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乐山译《1984》中“第三类语言”运用的得失

摘要：董乐山，中国著名翻译家，文学家，译作涉猎甚广，尤以翻译英国著名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的文学作品而著名，其中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经董乐山翻译后走入中国民众视野，成为反集权主义类社会讽喻小说的代表佳作，“多一个人看《一九八四》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一说在中国也掀起了罕见热议。然而，笔者认为，在“第三类语言”观照下，董乐山的翻译亦存在一些问题，且《一九八四》作为半虚构类讽喻文学也给翻译带来了很多难度，因此笔者将从翻译视角对此作品进行进一步剖析，并希望对后续的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董乐山；《1984》；“第三类语言”

一、背景知识介绍

（一）董乐山

董乐山，中国著名翻译家，自幼即开始了文学创作与批评工作。其译作覆盖深广，包括历史文化题材，诗歌等等。其出版译作主要有《西行漫记》 《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及《一九八四》。董乐山自踏入翻译界以来译作涉及广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翻译如果可以成为一门学问的话，只能算一门杂学，而他自己确实可以说是“杂到家的杂家”了。但在选择《一九八四》时，作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董乐山可谓用心良苦，具有远见。

（二）第三类语言

自古以来，各位名家大师围绕翻译的要求与目的所展开的论战就从未平息过，而伴随各个时代所产生的文化转型与最后的文化转向又再时刻影响着对于翻译标准与要求的评判，在中国，有关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的论战也从未达到完全的一致，然而，在这些论战中，如果加以揣摩其实不难归纳出一些大师们眼中的要点与底线，概括起来，翻译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翻译的根本任务，用鲁迅的话说，是‘保存原作的丰姿’，用茅盾的话说，是‘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用钱钟书的话说，是‘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而是完成这根本任务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用鲁迅的话说，是‘力求其易解’，用茅盾的话说，是‘纯粹的祖国语言’，用钱钟书的话说，是‘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从以上这段注评不难看出，其实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译作语言的选择问题上，所谓“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在笔者看来，在“美”与“信”间的取舍，也就构成了困扰抑或激励译者千年的翻译真谛所在。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合格的译者才应该使用的语言呢？什么样的语言能够既承载译者作为意义再生之源的创造性、又能秉承原作丰姿与韵味、且照顾到读者的接受能力的理想语言呢？

诚然，真正恰当的译者语言既不可能处处都是地道的译入语，又不应该时刻为源语的形式让路而牺牲的理解与接收的可能性，而应当是一种“第三类语言”，这种语言小心翼翼地徘徊于源语和译语之间，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差异或者源语自身所体现的语言差异都可以而且应当使它相对于译语发生异变。

二、《一九八四》研究

《一九八四》作为一本乔治奥威尔撰写的反对集权主义的讽喻性小说，其题材对身为社会主义斗士的董乐山来讲不能不说意义重大，而也正是在这样背景之下所带来的译者主体性影响，加之董乐山先生在其翻译论述中所表露的一些翻译策略技法的意向，形成了这本书翻译的风格。首先，董乐山对于汉语优势论是明确否定的，这也就表明了他在翻译本书时避免了如林纾等有意无意所表露出的民族优越感，并避免从心所欲地对原著进行更改；其次，先生对异化翻译策略也并不十分支持，因而在“信”与“顺”的选择上也就强调了后者，先生认为以他国语言来丰富本国语言是必要的，但是必须秉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根本原则，因而读者在阅读董乐山译版的《一九八四》时，能够体会到语言在风格上的一种稳健与内敛。对于书中董先生的翻译风格研究，现在已经较为丰富，然而，“翻译无定本”，董先生的译本称之为典范当之无愧，但也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反映出对此类型小说翻译中的一些通病，笔者发现这一问题，在下面列举几例，并选出其他译本进行初步的对比与研究。

例一：

原文： Winston Smith， his chin nuzzled into his breast in an effort to escape the vile wind， slipped quickly through the glass doors of Victory Mansions， though not quickly enough to prevent a swirl of gritty dust from entering along with him.

刘绍铭：风势猛烈，温斯顿·史密斯低着头，下巴贴到胸前，不想冷风扑面。他以最快的速度闪进胜利大楼的玻璃门，可是狂风还是跟着他进来了。

董乐山：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要躲寒风，紧缩着脖子，很快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动作不够迅速，没有能够防止一阵沙土跟着他刮进了门。

就本例而言，原文想要创造出的是一种寒冷、灰暗的气氛，男主人公在这种气氛下出场，因而在翻译时这些能够创造意向的词（如“vile wind”， “a swirl of gritty”）应是翻译的重点，在这点上，两个译本都能够比较忠实地体现出来，然而，相较于刘绍铭的版本，董的版本显然在策略上更为倾向意合，尤其是在最后半句的翻译上。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刘的版本中例如“冷风扑面”“风势猛烈”的词是为加深读者想象而家，这一点较之董版理解稍欠火候，后者翻译与原文更为贴近，即都着力于主人公的反应或者其他更为间接的描写来营造这一气氛，不得不说是对董有关“真正理解”理论的再一次证明，然而在最后一句的把握上， 不得不说，正是因为董对自己“理解与忠实”原文的坚持，暴露出了异化汉语的陌生感，汉语中对“阻止”“把”等字词的使用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因为这两词都涉及施动受动两者，这样一来，在使用时就难免显露出生涩之感。而刘的版本则巧妙地绕过了这一难点，直接转换主语，句子更显一气呵成。

三、结语

总的来说，既然翻译是在创作的过程，那么译者个人对于翻译的理解自然而然地将会影响到其对翻译技巧、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运用，而一个理想的译者所应具备的第三类语言能力，总的来说需要遵循以下两个“尽量”

1） 尽量传达出原作中具有特色的异域文化特征

2） 尽量传达出原作中具有特色的语言特征

只有既对原语文化与传达意味的把控，又对译入语语言文化进行相对强势的掌握，才能促进语言革新，丰富译入语语言，从而达到译作的最根本目的。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曾经说过：“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目的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使译者确实能够将原作中的差异性传达过来，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这也是所谓的第三类语言对于译入文化所能起到的最理想的作用，而笔者认为，在董老提出的合格译者应具备的条件基础之上，对于第三类语言的意义的理解与对其运用的把握也是决定译作是否发挥最大功用的重要原则与条件。（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研究生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第三类语言”面面观. 吴南松.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2]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 著. 董乐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1.

[3]董乐山翻译风格研究. 张笑. 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3.

[4]不问春夏秋冬，但知辛勤耕耘. 丁元甲. 中国翻译，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