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中的印度佛教庭园设计与中国古代园林

[摘要]伴随着佛教东渐，古代印度佛教的庭园设计形态是否也曾在中国流行，以往的研究没有具体的澄清与确认，而历史文献的记载明确表明，古代中国人有着与印度截然不同的庭园与园林设计理念。本文从7世纪之前佛经中描述的印度佛教庭园设计、唐代莫高窟壁画净土变中的水池庭园空间形态、中国古代园林景观遗构三个方面梳理了印度佛教庭园设计与中国古代佛寺园林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的园林设计对后世的佛教庭园空间的构成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巨大的变革。

[关键词]印度佛教；庭园设计；汉译佛经；中国古代园林景观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8-0069-06

隋唐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对印度佛教的园林设计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在中国古代（本文特指隋唐以前）的庭园中，不仅找不到具有代表性的印度佛教园林设计盛行的确凿证据，而且事实上从各类文献得知，古代中国人采用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宛若天成的“曲池”园林空间设计。这里所说的印度佛教庭园设计，特指伴随着佛教的东渐，8世纪以前翻译的汉语佛经典籍里所描述的印度佛教庭园空间原型的构成形态。

萧默在《敦煌建筑研究》一书中分析了敦煌壁画中的佛寺建筑布局，并且认为佛殿建筑中弥勒净土变、药师净土变、阿弥陀经变等图像的空间构图极为相似，佛殿精舍的中心有大量水池平台，这种水池平台源于佛经。“这种描写，当然出于想象，可能与印度热带地方时时需要沐浴有关。所以，壁画中的大量水面，不一定是唐宋佛寺中真正普遍的情况。”①但对印度佛殿精舍的庭园景观的原型与样式没有具体地展开论述。本文从早期汉译的佛经入手，进一步明确了古代印度的佛教庭园设计空间形态与风格。

一、印度佛教庭园设计

从佛经描述中印度的佛教庭园以方形水池为中心，构成富丽堂皇的佛寺庭园。这种方形水池见于曹魏时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②和隋朝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③中。

（一）阿弥陀极乐净土世界

当时对印度园林的记述，古代中国人基本上是通过曹魏时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④、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阿弥陀经》⑤中的描述，才被世人所了解。根据其记述，当时印度佛寺是以方形水面为中心而构成华丽庭园式设计风格（见图1）。

（二）拘尸那迦

拘尸那迦是佛祖圆寂的地方。东晋《高僧法显传》⑦中记述，佛祖是在拘尸那迦城外北部的两棵沙罗树间涅槃。后秦时克什米尔人佛陀耶舍和竺佛念共译《游行经》⑧、东晋瞿曇僧迦堤婆译《大善见王经》⑨中记述，拘尸那迦是大善见王的都城。从以上两部佛经来看，拘尸那迦城有着恢宏伟岸的精舍和环境优美的庭园，同时，“方形”的水面是庭园布局中的核心构成元素。整个庭园景观与《阿弥陀经》中描述的极乐净土世界的空间构成形态非常相似。关于这一点，以往的研究表明《大善见王经》是在《阿弥陀经》的基础之上写成，不同的是《游行经》中没有明确与精舍功能相对应的正殿所在具置。《大善见王经》记述，与精舍相对应的正殿位于都城——拘尸那迦城不远的城外。

（三）帝释天的善见城

帝释天是佛教宇宙中心矗立的须弥山之主，善见城是该山顶中央帝释天居住的都城。关于善见城有南朝陈眞谛翻译的《佛说立世阿毘曇论》⑩（简称立世论）卷2 有详细记载。在《立世论》中，善见城的特征与拘尸那迦城一样，有非常宏大的精舍和景色优美的庭园。其中，方形的水池是其庭园主体空间形态构成的中心要素。在后秦佛陀耶舍和竺佛念共译的《佛说长阿含经》11、南朝陈真谛译《阿毘达磨俱舍释论》、唐玄奘所译《阿毕达磨大毗婆沙论》12等佛教典籍中都有关于善见城的记述，《立世论》记述的内容非常详尽系统：

其七重树间处处皆有众宝花池。纵广一

百天弓，天水盈满。四宝为砖，构垒底岸。金银琉璃及颇梨柯之所成就。其池四边，亦四宝砖以为阶道。一一池中有无量花，五宝所成。谓金银琉璃，颇梨柯呵梨多。是诸池内，有四宝船泛漾其中。谓金银琉璃颇梨。复有八种，水戏之具。一者跳入水楼。二者以七宝涵，注水灌神。三者击水之具，以为音乐。四者水溅以为嬉戏。五水输车。六者浮屋。七者宝轮 鹈。八者绳楼自缒，旋回击荡。其中男女诸天乘船游戏。是时宝船随心迟速。男女诸天若作是意，愿欲向彼，船即到彼。是诸天等，若作是意，愿取彼花来至我所，花便自至。其中果报。自然风起，吹众名花遍散诸天。复有别风吹诸花鬘，庄严身首。或为宝冠，或为璎珞，或为臂印，乃至腰绳。或为足钳。池岸四边有五种宝树。一金，二银，三琉璃，四颇梨柯，五呵梨多。其树行间有众宝堂殿，五宝所成。诸男女天于其中住。是其城外，多有诸天，遍满国土。13

从中可以看出，《阿弥陀经》里的极乐净土世界与拘尸那迦及帝释天善见城的庭园景观非常一致，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以“方形水池为中心的庭园景观”。同时，这些庭园景观的构成形态是印度佛经描述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所以它是印度佛教庭园景观的代表。

（四）富丽豪华的庭园景观设计风格

印度佛教的庭园景观设计富丽堂皇，甚至可以说是奢华而并不过分。《立世论》中列举的“七宝”有金、银、琉璃、颇梨柯、莲花色宝物、螺石、呵梨多。其中，颇梨柯为水晶，莲花色宝物为红珍珠或珊瑚，螺石为车磲（或贝壳的一种），呵梨多为玛瑙。依据《具舍论》14所述，帝释天的都城外四周镶嵌有四个美丽的庭园式园林，起着装点和美化城市的机能。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15描述佛寺的庭园景观装饰得富丽堂皇。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16中所述，集天下珍宝以最高的礼节与恩惠搭建一个美好的佛国世界，让前来拜佛的人从心理上感悟到无与伦比的“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极乐净土世界的美妙。因此，富丽豪华的庭园设计风格是当时印度佛教庭园景观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主题内容。

（五）湖中岛与筑山景观

佛经中记述的庭园式园林景观，水池中看不到岛屿和筑山的情景。从另一方面看，《妙法莲华经》17中有“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为一个佛国。七宝为地。地平如掌。无有山陵溪涧沟壑”的记载。就是说佛陀多如恒河的沙粒，整个构成了一个佛国世界。七宝构成大地，它平整如人的手掌一般，不存在高山峡谷的景观。《佛说无量寿经》18中有“其国土无须弥山金刚围一切诸山。亦无大海小海溪渠井谷”的描述。并且《世纪经》19中描述的印度佛教的理想庭园之一，名为欝单曰庭园，“园内清净，无有荆棘。其地平正，无有沟涧坎坷陵阜”。通过以上例证可以得出印度佛经中，理想的土地是平坦之地，当时在印度没有筑岛修山营造景观的愿望。而且至少可以说明筑岛修山，不是印度佛经中佛教园林的构成基本要素。

二、中国古代的园林

印度佛教庭园景观是富丽豪华且以方形水池为中心的园林景观。然而，印度佛教庭园景观设计，在中国古代的园林景观中几乎看不到，至少没有完全照搬的案例。关于这一点，萧默在《敦煌建筑研究》中认为：“我国唐代应当曾有所实行，只是实物已经无存，文献也少记载而已。”20也就是说，以方形水池为中心的园林景观设计，可能在中国古代曾经流行，或者在佛教传来之后才有了四方形的水池景观。

（一）中国的方形水池

依据考古发掘，在佛教传来以前，商代偃师及汉代长安未央宫就有四方形的水池。

在佛教东渐的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期间，相关的方形水池园林景观在诗文中几乎没有与佛教相关的内容。而且多数情况记述的方池指的并非方形水池，而是广阔的水面。佛经中记载的富丽豪华的方形水池的庭园景观形态的原形几乎看不到。现在能看到的实物如北魏敦煌莫高窟第257窟莲花藻井，中心画有佛经中描绘的方形宝池（见图2），池中荷花蔓生，四个天人在池中游戏。事实上按照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这样的方形水池不够宽广，不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梁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刘文学感遇桢》中有“华月照方池，列坐金殿侧”21的描述，这里的方池意为宽广的湖面，或许作者只是想描述园林景观的奢华程度。

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即始建于北魏前的山西晋祠，南北朝天保年间（550～559）扩建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由此可知至少在南北朝天保年间就有了“穿筑池塘”的园林格局。由于北魏奉佛教为国教（北魏末年，全国已有寺院3万余所，僧尼200万），所以天保年间晋祠的扩建自然受到佛经中印度寺院庭园格局的影响。现遗留下的北宋晋祠圣母殿前的四方形鱼沼和十字形飞梁很相似于敦煌壁画中的水池平台。始建于唐代的昆明圆通寺23的园林格局为“方形庭园”，内满是水面，中有一岛，岛前后有路通向山门和主殿。还有南宋时期重建的宁波保国寺，当时营造的最重要项目是在法堂前开凿了“四方形净土池”，种四色莲花，时逢保国寺由天台宗变为兼修净土宗。但在中原地区大多数场合，佛寺建筑还是建在陆地上，只是主要建筑群的前方有方形的水池和平台，但这样的形制并不普遍。

本来在南北朝时代已经开始在佛寺的殿堂和回廊绘制各种以经变为题材的壁画，到7世纪，随着净土宗的发展和佛教进一步的世俗化，各种壁画更为盛行。24值得关注的是，唐代的敦煌壁画中，有许多成组出现的佛寺建筑组群庭园景观。“在大型经变画中，更多的是伟丽恢宏的大型建筑组群，画出了由回廊围成的很大的庭园，庭园中仔细安排了许多殿堂和亭台楼阁以及水池。” 25而这些描绘佛国世界的庭园景观内容，无疑反映了佛经中描述的理想西方净土世界。“精舍，宫殿（应为殿堂）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阿弥陀佛精舍，皆自然七宝相间而成”。为了表现佛经中的“八功德水”，净土变大型佛寺建筑，都有方形水面的描述，有的甚至毫无陆地，建筑全部都架在平整的水面上。但这不一定就是这一时期佛寺建筑庭园景观的普遍标准样式。“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水池平台源于佛经，或许与印度的沐浴习惯有关，但对中国佛寺本来不过是想象之作。”26如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阿弥陀经变（见图1）、敦煌莫高窟第205窟北壁阿弥陀经变（见图3）、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南壁阿弥陀经变（见图4）、敦煌莫高窟第225窟南壁龛顶阿弥陀经变（见图5）、敦煌莫高窟第217窟北壁西方净土变（见图6）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画面中的方形水池为庭园空间构成的主体与核心，且画中有楼阁群的建筑大都架立在广阔的水面之上。这虽然不一定是唐代佛寺中普通的情况，但是它间接地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大宅第、官置道观、祠庙甚至宫殿的庭园空间与佛教中净土世界相结合的理想庭园空间景观。

（二）中国的曲池

公元前13世纪殷商时期的园林“囿”是贵族圈地围栏而成的山水秀丽、草木丰盛、以观天象、上通神明的自然园林。春秋时期晏婴的《晏子春秋》中从晏婴进谏齐景公营造曲池过于奢侈的谈话内容得知园林中水池的形态：“景公为曲潢，其深灭轨，高三仞，横木龙蛇，立木鸟兽。”31意为景公挖曲池， 池深可以淹灭车子。还有战国时宋玉《招魂》中记述，楚宋王为了把游离的魂魄招到都城郢，营建了曲池，“坐堂伏槛，临曲池些”，32可以招魂。秦时有“兰池宫——引渭水为池，东西两百丈，南北二十里，筑为蓬莱山”，开创了中国园林筑山、曲水并列造景的手法。汉武帝建“建章宫——西北部开太液池，池中堆筑蓬莱、方丈、瀛洲，开创了中国园林一池三山”的造园法。后汉桓谭《新论》33中古琴高手雍门周对孟尝君的对话“高台既已倾，曲池有已平”中可以看到当时关于曲池的描述。曲池的流行，并不局限于佛教传来以后。曲池能够表现古代中国人憧憬的理想意境、价值观与审美趋向。西晋陆机在《洛阳记》中记述了当时的皇家园林芳林苑的空间形态：

堂上结方湖（广阔的水域），

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莱山，曲池接筵，飞沼拂席，南面射侯夹席，武峙背山。堂上则石路崎岖，严嶂峻险，云台风观，缨峦带阜。其中引水，飞皋倾灡，瀑布或枉注，声溜潺潺不断。柏竹荫于层石，绡薄丛于泉侧，微飚暂拂，则方溢与六空，入为神居矣。

魏晋南北朝的园林从模仿自然山水到概括、提炼，空间对比讲求变化，始终保持有如自然山水的曲水基调，各种景物浑然一体，达到了“虽有人造、宛若天成”之意境。《老子》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论调。通过山水来体玄、得道和悟佛是古代中国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英国学者Andre Boyds先生在他的论著《中国的建筑与都市》中认为：“（中国的）庭院及人工景观，是典型的道教概念（与儒教概念城郭相对应），即不规则性、非对称性、曲线、波纹、雁式的形态，其构成具有模写自然的神秘性、独创性。”34一方面，山水园林被当作体玄识远、悟佛得道的工具。另一方面，筑岛堆山的自然园林景观空间被当作谈玄、理佛、修道的绝妙场所。

曲池，在中国古代也是富裕、财富和长寿的象征。如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35记载：北魏“争修园宅，互相誇竞……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虽说北魏王朝不是汉族，但同样折射出古代中国人对营建方形的水池的印度佛教庭院设计没有兴趣。反而对修岛筑山乐此不疲，如《洛阳伽蓝记》卷1的华林园记载：“华林园中有大海，即汉天渊池，池中犹有文帝九华台。高祖于上造清凉殿，世宗在海内作蓬莱山。山上有仙人馆，上有钓台殿，并作虹霓阁乘虚来往……海西南有景山殿。山东有羲和岭，岭上有温风室。山西有姮娥峰，峰上有露寒馆，并飞阁相通，凌山跨谷……黄帝驾龙舟鷁首，游于其上。”36

伴随着佛教的发展，园林景观被移植到佛寺庭院中。《魏书·释老志》关于第一座中国的佛寺白马寺景观是这样记载的：

（汉明孝）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

等史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乃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 ，经缄于兰台石室。 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浮屠）”，或“佛图”。37

从中得知，画工新画佛像置于原有园林内清凉台及显节陵上，新建“四方式”的白马寺。“凡宫塔制度，尤依天竺旧状而重构”，由此可以推想白马寺是依照印度建筑形式而建造的。也就是说，浮屠精舍犹依天竺旧状而新建，但园林空间景观依旧为中国本土的原有类型。佛寺在原有宫殿基础之上改建而成的典型例子有，公元471年宋明帝所建的湘宫寺和公元507年梁武帝所建的光宅寺，两寺都是以他们为帝以前的园林旧宅改建而成。

以上这些都是在佛教盛行时营造的佛寺园林景观，但所采用的景观设计却完全不同于印度佛教庭园景观的设计。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净土世界，融汇了中国园林风格和印度方池的创新形态，对后来的佛寺净土建筑产生了直接影响。

三、结语

通过对印度佛教的庭园景观设计与中国古代的园林空间构成关系的考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通过汉译的佛经典籍，中国古代人知道的印度佛教庭园是以方形水池为中心的奢华的庭园式园林，确认其基本形态以方形为中心的庭园景观空间构成要素。第二，当时在印度的佛教庭园流行方形水池景观设计样式的同时，在中国直到魏晋南北朝结束也没有看到类似的情景，古代中国人反而对虽有人造、宛若天成的广域“曲池”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喜好。从这样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园林景观的特质变得更加清晰，说明古代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庭园景观设计样式并不向往。也就是说印度佛教的庭园设计与中国的园林景观设计几乎没有关联。第三，这并不等于说佛教与中国古代的园林景观没有关系，反而更加证实，在佛教东渐的过程中采用和吸收了中国园林景观设计的理念与风格，并且对东亚的韩国和日本的佛教庭园景观设计，特别是对净土宗的庭园景观样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变革。38

中国化的佛教园林景观，在净土、禅宗和宋儒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在藤原时代初期，日本贵族从密宗信仰转向净土信仰。依据对净土世界的理解，在通往极乐世界之前建堂造塔，大殿色彩精致庄严，里面供养金色夺目的弥陀佛，特别营造出殿宇前的池塘映“在眼前现象出极乐净土的世界”，亲身体会到进入今世极乐净土幻影世界的互动感受，沉浸在礼佛的无我超凡的欢乐境界中。39代表性的净土园林寺院有平等院、法成寺、法胜寺、尊胜寺、最胜寺、元胜寺、成胜寺、延胜寺等，仅文献记载大殿供奉九尊弥陀佛的寺院就有20多座，现存藤原后期的寺院建筑几乎都有弥陀佛大殿与“曲水”庭院，北到本州东北内地，南倒九州都能见到，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隆盛程度。中国化的佛教园林景观与净土思想，促成了日本小中见大的“咫尺山林”佛寺庭院创作，以致与中国禅宗思想的结合，形成象征性、抽象性、禅味纯正的“枯山水庭园”，其抽象性具备了现代艺术的审美情趣和理念，对开拓后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注 释]

①202526萧默：《敦煌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第69页、第61页、第69页。

②④18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T12.270a、T12.271a、T12.271b。

③隋·阇那崛多译：《佛本集经》卷2，T3.660b。

⑤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阿弥陀经》，T12.346c～347a。

⑥2836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第24页、第216页注34。

⑦东晋·法显：《高僧法显传》，T51.861c。

⑧11后秦·佛院耶舍、竺佛念共译：《游行经》，《佛说长阿含经》卷3（T1，21b～23a）、卷18（T01，118c）、卷20（T01，131a～137a）。

⑨东晋·瞿曇僧伽提婆译：《大善见王经》，《中阿含经》卷14（T1.516a～c）。

⑩13陈·真谛译：《佛说立世阿曇论》，卷2（T32.182a～183b）。

12唐·玄奘译：《阿毕达磨大毗婆沙论》，卷11（T29，59c～60a）。

14陈·真谛译：《阿毘达唐俱舍释论》，卷8（T29.217a～c）。

1517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花经》，卷4（T9.27c）、卷5（T9.45a）。

16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10（T25.133c）。

19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共译：《世纪经》，《佛说长阿含经》，卷18（T01，118c）、卷20（T01.131a～137a）。

21《文选》卷第31。

22史敦宇、金洵瑨绘：《敦煌壁画复原精品集》，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23《云南通志》里记述圆通寺建于贞观二十三年至天赋二年间。

24许顺法编：《刘敦桢全集》（第九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27笔者CAD作成。参照萧默：《敦煌建筑研究》，图28。

2930笔者CAD作成。参照段文杰：《中国敦煌壁画·盛唐》，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第36页。

31春秋·晏婴：《晏子春秋》，景公自矜冠裳游处之贵晏子谏第十五。

32战国·宋王：《招魂》，见《楚辞》卷9：“坐堂伏槛，槛，楯也。临曲池些。言坐于堂上，前伏槛楯，下临曲水清池，可渔钓也。”

33见西汉刘何《说苑》卷11、东汉桓谭《新论》（《三国志》卷42裴松之注）。

34英·Andrew Boyd著.Y：《中国的建筑与都市》，鹿岛出版会，1979年版，第112页。

35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卷4。

37李允 ：《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原理分析》，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107页。

38日本奈良法隆寺（670年）、唐招提寺的庭院空间、平安时期的“净土庭院”毛樾寺庭院、平等院凤凰堂、贵族寝殿造住宅，桂离宫别墅景观都是典型案例。

39太田博朗：《日本建筑史序说》，彰国社1996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