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执行总编朱敏对话经济学家余斌:2010:中国内需破题之道

在经济复苏目标已经实现的语境下，中国经济未来之走向，无疑将在更大范围内牵动人心。

不久前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0年6大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人们看到，2010年的政策基调，并没有出乎市场的预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宽松”的局面依旧。

由此，新的一年里，新经济环境能否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发生根本性变革?经济模式的转变将会走到哪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如何破题?针对2010年中国经济的战略走势、政策取向，作为专事宏观研判的高层经济智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有着科学的预见与独到的解读。

2009年11月21日北京某经济论坛上，余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2010年仍将面临“房地产业能否坚持稳定发展”、“消费需求增速下降”、”投资大幅度增长发生的金融风险”、“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压力”、“美元升值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摩擦”等七大挑战。

如今，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已届一年。在国研中心余斌部长办公室，前来拜访的《新经济导刊》朱敏总编，与同门学兄开始了这场前瞻性的深度对话。虽言犹未尽，却寄托着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殷殷之企盼。

“后危机”期：世界影响中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把新能源产业作为经济复兴的核心，集成IT、能源、新材料的新技术革命，但依然“远水解不了近渴”

朱敏：新的一年很快就要到了。有关人士预测。2010年将会是宏观形势更为复杂的一年。首先，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势。余部长的判断是怎样的?

余斌：现在看来，2009年，继日本、德国和法国在第2季度出现正增长后，美国第3季度实现了单季正增长，全球恢复性增长已经开始。但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世界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曲折而又复杂的过程。短期内，世界经济增长难以达到危机前的水平。

朱敏：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因素会有哪些?

余斌：往前回溯，2003～2007年世界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归功于全球化红利、IT技术革命。而现如今，这两大动力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则依赖于以云计算、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地球，以及具有明显外部性的低碳技术，包括新能源。美国总统奥巴马把新能源产业作为经济复兴的核心，集成IT、能源、新材料的新技术革命，但依然“远水解不了近渴”。

朱敏：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前景存在哪些可能?

余斌：有三种可能的前景，即：短期调整后恢复到正常增长水平；刺激性政策退出后面临重大调整：缓慢且中长期偏离正常增长水平。

朱敏：这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哪些影响?

余斌：世界经济前景对中国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首先，着眼于全球正在酝酿新的技术革命，长期来看，有助于中国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整体竞争能力的提高。

其次，以宽松货币政策和大量注入流动性，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手段，世界经济在危机中快速复苏。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全球流动性泛滥、货币尤其是美元贬值、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全球性通胀压力加大。

其次，政府实施大力度救助措施，发达经济体金融体系趋于稳定，信贷功能逐步恢复。但居民消费不振，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攀升。从本国利益出发，金融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中国外贸出口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将面临挑战。

还有，美元贬值趋势明显，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相对贬值，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再度高涨。反思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持续、小幅度升值减轻了汇率调整对出口产业的冲击，但也带来了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和利益损失。未来，需要吸取经验教训，并重新权衡和选择。

朱敏：应当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余斌：的确，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朱敏：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对中国而言。仍然意味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全球背景之下。您对201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趋势有何预判?

余斌：现在看来，2009年中国第4季度经济增长有望超过10％，全年GDP增速将达到8.5％左右。对2010年的经济发展趋势，我讲两点基本的认识：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目前新开工的众多投资项目，属于中长期大型项目，建设和投资周期长。根据“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安排，2009年公共投资增加4875亿，2010年增加的公共投资预算是5885亿。

二是，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增强。在政府投资增长接替出口下降的“第一次接替”成功实现之后，市场驱动的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接替政府投资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第二次接替”逐步形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保8”成真：复苏亦非神话

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在2010年并不存在大幅度调整的可能。若按计划实施，将会发挥明显的乘数拉动作用

朱敏：仅就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2009年经济增长“保8”似已无虞。那么。对这一年来中国经济的表现。您有何基本评价?

余斌：应当说，随着政府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市场驱动的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加速，2009年，经济运行在第1季度达到谷底后持续回升。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已经率先复苏。

朱敏：关于经济是否真正复苏的话题，人们也是见仁见智。作为在国务院智囊机构负责宏观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您认为经济复苏的迹象主要有哪些?

余斌：首先，投资持续高速增长。2009年1～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2.1％。从行业看，除了政府投资集中的行业之外，房地产、汽车两大先导产业的投资加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从1～2月份的1％上升到1～11月份的17.8％；11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增长100.8％和61.5％。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看，除国有企业投资增长达到较高水平外，个体经营企业投资增长加快，外资企业投资9月份以来连续实现正增长。

其次，消费实际增幅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通常情况下，经济危机和经济调整会影响居民的就业与收入预期，消费增速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2009年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4％，为历史最高增幅。这表明，在储蓄率较高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受短期收入变化的影响较小。只要政策调整得当，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和空间很大。

再者，出口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升。2009年1～11月，出口下降18.8％，7～10月单月出口规模均超过1000亿美元。11月份出口降幅已收窄至1.2％，12月份可望实现正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占主要贸易伙

伴的市场份额有所上升。按照进口国统计，2009年上半年，中国占美国、日本和欧盟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8.7％，22.3％和17.5％，比2008年底分别高出2.6、3.5和1.5个百分点。

朱敏：从中反映出的2009年预期目标与实际结果，分别是怎样的?预期与实际之间的落差能否观照相应的问题?

余斌：2009年预期目标与实际结果，分别是：外贸出口预期增长8％，实际负增长17％左右；CPI预期控制在4％以内，实际接近2％的通缩警戒线；M2预期增长17％左右，实际接近30％；新增贷款预期5万亿以上，实际接近10万亿。

总体而言，在2009年，与上半年相比，第3季度以来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增强，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功。预计2009年下半年经济增长超过9％，全年经济增长将实现略高于8％的预期目标。

朱敏：按照您的这些基本分析，即将过去的2009年。宏观因素方面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那么，延续到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在哪儿?

余斌：首先，正如前面咱们谈到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在2010年并不存在大幅度调整的可能。根据“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安排，2010年增加的公共投资预算是5885亿，若按计划实施，将会发挥明显的乘数拉动作用。

第二，出口增长将由负变正。继日本、德国和法国在第二季度出现正增长后，美国在第三季度实现单季正增长。全球恢复性增长已经开始，预计201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将实现正增长。伴随着全球进出口贸易的恢复性增长，中国出口市场预期明显转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也将由负变正(2009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7.7％。三大需求的拉动分别为：最终消费4％、资本形成7.3％、净出口－3.6％)。综合考虑以上因素，预计2009年出口下降17％左右，2010年出口增长8％～10％。

第三，2009年第3季度以来，经济增长对政策的依赖逐步减弱，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增强。

第四，同期基数较低，开局良好，有利于增强信心。

定位“双稳”：借力危中之机

充分利用危机中潜藏的机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降低发展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朱敏：辩证而言。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困难。最近注意到，关于新一年的中国经济形势。不少政要和学者都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余斌：人们现在对经济走势如此关注，2010年又近在咫尺，确实亟需发出有分量的声音。

朱敏：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华建敏副委员长在2009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表示。“2010年仍然是中国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一年”；咱们国研中心的侯云春副主任。最近在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解析高层报告会上指出，“2009年是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将是最复杂的一年。因为不确定因素很多。不排除发生新危机的可能”。是否意昧着。尽管中国经济有复苏的迹象。但我们的经济运行中依然潜藏着诸多隐患?

余斌：是的，并且这些潜在隐患已构成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挑战。

首先，人们最为关心的，还是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与资产泡沫问题。由于前期信贷空前宽松，房地产市场未经实质性调整就开始再度走高。房价持续上升，形成泡沫，抑制市场需求。“价涨量跌”将使房地产商资金再度紧张，金融体系风险增加，信贷被迫紧缩。

“资产泡沫－需求萎缩－金融风险加剧－市场进－步萎缩”的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将会使已有的稳定回升局面受到冲击，并可能使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境。

朱敏：这是非常值得警惕和治理的。现在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严重泡沫。人们担心，房地产市场在如此短时期之内大幅度过快增长。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

余斌：可以说，亚洲金融危机源于亚洲部分国家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破裂，本次金融危机则是美国房地产和基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而引发的。两次危机的危害程度有目共睹。一旦中国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化，其危害同样难以估量。

朱敏：目前，人们尤为关注的还有中国经济的通胀预期。2010年是否面临通胀危机?经济学界对此分歧还比较大。

余斌：您所说的“分歧”，据我了解，主要有这么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产能普遍过剩，夏粮连续第6年丰收，工农业产品供给充分，不存在通胀压力；第二种观点：居民收入增长和抗通胀能力增强，即使出现一定幅度的物价上涨，也不应过度关注：第三种观点：通胀压力值得高度重视。物价终究是货币现象，一般CPI走势滞后H1约6～8个月。2009年，H1和CPl分别于1月和7月触底，预计CPI在11月转正后将持续回升。

而到2010年，物价涨幅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主要表现为：第一，货币向物价的传导机制。当前中国H1增速达到1997年以来新高，超过H2增速。第二，美元贬值及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程度。由于美元为主要结算货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与美元走势高度负相关。第三，资金转移及热钱流动的速度和规模。最近几个月中国外汇储备中不明资金流入在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趋势。

朱敏：由于这些可能出现的困难。2010年中国经济将出现怎样的情景?又应当如何应对?

余斌：实际上，2010年，可能出现的情景会有三种。

第一种是经济适度增长，GDP增长8％左右：物价适度上涨，CPI涨幅3％左右。这种情景应该积极争取。

第二种情景是，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高位运行，GDP增长10％左右，CPI涨幅高于5％。这种情景实无必要。

第三种，经济增长放缓，GDP增长7％甚至更低：物价水平明显上涨，CPI涨幅达到5％甚至更高，出现“低增长、高通胀”局面。这种情景是需要努力避免的。

朱敏：您最近一直强调的2010年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双稳”方针。具体如何理解?出于何种考虑?

余斌：2010年是“十一五”最后一年。所谓“双稳”，即：稳定增长，既要防止增长速度再次下滑，也无必要简单追求更高的速度；稳定物价。使消费物价保持在3％左右，防范物价和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

这就应当加快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危机中潜藏的机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降低发展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在提高增长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上取得显著进展。

经济模式：转型别无他途

由于刺激消费政策的边际效应减弱、制约消费需求的制度未消除，2010年消费增幅度下降将难以避免

朱敏：前面，我们着重分析了2010年经济形势的严峻预期。以及可

能出现的情形。由此看来，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势必要转变。除此别无他途。

余斌：的确如此。从供给角度看，“十一五”末期，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而，用于服务业的支出占总收入比重将不断上升。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就由工业制造业快速增长，逐渐转变为服务业的发展。

因此，中国经济将从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增长。

朱敏：就当前形势而言，推动经济转型的动机主要有哪些?

余斌：比如，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趋势：国内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面临改革；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40％～45％。

朱敏：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竞争力，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余斌：将由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具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转变到在产业链的中高端提高竞争能力、形成竞争优势。

目前，传统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削弱。比如，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价格上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

朱敏：然而，经济模式与竞争优势的转变，无疑有赖于中国的消费需求切实而有效地释放。

余斌：从需求角度看，在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增加政府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投入、缩小收入差距等制约消费扩张的障碍消除之后，消费需求将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朱敏：有具体数据予以佐证吗?2010年的消费增幅会如何走向呢?

余斌：我们不妨看这样一组数据：1978～2008年，对外贸易从206亿美元上升到2.56万亿美元，年平均增长18％；外贸依存度(进出口占GDP比重)从9.7％提高到60％；外贸直接带动就业人数约8000万，其中60％来自农村转移劳动力。

2005～2007年，净出口增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分别达到2.5、2.2和2.6个百分点，三年平均贡献超过20％：2008年仅为0.8个百分点和9.2％：2009年前三季度净出口的贡献为－3.6％。

从消费占GDP的比重看，中国与世界平均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总支出比重，显著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居民尤其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持续攀升。

加之，刺激消费政策的边际效应减弱、制约消费需求的制度未消除，在我看来，2010年消费增幅出现一定幅度下降，将难以避免。

内需破题：收入分配调整

必须推动中国收入分配结构调整，让最广大民众公平分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其更有利于内需驱动型的平衡增长

朱敏：正如您刚才所言。随着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率持续走低，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这无疑成为扩大内需的“拦路虎”。那么。造成中国现有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突出问题的原因何在?

余斌：归结起来，中国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然而，体制性弊端才是其根源。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没有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有钱也不敢花。

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另外，由于对内开放不足，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等基础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出版等服务业，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依然难以进入，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同样突出。

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同时并存，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同时并存，成为制约中国内需驱动增长和长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

朱敏：消费需求增速下降的个中缘由。通常认为。无非是养老、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以致人们不敢消费。不过。您前不久提出了“十二五”期间收入分配改革建议，认为改革的路径，应该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政府支出结构调整等三个层面入手。对此应当如何解读?

余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经济体系运行的结果，同时又是推动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动力结构，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将会反作用经济运行本身，使经济体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放大、扭曲。所以，收入分配调整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是推动改革和利益调整的关节点，也是改革和调整的难点。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明显的调整和变化，要保持中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的平稳较快增长，必须推动中国收入分配结构调整，让最广大民众公平分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其更有利于内需驱动型的平衡增长。

因此，要处理好中国的收入分配关系，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但要注意，收入分配优化调整，并不是简单地重新切割“蛋糕”。比方说，想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简单地通过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显然达不到预期目的。

打破垄断：推进公平准入

垄断行业获取了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收益。垄断格局不打破，公平准入不解决，这种收入分配的格局必然会持续存在

朱敏：在收入分配优化调整的实际当中。究竟选择哪些途径，才算最切实际、最有效和经济上最可行。这必须跟中国的发展阶段、现实情况以及突出矛盾结合起来。进而做出权衡。

余斌：首先，初次分配调整的关键，就是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初次分配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渠道和激励机制，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就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改善初次分配格局。当前，中国初次分配表现出来的问题，确有政府管理不完善、劳动市场不规范问题，但关键问题，并不是政府的干预不足，而是市场体系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

这集中表现为：第一，要素价格体系改革滞后，使得要素市场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由此导致的低成本扩张阻碍了产业和经济结构升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价格的提升。第二，垄断行业改革和公平准入改革滞后，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公并非竞争力和人力资本差异的体现，而主要是垄断行业获取了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收益。垄断格局不打破，公平准入不解决，这种收入分配的格局必然会存在。

所以说，初次分配调整的重点，不

是强化对劳动市场的干预，更要防止将政府的责任部分推向企业的倾向。

朱敏：也就是说，真正的关键，还是在于进一步改革市场体制。

余斌：其次，二次分配调整的重点，在于健全和规范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二次分配的要义是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调节的制度建设滞后，使得二次分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基本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面窄，碎片化、不可流转和不可接续等问题突出。第二，税收制度不完善，收入调节功能不健全。第三，城市化质量低，虽然大量农民工进了城，成为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但并没有真正拥有城市居民身份，不能享受相应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其预算约束和消费行为特征与城市居民完全不同，而是摇摆在城乡之间。

朱敏：这显然会影响到城乡差距缩小的进程，进而。阻碍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余斌：最后，政府支出结构优化，关键在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基本公共服务能为最广大的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它是政府通过实物转移方式调节收入分配最有效的手段，具有明显的再分配作用。中国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从国际比较看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基本相当，但政府消费中公共服务消费的占比明显偏低。问题的症结正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目前，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更多的是“经济建设型政府”，在“惟GDP论”的考核制度下，各级领导忙于抓项目、抓招商引资，“服务型政府”建设相对滞后。

政府资源向国有企业、向投资倾斜，公共服务供绘严重不足且十分不均衡。随着分工和交易日益复杂，公共领域空间也在不断扩展，需要政府切实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上来。

朱敏：收入分配调整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可供选择的手段和途径的确很多。具体政策更可谓庞杂。立足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我们能否从中辨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性方向?

余斌：归结起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十二五”期乃至更长时期内，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两个根本性方向。只有把握好了这两个方向，并采取切实政策措施，收入分配格局才可能逐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