐资设立独立基金会，连原来受到疑心猜测的境外基金会，也可以在内地公开合法地设立办事机构。

有专家认为，这是期待已久的“文化开放”。20年前，中国曾有学者提出民间掌管“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设想。但是受到政策限制，只能公募公办，一直难以摆脱行政色彩。

基金会的本质含义就是民办，官办的话无异于财政拨款。《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改革，真正意义在于肯定了文化建设需要民间组织的自主参与，而不是官方的独揽。新条例除了肯定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外，更重要的是配套承认了民间组织的经济地位。从理论上说，今后民间组织想要自主做事，就可以有充裕而合法的经济资源作支撑了。

上海曾经是中国的文化中心，百多年里，除了上海交通大学等少数几所政府拨款学校外，庞大的上海文化事业，许多是靠民间涓涓细流汇成的大资金运作的。民间设立“义庄”、“善堂”和“基金会”从事慈善和文化事业的做法很普遍。

把文化权力交还给民间，基金会自主运作，让市民在享受城市文化的同时承担文化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这对城市文化建设有百利而无一害。

有学者认为，放开对于非公募民间自主基金会的限制，能够直接落实“人文价值”和“社区自治”这两点要义。个人能够参与城市文化建设，自然就会出现更多“大市民”；当民间有了更多的负责精神，那么中国城市就会聚集起相当可观的“城市精神”。从这一点来说，放行“私募基金”，是文化建设的福音。

最大悲剧人物

三九集团原CEO赵新先

“40年如一日，为中国中医药事业、为三九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原三九集团党委书记、总裁赵新先在一片掌声中谢幕。

三九集团是赵新先一手创立起来的。1985年，赵新先通过国有资产的担保，借来500万开始创业，而他创业之初所背靠的南方医院，使三九在实验、科研方面获得民营企业无法获得的优势。但是，后来这些都成为了他与国有资产的关系纠缠不清的原因。

近20年来，赵新先一直执掌着三九集团的方向盘。至2000年3月，三九医药上市成功，三九集团以200亿余元“身家”成为内地总资产额最大的中药企业。随着企业的扩大，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三九集团内部的股权结构和机制却一直没有很好的处理清楚。这个庞大的中药集团，与大多数的中国国有企业一样，长期遭受着股权分裂、国有出资人缺位的痛苦。三九集团因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赵新先曾提出的管理层收购并没有得到认可。有人说，“三九集团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个怪胎。”

另有一种说法是，赵新先今天的仓促离职，是与三九集团高额债务纠纷有关。根据三九集团提供的数据，截至2003年底三九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欠银行98亿元，主要为：三九集团6.6亿元，三九药业34亿元，三九医药(000999.SZ)33亿元，另两家三九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三九生化(000403.SZ)和三九发展(600614.SH)为14亿多元。

从资产负债率来看，三九医药约为58%，另两家上市公司是60%多，甚至连赵新先本人都不否认，三九的债务问题远比可公开的情况来得复杂，可公开的债务是70多亿元，这些债务是三九200多个公司的总债务，三九集团本身负债5亿元。

面对三九集团业绩下滑，债台高筑，64岁的赵新先力不从心，不得不悲壮退休。可以肯定的是，赵新先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