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插上翅膀的“猪”

约翰・斯坦贝克是20世纪美国富有传奇色彩、卓有成就的小说家、剧作家和随笔作家；曾经从事过修路挖渠和农业劳动，考入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却又中途辍学专事文学创作；一生共创作了十四部小说和多篇短篇故事，另有电影剧本、戏剧和纪实性作品；生前当选为美国文艺研究院院士，荣膺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与福克纳、海明威并称现代美国文坛三大巨匠。

丑孩子的灰色童话

1902年2月的一个下午，约翰・斯坦贝克诞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山谷中的家里。斯坦贝克长着瘦长的脑袋，细细的眼睛，扁平的鼻子，撅起的大嘴。这样的长相使幼时的斯坦贝克自卑感强烈，性格也越来越内向。

这种极端内向的天性唤起母亲教他读书的热情。从斯坦贝克三岁生日起，她就开始每天花费几个小时教儿子认字、读书。四岁时斯坦贝克已经能够大声朗读识字课本上的片段；五岁时，他就能流畅地朗读简易的读物。

九岁的斯坦贝克已经酷爱读书了。他尤其对托马斯・马罗礼的《亚瑟王之死》有着浓厚的兴趣，时常有一群小伙伴围在他的身边，听他绘声绘色、津津有味地讲述亚瑟王的故事。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成为他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原始动力。

1915年，十三岁的斯坦贝克进了中学。这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仅仅讲故事了，而要自己编故事。这种愿望促使他去如饥似渴地读书、思考，晚上时常静静地躺在床上构思故事，第二天再把编好的故事讲给小伙伴听。斯坦贝克家里的藏书不少，最让他感兴趣的是那些历险故事。得克萨斯的牛仔，纽约的警察，东方的侦探，非洲的旅行家都从书中走出来，同小斯坦贝克结识了。有一次，姐姐从大学回家，看到他在埋头读《包法利夫人》，姐姐劝他不要贪高，应该读些自己理解能力之内的读物。斯坦贝克却故意大声朗读了福楼拜的几个句子，然后抬起头，望着姐姐，自信地说有一天他要像福楼拜写得那样好。

要上大学了，为了贴补一部分上学的费用，爸爸在一家工程公司为斯坦贝克找了一份挖掘渠道的临时工作。这个工作又累又乏味，不过却使他有充足的时间来观察和了解工友们。夏天，约翰在一些报刊上读到一些描述外来劳工的文章，发现多数文章把这些外来劳工描绘成一群像蝗虫一样降落在加州，败坏当地文明的罪犯似的人物。这些充满偏见的文章让斯坦贝克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蒙特利尔的阶级分化和文字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忍无可忍之下，他拿起笔，写了一封信，寄给一家常常危言耸听、靠造外来劳工谣言增加发行量的报纸。

他愤怒的来信当然没有被这家报纸发表。他开始试着写一些东西来描绘身边的工友，发掘他们内心的善良和美德，表达自己的观点，抵制周围的偏见。

为文学两度逃离大学

1919年秋天，斯坦贝克升入斯坦福大学。没过几周，他就开始厌倦所学课程，开始缺课，并把这归结于老师的无能。老师们则认为斯坦贝克智力平庸，不会有多大出息。为此，斯坦贝克也很苦闷，常常独自外出，排遣内心的苦闷。

终于有一天，斯坦贝克留了一张纸条离开学校。 斯坦贝克打算去旧金山。他在轮船上找了一份工作，在海上静静地思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到达旧金山之后，他获得自由的喜悦很快消失了。在那里他到处碰壁，最后只好沿途打工，踏上回家的归程。

父亲似乎并不太介意他这次堂吉诃德式的游历，又在一个甜菜农场给他找了份工作。但是，单调的工作，污秽肮脏的工房，终于使斯坦贝克无法忍受。

1923年1月，斯坦贝克重新回到了斯坦福大学。为了不辜负父母的信任和希望，他发奋用功。然而内心里他对大学还是喜欢不起来，感到苦闷无聊。写作的念头重又拾起，课下他尝试着写一些短篇故事，在学校的《观察家》杂志上还发表了第一部习作《纤云弄巧》，同时大量阅读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和老作家德莱塞、维拉、凯塞的作品。

1923年春，斯坦贝克加入了学校的英语俱乐部。俱乐部是由女教师伊丽莎白・史密斯主办的，爱好文学的学生们可以在周末聚集在一起讨论文学。史密斯看了斯坦贝克的《红衣女郎》。她建议他把自己的经历写进去，把短篇改成长篇，甚至预见他会成为不仅为谋生而写作，而且能为人类永恒的主题而创作的真正作家。

但此时，斯坦贝克又受到了校方的警告。他告诉史密斯，自己浪费的时间已经够多了，无法在写一部长篇作品的同时也完成学业。期末，他向学校提出自动退学。

父亲答应每个月给他二十美元供他完成小说，但有一个条件：如果这部小说不能发表，他必须承认自己不是当作家的料，回到公司来做事。斯坦贝克答应了父亲的条件，在海滨找了间小屋继续这部后来命名为《金杯》的海盗小说的创作。

穷人的代言人

尽管他两个多月来一直在勤奋写作，手稿的进展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当时，住在纽约的姐姐邀请他到纽约去玩，他打定主意到纽约去闯世界。动身前父母给了他一百美元，等抵达纽约时，斯坦贝克的一百元钱已经所剩无几。后来，斯坦贝克曾经回忆说，当时衣袋里只剩下三块钱，“我爬上岸――惊慌，寒冷，心中充满了恐惧”。

斯坦贝克从姐姐那儿借来三十元钱，租了一间小屋，然后四处寻找工作，却毫无结果。幸运的是，他过去的一位同学帮他找了份工作――到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工地上当小工。在那里，他用手推车运送砖块和水泥。但劳累一天回到了小屋，已经没有力气去写作了。他几乎怀疑，自己的一生也许就要这样度过了。

希望终于向斯坦贝克招手了。2月，正当斯坦贝克要度过二十四岁生日时，他的舅舅约瑟夫在纽约的《美国人》报，给他找了份写报道的差事，每周可以有二十五块钱的薪水。

4月份，斯坦贝克在采访中结识了女友玛丽・阿迪丝。他们相爱了。不久，一家出版社对斯坦贝克的小说表示欣赏，考虑为他出个小集子。这是斯坦贝克在文学尝试中第一次得到肯定的答复。他高兴地请玛丽吃了一次丰盛的晚餐。玛丽却不赞成斯坦贝克去做什么作家，她认为当作家只会又贫穷又潦倒又忙碌。晚餐变成了一场争吵。

文学追求最终葬送了斯坦贝克的初恋。祸不单行，由于他专心写作，工作不尽责，报馆将他辞退了。漫长的冬季过后，斯坦贝克唯一的文学收获只是1927年5月发表的一篇修改的旧作《伊班的礼物》。稿费很少，只有几块钱，然而这却是个里程碑――他第一次用自己的笔挣来了钱。这似乎是个好的兆头。从年底到第二年1月，他一鼓作气写完了自己长篇的初稿。恩师史密斯读了之后大为赞赏。在她的建议下，斯坦贝克给小说起名为《金杯》，寓意海盗追求的财富和理想。在去一家养殖场工作的路上，他把稿子寄给了纽约的朋友。1929年，正当他四处寻找一个较为稳定的工作时，收到了来自纽约朋友的信：《金杯》被一家出版社接受，即将出版！

《金杯》的出版，让斯坦贝克得到了四百美元的稿费。钱不久就用光了，斯坦贝克只好又到一家杂货店去工作，业余时间坚持第二部小说的创作。斯坦贝克的第二部作品取名为《给无名的上帝》，这是他的第一部“加利福尼亚小说”。加州气候条件独特，干旱与风雨交替，同大自然的斗争，成为中下层农户的生活方式。人们发现人类的努力奋斗在大自然面前是那么荏弱，要生存只有以牺牲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斯坦贝克希望描写的，就是这种人类灵魂中的个性独立的愿望同群体利益之间不可回避的冲突。他把自己的笔点到了这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上，内心鸣响了一位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起航的汽笛声。

1930年1月，斯坦贝克同为他的小说打字的卡罗・海宁结婚了。一对新人搬入了新居，一边布置新居，斯坦贝克一边继续每天花费五六个小时创作《给无名的上帝》。

4月，斯坦贝克完成了小说手稿，但几家出版社都拒绝出版。贫困像石头一样压在他身上，夫妇两人开始发生口角。到了1932年结束时，两人已经觉得等待他们的命运只会是痛苦和失败。

在等待《给无名的上帝》出版期间，老父亲时常同他在一起交谈，回忆起他幼时的情景，其中就有他和父亲当时送给他的小红马的故事。斯坦贝克开始以此为题材，创作一篇孩子与小红马的短篇小说。夏末，《小红马》交稿了，以萨利纳斯的游民为背景的新作《托蒂拉平地》进展顺利。不久，《给无名的上帝》也出版了。命运向勤奋的人招手了。

1933年秋，《北美周刊》登载了斯坦贝克的《小红马》。无心插柳柳成荫。斯坦贝克第一次引起了评论家和读者的广泛注意，他们认为，在这部短篇中，男孩裘迪和他的父亲被描写得栩栩如生，读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人物的形象和心理活动。

随着《小红马》在《北美周刊》上的分集连载，斯坦贝克这个名字开始进入全国读者的视野。不久，《北美周刊》又登载了斯坦贝克的短篇《谋杀》，这篇小说还被评为当年最佳短篇小说，获欧・亨利小说奖。更重要的是，以当代社会为主题的描写，标志着斯坦贝克作为社会作家生涯的开端。

1934年春天，斯坦贝克的命运有了根本的改变，纽约一家出版商接受了《托蒂拉平地》的书稿，并且提出愿意做斯坦贝克的永久出版人。1935年5月，《托蒂拉平地》的出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畅销全国。评论家视这部作品为在无望的贫困之中人类的灵魂之光。加州政府将其评为当年最成功地描写了加利福尼亚的小说，并授予金奖。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部作品。蒙特利尔商会就对斯坦贝克对本地“高贵”居民的讽刺大为恼火。他们登报否认当地有托蒂拉平地和流浪汉的存在，却激起更多人的好奇心。观光者如潮水般涌到镇上来，想亲眼目睹一下居住在山坡上棚户区中的那些流浪汉。小镇出名了，斯坦贝克的林中小屋也门庭若市。

10月，一家电影公司出四千美元买下《托蒂拉平地》的拍摄权。这笔钱标志着斯坦贝克为经济上的困境而四处奔波时代的结束。

群体与个人之间的冲突，成为深深吸引斯坦贝克的创作主题。其中最为用心的是一篇撰写萨利纳斯一处偏僻牧场上雇工生活的短篇。自然的无情压迫，幻想的破灭，一群无助的悲剧人物构成发展主线。斯坦贝克给小说起名为《人鼠之间》。这个短语源自彭斯的著名诗句“人与鼠的绝妙打算往往要失败”。彭斯用自己的诗句哀叹人在自然的奴役下，理想与梦幻总是被冷酷地粉碎。人物内心世界的不断揭示，悲剧气氛和情调的营造，使小说凝练淳朴，真实感人，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1937年2月初，《人鼠之间》一问世立刻成为一本畅销书。在公众眼里，斯坦贝克俨然已经成了穷人的代言人。

1938年初，加州中部一场暴雨，给从事采摘工作的大批流动工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生活》杂志请斯坦贝克陪同一位摄影记者到劳工营地考察，为一组反映难民贫困生活的照片撰写说明。斯坦贝克上路了。所见所闻令他震惊。由于地方政府不承认他们是合法公民，大批从风沙地带流动到加州的外来移民得不到半点救济，困境中孤立无援，生活悲惨。斯坦贝克富于同情的心被刺痛了，他把撰写文章得到的稿费捐给了那些难民。1938年秋，斯坦贝克把心中的怒火写进新作，给书稿定名为《愤怒的葡萄》。小说立刻风靡全国，供不应求，很快成了全国畅销书之最，并列为第二年的十大畅销书之一。

这部书不但被视为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一个政治事件。对小说的评论很快超出报刊的文学栏目，也出现在时事政论栏目和社论之中。《愤怒的葡萄》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论，同时在公众的心目中奠定了斯坦贝克作为全国重要严肃作家的地位。小说的成功使斯坦贝克再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罗斯福总统会见了他

1939年春，斯坦贝克夫妇到好莱坞洽谈《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搬上银幕事宜。夫妇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卡罗愤然独自回家，夫妇关系出现危机。

卡罗走后，斯坦贝克背痛的老毛病复发，卧病在旅馆。一天，朋友们带着一位女士来探望他。这位女士叫关德琳・康格，是一位歌唱演员。烦恼中的斯坦贝克对她印象很好，此后关德琳成了斯坦贝克身边的常客。

1939年6月，斯坦贝克回到家中，得知《愤怒的葡萄》获得了1939年度普利策奖。罗斯福总统的夫人曾到加州来视察难民营，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她读了《愤怒的葡萄》，在视察中看到这本书对难民营的描述是完全真实的。这使得斯坦贝克深感振奋，他给夫人回信致谢。从此，斯坦贝克同罗斯福总统夫妇开始了长期的交往。

此时，欧战的影响已经波及美国。纳粹军队在欧洲长驱直入，所到之处生灵涂炭。作为有着日耳曼血统的美国人，斯坦贝克深感内疚。6月，巴黎沦陷，斯坦贝克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忧虑，他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对德国的战争宣传机器进行反宣传。罗斯福总统会见了斯坦贝克，听取了斯坦贝克关于组织电影、广播等媒体开展反纳粹宣传的设想。斯坦贝克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工作，亲自组织这场运动。罗斯福总统表示感谢。

1941年夏，欧洲战争的逐渐扩展使美国人日益感到威胁逼近。斯坦贝克深信，纳粹野心勃勃，如果占领墨西哥，必然会以此为跳板，进攻美国西海岸。这种想法使斯坦贝克产生了一个念头：写一个类似蒙特利尔的沿海小镇被外敌入侵的故事。他刻意把入侵者写成德国人，以使美国人民明白如果不赶快放弃自己的自满情绪，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小说起名为《月亮下去了》，意指德军占领的黑暗。小镇就是国家的缩影，美国人民应该明白，小镇的灾难在美国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

1941年12月初，《月亮下去了》交稿数天后，现实不幸被斯坦贝克言中：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宣布参战！斯坦贝克受战争情报处邀请，为广播电台撰写宣传稿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虽然年过四十，背有疾痛，没有军阶，斯坦贝克依然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希望能够为国效力。

1943年3月底，斯坦贝克与卡罗离婚，同关德琳结婚。不久，在斯坦贝克的要求下，他被纽约《论坛报》聘为战地记者，6月离开新婚的妻子，前往战火中的伦敦。

斯坦贝克于7月初抵达伦敦，开始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给《论坛报》发回大量战地新闻电稿。8月份，他随英美联军来到北非大陆，目睹大量的战斗场面，并随军参加了对意大利本土的进攻，所在部队一度被德军包围，好在遇救脱险。11月，斯坦贝克回到纽约。意大利之行使他的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耳膜被炮火震裂，背痛加剧，头发也白了许多，然而创作激情不减，在归国途中就在构思新的作品。

晚年“重新发现美国”

同关德林在纽约东区定居下来之后，斯坦贝尔立即着手创作。

到墨西哥的一次旅行使他回想起四年前到加州湾考察时听到的一个墨西哥民间传说：一个印第安渔民的儿子拾到一只硕大的珍珠，满怀希望拿到集市去卖。店主想把他的珍珠骗走，无法得逞时对他折磨、毒打。孩子意识到珍珠不但未能使自己脱离贫困的生活，反而带来了灾难，愤然又把珍珠扔回大海。这个故事后来成了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珍珠》。

1944年8月，斯坦贝克第一个儿子诞生了。9月，夫妇带着新生儿子回到故乡加州。由于斯坦贝克醉心于写作，疏忽了妻子，婚后的关德琳对婚姻深感失望，开始大量酗酒，只是由于儿子的缘故，斯坦贝克压下了再一次离婚的念头。此时，他的描写蒙特利尔的小说《罐头厂街》发表，受到广泛的欢迎，并被拍成电影。

10月份，关德琳又一次怀孕了。此时，斯坦贝克正在构思一部新的作品《迷途客车》。孕期反应使关德琳情绪更坏，常常发无名火。在她的坚持下，12月斯坦贝克卖掉了蒙特利尔的房子，举家搬回纽约。然而，夫妻关系并无改善，他被赶到地下室去写作。

婚姻的烦恼以及对于自己在《愤怒的葡萄》之后的创作道路的茫然，使斯坦贝克深感焦虑。

为了避开家中的烦恼，斯坦贝克在一家旅馆开了一个房间进行创作。1947年6月，斯坦贝克从墨西哥洽谈一部电影剧本改编归来，发现关德琳已经带着孩子们回洛杉矶自己家了。几天后，她的律师寄来一封信，要求离婚和巨额抚养费。斯坦贝克照办了，尽管终于卸下了精神上的重负，他却为两个儿子离开自己深感痛心。

1948年11月，斯坦贝克当选美国文艺研究院院士，名誉、地位、奖励纷至沓来。这一切标志着斯坦贝克艰苦笔耕二十余载之后，终于到达了文坛的顶峰。荣耀使斯坦贝克从家庭的不愉快中解脱出来，再次焕发了创作的热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斯坦贝克结识了爱琳娜・安德逊・司各特，一个演员的妻子。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很快走到了一起。爱琳娜曾从业影视，在影剧界交际很广，在文学创作上，特别是电影剧本的改编上，常常给斯坦贝克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1950年12月，爱琳娜同丈夫离婚，改嫁约翰・斯坦贝克。这是斯坦贝克最后一次爱情波折，两人共同生活直到斯坦贝克去世。

1960年，斯坦贝克带着自己心爱的狗查理驾车出游，走遍全国去“重新发现美国”，并根据游历创作了《携查理旅行记》。书中记述了沿途的所见所闻，特别是60年代初风起云涌的政治浪潮，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表达了斯坦贝克对现实的深深忧虑和不满。

两部作品的发表，使斯坦贝克又以“社会抗议”作家的面貌出现于文坛，昔日的社会中流砥柱重新站立起来，向人类发出善行的呼唤。为此，1962年10月，瑞典皇家协会宣布，授予斯坦贝克196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获奖之后，在他一生的最后六年中，斯坦贝克却缠身于政治事务之中，加上健康不佳，很少写作。1967年底，他的背部做了一次大手术。1978年12月20日5时，一次严重的心脏病爆发，夺走了这位世界瞩目的作家的生命。

“人类已被证明具有伟大的心灵和精神――面临失败的勇气，勇敢无畏的精神，宽恕和仁爱之心。作为一名作家，必须宣扬和赞颂这些。我认为，一个不坚信人类可以自我完善的人，没有从事文学活动的资格，更不会为文学事业而献身”。这是约翰・斯坦贝克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时的获奖感言。

他为自己设计的形象是一只可爱的小猪――身上插着翅膀，仰望蓝天，跃跃欲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