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中学之死

学校是一个特殊的创业项目，因为法律明文规定学校不得以赢利为目的。这所从成立之日就“自负盈亏”的学校，命运就一直被政策所左右，它在完成了各个时期的使命后，最终的生存命运又将如何呢？

平头，穿着一双拖鞋，今年39岁的“农民校长”李林波站在他三层教学楼前，看着上上下下的仅剩的不足100名学生，显得忧心忡忡。

“20年了……只有关门了……”2007年6月5日，李林波看着这所曾经给了他希望、梦想甚至那么一点点财富的学校，感叹地对记者说。

教学质量是创业之本

1988~1991年：为扫盲而建

奉节县地处重庆市东部，经济欠发达，属部级贫困县，教育资源相对落后，当地领导迫切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狠抓基础教育建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县政府要求各乡级政府必须搞好扫盲工作。

1988年，高中毕业刚一年的李林波，跟随在村小当公办教师的父亲李汉成一起代课，父子两人共教一个毕业班。那一年毕业班的成绩特别好，全乡考上区中学的只有5个学生，而这5个学生全在李汉成的父子班上。

这个成绩立即在全乡引起轰动。奉节县江南乡负责扫盲工作的黄开静立即找到李汉成父子，希望他们能办一个扫盲班，为全乡的扫盲工作出一份力。

李汉成却没有立即同意，他有自己的看法：“扫盲工作确实很重要，但是全乡90%的小学毕业生都不能升学，偌大一个江南乡，初中毕业生寥寥可数。为了学生的终身长远考虑，办一个初中班比办小学班更迫切。以后初中也会普及，不读初中的也是文盲。”黄开静被李汉成一席话打动，于是决定办一个“初中扫盲”班，任务依然是扫盲，只不过李汉成将扫盲的概念扩大化了。

当年9月，江南乡农民技术学校就这样在李汉成自家的土坯房里正式招生开班了。

在李林波看来，政府要求办这个学校只是解决了学校合法的身份问题，学校从一开始就是“自负盈亏”在经营。

李汉成全家人自己动手，将一间大土房改建成教室，用木板做课桌和凳子，每排课桌长约三米，宽不足一尺，用石头在每排课桌下砌三个支撑点，学生坐的凳子与此类似，只是高度低一些。这么长的课桌中间连过道都没有，要是最里边的学生想要出来的话，整整一排大约七八个学生都得为他起立让道。李汉成又将两间小土房改建成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寝室。他还特地找来一口大水缸，让妻子左明秀每天给学生烧开水喝。

这些学生有两个共同特点：成绩差，都是没有达到公立初中录取分数线的；家里穷，因为江南农校对每个学生每学期的收费标准要比公立初中低80元，这对于家境贫穷又想再接受教育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好去处。

第一学期下来，就有近二十名学生不能适应艰苦的环境而退学。一部分学生因为路途遥远而退学，不少学生都是从远在一百多公里开外的三角坝等地慕名而来的，一学期只能回家一次；另一部分学生则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严格管理。

“他常常整夜不睡觉，潜伏在菜地里专逮晚上谈恋爱的学生，发现一对开除一对；他常常从后门走进教室，专逮不认真听讲的学生。对完不成作业、考试成绩太差的学生，他甚至不准其按时吃饭。”李林波对记者讲述父亲李汉成严格治校的经历。

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1991年，第一届学生终于毕业了。最终有42个学生顺利地拿到了初中毕业证，而且学生的考试成绩比乡政府办的中心校还要好，其中的3名毕业生竟然考上了镇里的高中（江南乡中心校的毕业生一个都没考上高中）。

江南乡农民技术学校在全县范围内引起了轰动。一所只有两个老师的学校、一所条件艰苦得连浴室都没有的学校、一所自办的农村学校，不但使42个学生拿到了初中毕业证，竟然还有3名学生在此考上了高中！

控制成本避免政策风险

1991~2005年：服务“普九”

随着经济和教育的发展，1991年，奉节县的扫盲任务基本完成。旧的任务刚完成，新的任务又来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简称普九）。

普九任务的到来证明了李汉成当初办初中班的高瞻远瞩。而这时候，新的教育任务普九就自然地也落到了江南乡农民技术学校的头上。

奉节县江南乡党委、政府立即牵头，向奉节县教委递交了一份申请书，申请将江南乡农民技术学校更名为江南乡成人学校。很快，奉节县教委下发了文件，宣告江南乡农民技术学校正式更名为江南乡成人学校，为完成普九任务服务。

在2001~2004年之间，江南乡成人学校每年的学生人数保持在300~400人，初中一年级、二年级每学期收费380元/人，初中毕业班每学期收费400元/人（不再收其他任何费用）。这样每年的收入在13万元左右。为了吸引优秀的教师人材，李林波给出的教师工资都比较高，10个教师，每个教师每月工资750元，即使放寒暑假也给每位教师每个月450元的补助，加上书本费、食堂煤炭费、校舍维修费等等的开支，一年下来也就只能剩下2万元左右，而这是李林波全家人一年的生活来源。

也就是在这期间，奉节县乃至重庆市的民间办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办了起来。到2004年，仅奉节县就有27所农村私立中学。

2002年，江南乡成人学校的学生人数发展到鼎盛时期，在校人数超过500人，教师16名。李林波在这一年大兴土木，借款8万元，加上这些年从办学中积累的积蓄，自己投资20万元，改善办学设施，在原来老土房的基础上修建了两栋钢筋水泥房子。由于学校地势偏僻，公路不通，所有的砖都是靠骡子驮运或老师、学生自行搬运。四五百名学生沿路而站，从三四公里远邻村的砖窑厂一直站拢学校，砖头就这样在学生们的手里一块一块地传递下去，场面蔚为壮观，附近的村民被感动，也纷纷加入传递砖头的队伍。

然而，也就在这一年里，奉节县教委成教员周某忽然通知李林波不要招生了，其理由是江南乡成人学校的普九任务已经完成。

接到这个口头通知的李林波第一次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学校就是他的全部，如今忽然被通知不招生了，难道学校已经走到了尽头？

2002年，恰逢有关部门对全国普九进行验收，江南乡的上级政府城关区所在的区级中学幸福中学无法完成全区的普九任务，经过县教委研究决定，江南乡成人学校作为幸福中学下设的一个教学点，继续招生，为完成普九尽力。

就这样，江南乡成人学校的办学资格得以进一步保留。

虽然继续被允许办学，但是这件事情给了李林波一个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一旦普九任务完成，江南乡成人学校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李林波保持了学校原有的基础设施，没有再进一步地加大投入。因为他明白，所有的投入是否能够收回还很难说。

苦撑危局

2005~2006年：灭顶之灾

事情的发展果不出李林波的预料。2005年，幸福中学已经能够独立完成普九任务，江南乡成人学校不再肩负普九的任务。这时候，县教委采取的态度是任其自生自灭，倘若想继续办下去，则必须办理办学许可证。

尽管李林波经过了种种努力，江南乡成人学校仍然无法达到县政府规定的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标准。倘若完全达到该标准，李林波计算了一下，还得至少投入近30万元。这对于一个每年只有两三万元收入的他来说，不啻于天文数字。

抱着将在校学生送毕业的想法，江南乡成人学校开始苦苦支撑。

灭顶之灾发生在2006年。

这年一月，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下发了《重庆市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该办法），该办法规定，从2006年春季学期开学起，免除在全市农村地区和县城所在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学生的杂费（含信息技术教育费）。该办法还明确规定了初中学生每期收费标准为95元。除此之外，各级财政部门对给予教育的学校按每个学生每学期补助140多元的标准予以补助。

这样一来，靠向学生直接收取学费为主要经费来源的江南乡成人学校及全重庆市所有类似学校均面临着灭顶之灾。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之后，政府加大了对公办学校及学生、教职工工资等的扶持和投入，降低或免收学生费用，江南乡成人学校的在校人数从2005年底的280人一下锐减到2006年春季的102人。这些学生几乎全部都流向了公办学校。

学生少了，收的费用低了，收入来源自然就减少了一大截，但是教师的工资、学生的教材、食堂需要的煤炭等等开支却不会减少，江南乡成人学校第一次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路在何方

2007年：艰难上访

李林波认为自己“很冤”：在办学之初，他并没有把此作为一种生意来经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都是积极鼓励、大力倡导民办教育的，而且他的学校还为政府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教学任务，现在忽然降低了学生的收费标准，一下子丧失了继续维持学校运转的收入来源。

以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他联系了奉节县民办学校协会会长孙义洪，孙义洪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江南乡成人学校一家面临的问题，而是全县、重庆市乃至整个经济落后的西部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孙义洪看来，私立学校为国家承担了部分教育义务，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立学校已经能够完成教育义务了，应该对作出过贡献的私立学校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孙义洪提出了政府补偿并转向的要求。但是奉节县教委没有及时对此表态。

2006年11月6日，奉节县民办学校协会会长孙义洪代表全县27所民办学校的校长，集体到教育部、国家局等部门上访，反映这一普遍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

这次集体上访引起了奉节县教委的高度重视，经过紧急磋商，2007年1月12日，奉节县教委向代表孙义洪下发了事项处理意见书。

关于政府补偿并转向的要求，县教委认为绝大多数民办学校（含审批的和未审批的）招生均属自主招生，不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县级人民政府予以委托招生”的要求，因此要求予以补偿相应教育经费的前提条件不具备。况且原已审批的民办学校其办学经费来源除自身投入外，其余是自行收取，优质优价，收费标准是根据其办学成本申请物价部门审批，没受公办校收费标准的限制，实质是自负盈亏，要求政府补偿不合实际；未经审批的民办学校其办学行为属个人行为，要求补偿无正当理由。

站在曾经人来人往、书声朗朗的教学楼下，李林波显得疲惫，他已经决定将学校委托给一位老师，自己外出另寻出路了。这名老师靠每学期收的费用及上级部门给予的补助，一方面积极申办办学许可证，一方面继续艰难办学。

之所以这么做，李林波说，他还在等着学校能够有起死回生的那一天，没准国家还会普及高中、普及大学呢，到时候这所学校就会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而一路办下去。到那时候，李林波说，他的学校也就成为中国农村教育的一个缩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