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在英语国家的传播及翻译研究

摘要：本文对“三言二拍”在英语国家传播的三个不同阶段进行了总结，进而分析“三言二拍”在英语译介方面的显著特征：第一，文化输出国译者的忽略；第二，文化接受国翻译力量的重视；第三，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

关键词：三言二拍 翻译 传播

明代由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由凌濛初撰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被总称为“三言二拍”。小说内容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代的社会风貌,很早就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自16世纪起，“三言二拍”开始了它在英语世界里的文化旅程，期间经历了不断被翻译和误读的复杂过程，逐步被接受与肯定，如今在西方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

追溯“三言二拍”在英语国家的译介历史，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萌芽期：（18—19 世纪）

据今所知，“三言二拍”中的作品最早被译为西方文字的是《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三篇，首见于1735年法国巴黎出版的《全志》（迪哈尔德主编），它们也是中国小说中最早被译为西文的作品。而“三言二拍”最早的英文版本正是通由这个法文版所译成的,这正好验证了比较文学流传学中循环式圆形影响研究里关于异质文化圈的流动图的第一种方式：“英国人通过法国认识中国文化的交叉式间接影响模式”。

复苏期 （二十世纪前半叶）

进入到二十世纪，英语世界中的“三言二拍”研究呈复苏，升温的趋势。一方面，译文选篇的数量增多，涉及面增广；另一方面，关于“三言二拍”的研究著作也在西方相继问世。先说第一方面，之前的译文都是零散的穿插于各种故事集中，出现在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中。而在二十世纪的初期，就出现了由豪厄尔编译的《今古奇观：不坚定的庄夫人及其他故事》。在这本书中，一共收录了六篇作品，并配有插图，在序言部分对《今古奇观》的作者和成书情况都做了介绍。这样独立完整的译本出现，在英国文学界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与此同时，作为文化输出国的中国译者以及文学家，也介入到了“三言二拍”的翻译活动中。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1957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名妓的宝箱：中国10-17世纪小说选》一书中，共译了“三言二拍”中的二十篇作品。至于第二个方面，西方学者对于“三言二拍”的研究著作，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中期，并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有了一些专题论文发行。

丰收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英语世界里的“三言二拍”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全面丰收的时期。我们同样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在作品翻译方面，出现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的全译本，而《醒世恒言》的全译本也正在进行中。著名汉学家韩南教授的译本(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在学术和研究的价值方面都达到了顶峰，堪称经典。在学术研究方面，从七十年代开始，可以说是英语世界里明清小说研究的丰收期，随着对明清小说整体研究的进展，“三言二拍”的研究也有了重要的发展，韩南教授对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基本能看清“三言二拍”在英语世界里的译介情况。从时间上看，如果将1736年约翰?瓦茨对于法文版翻译作品的改写译本作为开始，“三言二拍”的英语译介已经超过了两个世纪。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中，从无人关注到广为流传，“三言二拍”一步步走入英语语境，这正是文化语境起了作用。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特定外国文学作品译介必然受到现实文化语境的制约。当代翻译学研究者佐哈就提出：“接受文化的社会文学条件部分地选择了翻译作品。”具体到“三言二拍”的英语译介，我认为有几个显著特征：第一，文化输出国译者的忽略；第二，文化接受国翻译力量的重视；第三，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

第一个方面：文化输出国译者的忽略。通过梳理英语世界里的“三言二拍”译介史表明，早期参与英语译介的主要翻译家多以来华的外交官、传教士为主，而后期，欧美各大高校的汉学家成为了翻译和研究的主流。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学中优秀作品的翻译，大多都得到了中国翻译力量的支持。例如明清古典小说中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老残游记》、《聊斋志异》等都有由中国译者译出的完整或近乎完整的英文译本。较之而言，“三言二拍”的英译主要是通过英语世界的译者完成，基本都属于文化接受国自发的翻译活动，文化输出国没有参与。究其原因何在？这与国内学术界之前对“三言二拍”，甚至是整个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忽视是分不开的。

第二方面：文化接受国翻译力量的重视。“三言二拍”小说中的多篇故事都有目的语国家的译者完成的英语译本，且版本众多，广受好评。韩南教授翻译的作品：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更是走进了很多美国大学的课堂，被列为参考书目。这会令大多数中国人困惑：当西方人接触中国小说时，在国内《红楼梦》、《儒林外史》已成为绝对经典，但他们却选择了“三言二拍”甚至在中国更为被忽略的李渔作品作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原因何在呢?把中国文化的西传，和西方对于中国小说的接受结合起来作历史性的考察，或许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某种答案：正是中西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引发了这种差异。首先，“三言二拍”和李渔小说契合了目的语国家的审美趣味。其次，由于译者处于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文化、不同政治话语系统，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将一个特定作家、作品介绍到本国，译者本人必有其对作家作品在文学、思想上的特殊理解，必然对其的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同时，文学译介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和接受，而文学接受必然受制于文化语境。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学文本相融合，接受和理解才有可能实现。

最后第三方面：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三言二拍”能够在英语世界成功地被翻译、研究，与二十世纪日益密切的中西跨文化交流活动相关。十九、二十世纪，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古典文学亦随着文化交流远游域外。“三言二拍”的英译就此经历了一个由浅而深，由零散而系统的发展过程。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丰富和深入。中国学术界对于古典白话小说及其研究起步较晚，且相对于诗词，戏曲来说不够重视，但由于韩南教授及一大批外国汉学家对此做出的卓越贡献，使得西方学术界，甚至东方的研究者都更加关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三言二拍”的研究方面，也体现在其他一些被中国学术界长期忽视的古典白话小说上。

参考文献：

［1］ 曹顺庆《比较文学论》，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美）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尹慧珉译，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

［3］ 王丽娜《“三言二拍”与〈今古奇观〉海外藏本，外文翻译及研究著作》，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