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干扰的“自由”

记忆中的陶然亭是很安静的，不过那是很多年以前了。郁达夫写《故都的秋》，第一个列举的就是陶然亭的芦花。想想吧，芦花就像放大了的蒲公英，声音大点都会吓得随风而去。

此番住在北京天桥的一家旅馆，东有天坛，西有陶然亭，正好再访旧地。

然而我发现陶然亭公园是一刻也不能多待了，因为凡有阴凉处，或者稍好的观景角度，都有成群的人在跳舞，各种铿锵而热烈的乐曲，让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变得如菜市场般热闹起来。湖畔还聚集了一个民间合唱团，百余人一起神情激昂地唱歌，而且十八般伴奏乐器中，竟还有齐腰高的巨鼓，擂起来时，就像那棒槌直接敲在心脏上。

逃出了陶然亭，去了天坛。在西门排队购票的当口，我看到了旁边树立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天坛公园内不准跳舞，也不准集体打拳。这可以理解，天坛是皇家祭天的地方，那些殿宇里供奉的都是“皇天上帝”，一个很严肃的地方，是不允许喧哗的。我想，这下总该安静了吧。

然而进去之后，我看到最多的便是跳舞和打拳。

对于唱歌、跳舞和打拳，我都是支持的，因为我的父母也已上了年纪，他们同样热爱这些运动。和他们一起的也不尽是老年人，里面还夹着一部分年轻人。这表明，中国人生活的幸福程度，确实大幅度地提高了。不是指“仓廪实而知礼节”，而是“仓廪实而有闲暇”，一天24小时都可以放松、休闲和锻炼，这在过去的数千年时间里，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享有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当这些都司空见惯之后，有些人就看不到这是一种进步了。

然而进步不代表总会让人舒适。

人有了钱，有了闲暇，就会更多地出现在公共场所。公共空间应该如何公共地使用，却还没有在人心层面形成共识。纸上的规则可以很明确，但那算不得共识，如果大部分人不理会，就只能算废纸。

国家、社会都是公共领域，私领域夹在两者之间，最是自由。从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开始，就提醒我们公共领域和私领域性质是不一样的，运行规则也不同。然而管它呢，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物质发展推动着私领域不断自我扩展，持续侵占公共领域（主要是社会领域）。私领域以自由为原则，于是我们便在公共场所看到了互相干扰的“自由”。

在天坛，我想最尴尬的可能是管理者。入门处的规则明明白白，但总有一些人不当回事，管不管，是个问题。我看到负责秩序管理的保安站在吵闹地跳舞的人群旁边，无所适从，管也不是，走也不对。这说明在私领域和公共领域方面，天坛究竟怎么归属，连管理者都很模糊。这是意识层面，而在现实层面，“管不管得住”会成为“管不管”的更重要的标准，如果上前干涉徒增纷扰而没有效果，那就会选择不管。

徒增纷扰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在公共场所里放音乐跳舞的正当性，已经被全国热爱跳舞的人们“共同确认”，成了规则本身。虽然无奈，但不得不承认，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个人尊严的理解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而是通过“共同确认”来形成的。比如跳广场舞，或者聚集在一起大声唱歌，时间越长，他们就会越坚信这是一件荣耀的、受瞩目的、很“牛”的事情，那么任何对规则的提醒都会瞬间被理解为对群体尊严的挑衅，这非常危险。他们不会承认这个世界上竟还存在喜欢安静的人，这种人竟还认为在公共场所得到安静是正当的。

因此，尽管作为一个有公共意识的公民，我还是不敢上前提醒。

公共场所被理解为“无主地”，这是互相干扰的“自由”成立的心理前提，人们相信在无主地上是可以肆无忌惮的。比如，大商场，比如万达广场，里面可能有非常大块的空地，还有空调，但我们看不到人们在里面跳舞，因为那是“有主地”。如果他人为一个空间支付过费用，那么人们几乎不用讨论就立刻承认自己在那个空间里没有任何权利。

想要管住互相干扰的“自由”，在规则教育还不能达到自发程度的条件下，根本办法就是让这些行为有成本。人们擅长并习惯于对抗规则执行带来的成本，但却非常服膺于经济上明码标价的成本。尽管人们通过“共同确认”得到的“自由”意识很强烈，但它的存在还依赖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不用付费，“自由”是免费的。你可以在陶然亭和天坛看到这些无视规则唱歌、打拳、跳舞的人们，但不会在故宫里面看到，这是有奥秘的，因为故宫不包含在北京公园年票通用的19个景点当中。如果每一个公园都要按照市场价格购买门票，那么这种“自由”就会躲回私领域里去了。

当然，官方不会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许多事情，让它稀里糊涂、顺水推舟过去就算了，这也是读中国历史能够发现的一个有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