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的对华经济政策走向

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再度当选日本首相。他上台伊始，即推出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内的“三松政策”，同时就中日关系作出表态。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日本经济重陷衰退、欧债危机和美债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背景下，安倍提出的激进经济主张将给日本乃至全球经济带来何种影响，安倍在中日“政冷经寒”的局面下又会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值得关注。

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三松”经济政策内容

1.当前日本经济状况以及安倍内阁的基本经济战略与政策

自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以来，遭受地震、海啸和核泄露事故三重打击的日本，经济复苏任重道远。从内需来看，除灾后重建效应对经济有所拉动外，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日本国内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持续低迷。而从外需来看，受美欧经济衰退和中日关系因“购岛”事件急剧恶化影响，日本外贸出口下滑严重，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由于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几乎并肩失速，日本经济增长动力严重不足。同时，受灾后日元升值和国内经济衰退影响，企业加快向海外生产转移的步伐，产业“空心化”加剧。

从日本经济的现状来看，想要重振日本经济，就必须首先解决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的问题。因此，自命为“危机突破内阁”的安倍政权，首要议题就是“尽快刺激日本经济复苏、结束长期通缩”。安倍提出治理通缩必须制造通胀的观点，并制定了经济复苏的“321”目标：即名义GDP增长率3%、通货膨胀率2%和实际GDP增长率1%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安倍晋三重启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在内阁府设立日本经济再生本部，具体审议和制定经济复苏计划。同时，安倍晋三将以“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经济发展战略，就具体措施来看，在安倍晋三的强力引导和直接干预下，日本经济政策选择了“三松”道路，即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同步趋向大幅宽松。

2.安倍内阁推行“三松”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第一，增加财政刺激力度，推出《紧急经济对策》。2013年1月11日，安倍晋三内阁如期推出迄今最大规模的经济景气刺激计划，总额超过20万亿日元。这项被称为《紧急经济对策》（以下简称《对策》）的计划是安倍政府经济增长战略的第一轮措施。《对策》的重点有三项，即“复兴防灾对策”、“创造增长条件下的财富”和“生活安心（安全）与地区繁荣”，规模分别为3.8万亿日元、3.1万亿日元和3.1万亿日元。日本中央政府的支出共计10.3万亿日元，加上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和民间企业投资，总规模将高达20.2万亿日元。为此，日本政府将增发约5.2万亿日元建设国债。

第二，要求日本央行提高通胀目标，并推行无限量的货币宽松政策。安倍在当选自民党总裁后持续向日本央行施压，提出要实行“无限度、无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日本央行应根据使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的需要发行货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安倍甚至称将不惜修改保证央行独立性的《日本银行法》，赋予日本央行制定通胀目标和无限制购入国债的权力，以满足“增印货币”的政策需求。在安倍的强大压力下，2012年12月20日，日本央行宣布新增10万亿日元基金用于购买日本国债，实施新一轮的放量宽松措施。而现任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将于2013年4月任期届满，也将有利于安倍晋三选择一位能与之默契配合的央行掌门人来推行自己的货币政策理念。

第三，强调需推动日元进一步贬值以保证日本出口盈利。安倍在要求日本央行密切配合其经济政策的同时，也公开宣称，其他国家政府正试图让本国货币贬值，日本政府也应通过确保降低日元汇率来保护本国利益。日本央行应抵抗美国和欧洲让本币贬值的行动，并指出只有1美元兑90日元左右的汇率水平才能保证日本出口商盈利。

安倍经济政策对日本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

1.安倍“三松”经济政策将对日本经济形成短期刺激效应

首先，安倍的《紧急经济对策》将可实现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增加就业的两大目标。安倍内阁注重成效，意图通过此次紧急经济刺激措施一箭双雕，实现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2%，创造就业岗位60万个的目标。此目标可能较易实现：一是此计划将中央财政10.3万亿日元中的大部分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较易带动GDP增长。二是此计划将重点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其次，安倍一系列激进的经济政策将有助于日本出口增长。2012年11月以来，市场一直受到日本政府可能会竭力推行“无限量、无限期”的货币宽松政策以及要求日元贬值的影响，日元呈现单边下行走势。尤其在安倍晋三启动20.2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后，日元兑美元汇率触及89.35点，创下2010年6月以来最低点。截至2013年1月11日，日元对美元汇率较2012年11月初贬值11.31%。这无疑给日本出口企业带来利好，将有助于日企扩大出口，从而推动日本产业经济的复苏。

再次，安倍一系列激进的经济政策将有助于日本企业投资的复苏以及经营业绩的提升。安倍政府竭力推行经济刺激政策将有助于相关企业增加投资，同时宽松政策日元贬值效应将使出口企业业绩改善的预期高涨，这些影响均在日本股市上有了明显体现。2012年日经225指数上涨22.94%，其中11月初至12月末上涨16.43%。2013年1月11日，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48.93点，报10801.57点，时隔23个月重返10800点上方。

2.安倍“三松”经济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

首先，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技术、制度与创新，而与货币供给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包括安倍内阁在内的历届政府仅靠金融、财政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很难达到治本的目的。日本央行在零利率的基础上，迄今已采取了10轮量化宽松措施，总规模已高达101万亿日元，仅2012年，日本央行就五次加码量化宽松规模46万亿日元，但刺激经济和结束通缩状态收效不大。虽然大量流动性的注入，的确在解冻信贷市场上取得成效并阻止了危机深度恶化，但由于私营及公共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到严重破坏，政策利率又几近为零，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经济已经陷入了典型的“流动性陷阱”。相对于进一步举债或刺激总需求，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偿还危机之前积累的巨额债务（见表1）。

其次，与安倍晋三需要实现短期经济目标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想法相反，日本需要更长远的政策以提升其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超过20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尽管能在短期显现出繁荣景象，但只要投资结束，政策推动的效果便会随之消失。近年来，雄心勃勃经济刺激计划在日本并不罕见，不仅安倍在2006年上任时有过类似的举措，前首相麻生太郎在2008年为应对“雷曼事件”也实施过号称“三级火箭”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是，从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看，事实证明，这些政府的基建无助于日本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而且有失协调，缺乏长期的一致性，因此对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顽疾几乎毫无作用。同时，这种对策会拖延实现长期性、实质性经济增长所需的结构调整。

再次，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根源在于索罗剩余或者全要素劳动生产率降低，与人口老龄化有重要关系，但归根结底是制度的原因。日本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起陷入低迷，一是因为日本劳动力供给开始下降，二是因为日本僵化的经济制度使创新的激情逐渐被消磨。2005年以来，日本总人口开始下降，老龄化增加了社会负担，伤害了经济增长潜力，如果安倍不能在经济创新方面取得进展，CPI即便达到2%也无法刺激日本经济重新崛起，只能制造新一轮的资产价格泡沫，而无益于长期增长机制的形成。

3.安倍“三松”经济政策恐对日本乃至全球经济带来危害

第一，安倍内阁的“三松”政策将恶化日本债务风险。为实现《紧急经济对策》，日本政府将增发5.2万亿建设国债来维持，这是日本时隔3年在财年中间增发国债。2012财年新发国债额度也将超过50万亿日元，打破了政权一直维持的44万亿日元的国债额度。同时，如果日本央行将提高通胀目标从1%到2%，将使日本国债收益率大涨，这意味着日本政府的融资成本将大大增加，而债务状况恶化又将反过来继续推升融资成本，造成恶性循环。这对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已超230%的日本财政来说将更难以为继。截至2013年1月10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0.827%，较2012年11月初的0.783%上升5.62%（见图1）。

第二，安倍内阁的“三松”政策将有可能深化全球债务危机。债务货币化也可能把日本政府的公共债务负担转嫁给日本国内的金融机构和广大国民。众所周知，日本的公共债务90%以上被日本金融机构和国民所持有。如果这些资产出现贬值，许多日本金融机构将承受偿债压力，持有美国国债高达1.1万亿美元的日本金融机构为了偿清债务，则很有可能抛售美国国债，从而导致美国利率上升，美国债券价格下跌。而未来两年，美国国债将面临着提高债务上限的政治博弈与偿还超过2.4万亿本息的压力。欧洲也在继续艰难地应付着自身的债务难题和银行业困境。因此，日本的金融机构危机很有可能会蔓延至美欧并恶化其债务形势。

第三，安倍内阁的“三松”政策将有可能导致全球货币战争。作为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三种国际化货币之一，日元的贬值难以避免出现溢出效应，对他国造成影响。如果日本通过货币贬值提振经济，在全球经济环境整体疲软的环境下，这种以邻为壑的手段很可能被其他希望看到类似结果的国家效仿，这无疑将导致一场新的货币战争―至少会引发贸易战。

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对华外交政策分析

安倍晋三除了将解决经济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外，还有一个重要而且十分棘手的任务就是如何处理已经持续恶化的中日关系。

1.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对华外交基本方针

2006年，中日关系因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而跌入低谷时，安倍晋三在就任首相后仅12天就将首次出访地选在中国，实现了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在执政的一年时间里，安倍没有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此后的其他5位首相的某种参照。在安倍的上一个任期内，中日两国构筑起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双方还同意，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

2012年，由于日本政府“购买”与“国有化”及其列岛而使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当自民党获得锁定大选胜利后，安倍对于“今后如何处理恶化中的日中关系”多次表态，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希望尽可能早地改善日中两国关系”，二是“在尖阁列岛（即）问题上，我们绝不退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华外交的基本思路：会努力通过恢复和扩大与中国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尽可能地改善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但在这一领土问题上，不作让步与退却。也就是说安倍对华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局部死拼，大局缓和。

2.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对华政策“软”“硬”并行

首先看安倍对华外交强硬的一面。一是不惜恶化一度因日本众议院选举而暂趋平静的局势。2013年1月5日，安倍晋三首次提出要提高海域附近的警备，允许自卫队战斗机对侵犯日“领空”、不服从无线电警告的飞机进行警告射击。10日，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多架F-15战斗机实施拦截进入东海上空日本的所谓“防空识别区”的中国人民战机。二是对中日关系中的不少敏感问题发表了诸多强硬言论。如把野田内阁“购岛”闹剧引发的中国民众游行抗议和部分日企遭受的损失归咎于中方，声称中方出于政治目的，伤害在华日企和日本人利益。三是安倍政权近来的一系列外交动作明显地带有围堵、遏制中国的意图。除对美国、北约等发起密集外交攻势，要求联手遏制中国外，安倍晋三、副首相麻生太郎、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先后密集造访东南亚诸国，显示出日本政府意在牵制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安倍政权在外交路线上准备回归其上一次执政时所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实则为“围堵中国”策略。

其次，安倍对华外交也显露出软的一面。如安倍在就任首相前强调将努力让日中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出发点，要努力推进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此外，作为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决定委派自民党二号人物、副总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以特使身份尽早访问中国，以此显示重视对华关系的姿态。此外，安倍还打算暂时推迟竞选纲领中提及的向尖阁诸岛（即）派驻公务人员等。

3.安倍晋三对华“强硬”主要来自日本国内压力

首先，从自民党内部看，日本自民党需要“鹰派”人物以及“鹰派”政治口号来重振士气。此次自民党虽然重夺政权，但想重现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长期独立执政的辉煌还需要有一个积累人气的过程，因此恐怕难有类似2006年“破冰”那样富有决断力的政治勇气。

其次，从日本政坛看，右翼思想已占据主流。新一届众院大选结束后，共同社在2012年12月17日对日本新当选众议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有75.6%的议员赞成修改宪法，有81.1%的议员赞成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这说明大多数日本政治家都已“右倾化”。

再次，从社会思潮来看，日本国民右倾化有加剧之势。由于战后清算不彻底和教育等问题，日本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之势有所加剧。《读卖新闻》2012年12月初的民调显示，日本民众赞成修改宪法的比例多达61%，远高于不赞成修宪的37%。因此安倍努力通过涂抹鹰派色彩煽动民粹情绪，争取吸纳更多民众支持。

4.安倍晋三对华“柔软”主要是考虑到双边经济的重要性与多边外交的复杂性

第一，中国经济实力迅速抬升，日本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经济的拉动。一是中日双边贸易发展迅猛。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与第一大进口市场。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表的统计表明，中日贸易额分别占日本和中国贸易总额的20.6%与9.4%。二是中日直接投资增势稳健。2011年，中国吸收来自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达63亿美元，而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达5.6亿美元。日本在华有2万多家日资企业。三是中国是日本最大债权国。中国2010年超越美英成为日本最大债权人，截至2011年底，中国持有日本长短期国债18万亿日元。四是中日两国人员往来不断增加。1972年，中日人员往来仅一万多人次（其中中国赴日人数为一千人次），2011年为528万人次。中国也是日本“观光立国”战略的重要客源国（见图2）。

第二，美国对安倍内阁并未完全信任。其一，新当选的美国国务卿是美国议员中亲中派的头号人物、上议院外交委员长约翰・克里，奥巴马连任后对华关系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其二，美国屡次表示希望中日双方就问题对话协商解决，冷静处理，而安倍却高调拒绝同中国谈判，日本既要美国为其撑腰又要利用美国对中国搞冒险，甚至存在把美国拖入同中国发生战争的风险，这在美国看来是很难接受的。其三，安倍上台后推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引起日元急剧大幅贬值以及在历史问题的右倾化立场，都已经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普遍忧虑。

第三，亚太周边国家对安倍刻意拉拢的态度大多不甚积极。日本积极向韩国、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缅甸、印度、俄罗斯等国示好，但日本与这些国家并非一点问题没有，如在历史问题上安倍内阁与韩国很难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东南亚国家中除了菲律宾鼓动日本修改宪法，增强军备，对抗中国以外，其他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更不用说在军事方面同日本联手对抗中国。

第四，自民党的联盟党派―公明党一贯是日本亲中政党。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时，即是由公明党充当了自民党政权与中国共产党的传声筒。公明党14年来一直同自民党保持友党关系，本届安倍政权也与公明党联合执政。在公明党发表的2013年新年工作致辞中，山口那津男委员长致辞时特别强调须“日中友好”。预示着公明党愿意充当以安倍为代表的自民党与中国之间的桥梁。

5.未来安倍晋三对华外交可能会趋于务实

虽然安倍发表过种种强硬表态，但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安倍竞选中的强硬论调主要是为了争取选票，吸引选民支持。在实际执政后，他将不得不考虑野田内阁在问题上弄巧成拙，遭到中国强力反制，使日本国家利益受损，在外交上陷入空前被动的事实，进而可能推动中日关系实现缓和。因此，不能低估安倍对华改善关系的可能。

此外，安倍鉴于中国共产党刚刚在“十”完成换届，政府换届还需等到2013年3月中旬，因此安倍可能会根据这一状况制定其关于恢复中日关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具体而言，安倍可能会分步骤恢复中日关系：第一阶段是在2013年3月中国召开“两会”后，与中国新总理及外交部长展开接触；第二阶段是于5月预计在韩国召开的日中韩高峰会议上，与中国的新总理举行日中政府首脑会谈；第三阶段是借8月12日举办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之机，试图与召开日中最高层的元首级会谈。

综上所述，安倍作为一个理性的保守主义者，除牢牢把握住国内日益强大的“右倾化”的政界资源和民众选票外，也一定会认真考虑越来越紧密的中日经贸关系，从中做出慎重而又务实的判断，做保全自我的平衡。安倍未来在对华外交上可能采取务实策略，但也不主动与中国达成妥协，而是围绕对华遏制围堵做文章。

（作者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