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寿关于大炼钢铁运动的一封信

最近，在学习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读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这一节时，我不禁想起曾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的王鹤寿同志在1993年写给我的信中曾经谈到这一问题。王老自1956年起担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组织编制了钢铁工业建设规划，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我觉得此信很有史料价值，特抄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应民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前些时我身体不适，因而迟复请谅。你所问的情况，仅据记忆有如下情节。

一、1956年（应为1957年――编者注）全国钢产量是535万吨，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是在1958年初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开始的批判“反冒进”的精神下，逐渐引起了全国工农业跃进的情况中，确定下来的。

二、南宁会议后，1958年3月初冶金部党组根据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的精神，冶金部党组研究所属的有色金属工业与钢铁工业是否可以发展更快一些，可否超过党的确定的钢铁生产指标（提的指标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钢的指标是1050万至1200万吨）。冶金部党组的同志当然都是发展钢铁工业的积极分子，经过大家研究，计算当时生产设备的能力和今后可能增加的设备能力，确认不要五年，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60年），即可达到确定的五年计划（到1962年）所规定的钢铁产量指标，即1050万至1200万吨。当时计算的根据是：全国现有的设备能力如能全部发挥能力，则可能是800万吨，今后两三年的时间经过现有钢铁厂的改造提高生产能力和努力新建钢铁工业的厂矿，今后三年中每年增加120多万吨的生产能力是完全可能的。这个计划方案也就是用10年努力，我国钢铁工业的产量水平可以赶上和超过英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水平（当时英国钢产量为2200万吨）。

三、这个发展钢铁工业的积极方案，受到了的赞许，在当年3月成都会议上肯定了冶金工业部这个方案的精神。但是当时也还未提到当年（1958年）钢铁生产翻一番的问题。1958年计划钢产量是624万吨，当时只提到实际可以比较大的超过这个指标。

四、成都会议后，记得是4月的下半月，找冶金部党组几位同志谈了一次话，谈话的主要内容和精神是：你们关于提高加速钢铁生产的报告我看过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现在才能生产几百万吨钢，太可怜了，工业不发达就要受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一个省就有欧洲一个国家大，无论人口和面积都比欧洲的一个国家的人口多、面积大；欧洲没有统一，欧洲的各国都发展起来了，而我国从秦始皇时就统一了，统一当然有好处，但中央集权也限制了地方的发展。你们应该对一个省像一个国那样考虑它的发展。在谈话过程中，我们汇报了全国钢铁生产情况，当时向提出的生产指标是1958年肯定可以超过624万吨钢的计划，达到700多万吨，最多可能达到800万吨钢。在这次与冶金部党组的同志谈话中，我们没有设想钢的生产指标可以翻一番的问题，也没提出翻番问题。

五、把1958年钢产量从计划的624万吨，提高到去年钢产量535万吨的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是当年6月19日晚间在中南海召集中央领导同志开会，也找我去了，当谈到工业如何跃进时，主席问我：去年钢产量535万吨，今年要翻一番，你看怎么样呢！现在各省市都很积极呢！我当时说有困难，设备能力不够，我回去再和党组的同志研究研究。

六、把的1958年钢的生产指标定为比去年产量翻一番的指示意见，在冶金部党组提出讨论研究，经过多方面论证，大家一致认为就当时的炼钢设备能力看，达不到翻一番的能力，但是从以下几个积极因素计算，争取翻一番也是可能的，因而就决定按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1070万吨执行，并报告了国家计委和。冶金部党组确认的几个积极因素是：①的威望和号召工业，要求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大大加快速度，这是很大的一种力量；②各省市积极性极高，如上海和华东协作区提出的钢铁生产速度，比冶金部设想的速度还高，这就有可能保证翻番的指标（上海和华东区工业基础好，有制造冶炼设备能力）；③虽然当前全国炼钢的设备能力不够，但是可以增加一些小的炼铁炼钢设备，国内即可制造，不需国外进口，这就争取到了更快的增加钢铁生产能力；④全国各大型、中型钢铁厂，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生产能力会大大提高。

七、当年的8月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协作区会议。曾找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管工业的书记谈话。当时钢的生产情况不理想，看来难于完成1070万吨的计划。但在一次小型汇报会中大家还是说保证完成。当时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意思很明显是说时间只有四个月了，忧虑完不成计划任务。这时薄一波同志向建议说为了激发大家努力，要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上公开写上今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同意了这个意见，因为（此处疑为“因此”――编者 注）政治局会议公报上就把这个翻番的1070万吨对外宣布了。1958年钢产量比前一年的产量翻一番本来是内部的计划（只向苏联宣布过，并未向全世界宣布），一公开宣布，主观上是为了激发大家的努力，这是积极意愿，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

八、事后看，要求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指标。当时全国钢的（此处疑漏“生产”二字――编者注）设备能力最高是800万吨，为了能达到翻番指标，就来了一个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造成了极大浪费。当时我和冶金部党组的同志很想把钢铁工业发展快一些，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造成了难于估量的大损失，负责钢铁生产的冶金部党组、首先是我是负有直接责任的。

王鹤寿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四日

王老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重读此信，感慨万千。当年我为进一步了解大炼钢铁这一段历史，向王老写信请教。王老不顾年事已高，认真回忆，亲笔给我回信，给我提供了很大帮助，他对历史高度负责，勇于承担责任的优秀品质，使我终生受益。

[作者系浙江省政协办公厅信息宣传处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