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常态经济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

尽管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赞同弗里德曼的名言，即“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Friedman，1963），但货币主义的实践并不理想。就连弗里德曼本人也承认，货币供应目标制并不如他希望的那样成功（Nelson，2007）。现实中货币的超发并不会引起所有商品价格的同步上升。特别是，由于工资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速度更快，很多经济学家都将通胀归咎于成本快速上升，这也促使认同弗里德曼的学者们不得不认真思考成本冲击对通胀和货币政策的影响，而这对当前的中国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1990年代之前物质短缺时期由需求推动引发的通胀不同，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物价上涨更多表现出成本推动特征。2006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就是在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出现的。与此同时，国内工资也出现大幅上涨且部分地区开始劳动力短缺。与需求型通胀不同，在成本冲击下，紧缩性政策可能造成有效供给不足，从而加剧经济收缩压力，成本推动型通胀治理难度更大。虽然应主要采取促进产出效率的供给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毫无作用的空间。

伍戈博士和李斌博士的新作《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出版）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出色成果。作者并没有仅仅针对成本冲击来分析通胀，而是通过对日韩台湾等典型经济体和历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考察，发现如果同时考虑货币供给因素，成本冲击对通货膨胀的边际解释力几乎为零，这实际上强有力地支持了货币主义观点。

虽然劳动力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都属于成本冲击，但对总供给曲线和宏观经济影响不同。前者对总供给曲线斜率产生影响并在短期产生不可逆的中长期冲击，而后者仅体现在斜率的变化。面对劳动力成本冲击，应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预期并更多地改善效率提高供给，这对于正处于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已经历长达三十年约10%高速增长并将逐步回归中低速度常态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是短暂且可逆的，因而决策者一般不需要考虑修正其既定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及通胀目标，但可以适当提高短期通胀容忍度。这种做法其实与199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采用的事实上的弹性通胀目标制策略是一致的。虽然不同国家策略不同，但Svensson（2002）认为只要是遵循跨期通胀和产出缺口模式，都是弹性通胀目标制，几乎所有独立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都可归为此类（Mishkin，2011），这对中国货币政策转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还对日益全面融入全球经济情况下的成本冲击和中国通胀新形势，以及如何以成本冲击的观点看待货币数量论的现实背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虽然研究的题目是成本冲击，但该书具有非常强烈的货币主义色彩，这可能与作者身份有关。考虑到中央银行家对通胀都持有高度警惕的职业心态，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件大幸事。更难得的是，该书无论在理论模型、计量检验，还是在国际经验比较等方面，都遵循了严格的学术规范，并且结合大量专栏案例深入浅出进行说明，逻辑严密结论可靠。通过该书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也可从中观察未来货币政策当局的决策方向。

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院

注：

Friedman， M.， 1963， Infl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Mishkin， F.， 2011，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Lessons from the Crisis”， NBER Working Papers， No.16755.

Nelson， E.， 2007， “Milton Friedman and U.S. Monetary History 1961-2006”，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Vol.89， p.153-182.

Svensson， L.， 2002， “Monetary Policy and Real Stabilization”， Rethinking Stabilization Polic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Jackson Hole Symposium， p.26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