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两首少年诗作解读

诗歌创作固然要“舒其怀，见其志”，但更重要的是将个人与家国天下联系起来，做到“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

王阳明诗书礼乐的家世显然对他影响极深，因而他在十一岁时便崭露出文学方面的才华。这一年恰好是父亲考中进士第一甲第一名的次年，因为自己在京城任翰林院撰修，无法与家人团聚，遂有迎养堂上老人的想法。而阳明便有机会跟随祖父同赴京城，陪伴父亲仕宦生涯生活一段时间。北上赴京途中，祖孙二人曾饱览镇江的雄阔气势，并在当地金山寺与朋友饮酒歌诗。而正在祖父酒酣淋漓、踌躇赋诗欲成未成之际，阳明已不假思索地出口成诗了：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纱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诗作不仅构思巧妙，而且气势如雷，竟然出自一位不惹眼的孺子之口，不能不让众人大为惊诧。为了勘验这位满脸稚气的少年是否真有才华，众人又指着四周的山川月色，以“蔽月山房”为题意，要他趁兴再赋一首。不料大家的话音刚落，他的诗便已脱口而出：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诗虽然略显稚嫩，缺乏蕴藉含蓄情趣，但却富有哲理，颇耐反复玩绎。阳明的诗作说明时空中一切物体的大小都是相对的，都与人的视觉距离的远近关系密切，十分接近《庄子・齐物论》的深奥哲理，虽主要凭借智的直觉的体悟判断，却全然符合科学仪器观察得出的结沦，不能不让人叹服11岁少年的聪明才智。至于蕴藏在上述两首诗中的人文抱负，虽阳明本人亦未必有所自觉，然不经意间实已有消息透露，反映少年生命的气象不凡，当然也就可以称他是天纵大才，拥有不同于流俗的个性气质。

阳明的少年诗才决非出于偶然。传统中国乃是一个诗歌艺术创作的大国，诗教自古迄今便始终为国人所重视。诗教一方面代表了“六艺”之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向度，乃是个人或社会群体涵养性情不可或缺的生命境界升进环节；一方面如《周礼・春官・大师》所说：“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教作为与人格发展一致的过程也是有次第的。王阳明的家学渊源显然能给他类似的良好熏陶环境，因而在贵州修文龙场悟道之后，他在江西总结“习礼歌诗之数”，概括启发儿童心智性情的化导方法，便特别强调“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就显然是自己童年学诗经验的总结和提升，所以他又依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明白告诉大家：“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可见从儿童时代起，他就善于用心观察、学习、模仿和体会。他后来之所以走上心学的道路，成为引领时代风气的杰出人物，无论从家学源流或个人才德看，显然都是与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分不开的。

诗教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或改变人的生命气质，一方面关涉个人性情生命的培养和涵化，一方面也牵联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多彩，乃是人与社会交往的理想桥梁。阳明后来曾以心学立场为出发点，解释诗教对人的心志性情的发抒的重要：“所以尊《诗》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诗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阳明的性情生活与诗歌创作的关系颇为密契，当然就希望帮助他人同样能透过诗作来发抒内心必有的歌吟性情。

值得注意的是，诗教在开发人的性情世界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人的社会交往生活。“不学诗，无以言”，便说明在一个高度文明化（礼乐化）的国度，娴熟的诗歌创作技巧也为人生所必须，否则缺乏向他人婉转含蕴地表达心志的诗学知识方面的储备，当然也会导致自己外交活动能力的削弱。

当然，无论发抒性灵或社会交往，诗教的目的并非就是培养诗人、作家或思想家，更重要的是要成就人人均可以做到的君子儒。“行有余力乃学文”历来都是传统知识精英的共识，即在年少的王阳明也有此卓识慧见。诗歌创作固然要“舒其怀，见其志”，但更重要的是将个人与家国天下联系起来，做到“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只有建立起无限的天下情怀，才能将诗的作用发挥至极致。（责任编辑/王远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