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与蔡元培的“北大之约”

时间:2022-06-29 04:16:02

科学界泰斗爱因斯坦曾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承诺在北大作为期两周的讲座,但因各种原因而“延误”,这成为爱因斯坦的“莫大痛苦”和蔡元培的“最大遗憾”。

1922年11月13日,科学界泰斗爱因斯坦在访日途中停留上海,通过电报知道自己被授予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前他已决定在访日结束后到北大访问,但最终与中国擦肩而过,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爱因斯坦的“北大之约”,主要牵线人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他积极促成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曾在德国当面拜访爱因斯坦,并多次信函邀请其来北大讲学。虽然爱因斯坦的中国之行最终未果,但蔡元培与爱因斯坦结下的深厚友谊和蔡元培对传播新学新知所作出的贡献,仍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谈。

一次演讲,蔡元培识得

相对论和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给时间、空间和物质的基本概念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摧毁了“牛顿世界观的旧体制”,被称为“革命的物理新说”。为相对论在中国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相对论初现中国,与蔡元培的一次演讲有关。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问题发表演讲,演说词发表于《中华新报》,里面讲到一个观点:科学不能解决的有关时间、空间的问题,要靠哲学来解决。

在日留学的许崇清不认同此观点。当年9月,他在日本留学生创办的《学艺》上发文反驳,说“方今自然科学界关于时空(即宇与宙)之研究,则有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之‘对性原理’”,并介绍了狭义相对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概念术语。

这篇回应蔡元培的文章,使许崇清意外地成为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看到许崇清的文章后,蔡元培向远在德国柏林、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的北大理科学长夏元教授请教有关知识,并索要了一册介绍相对论的简明读本,成为中国较早接触相对论的学者之一。心胸开阔的蔡元培很欣赏许崇清,并与他结为好友,许崇清1920年8月回国后,蔡元培邀请其在北大任教。

许崇清的那篇文章发表后,国内陆续出现其他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不久,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掀起了中国第一波“爱因斯坦热”。

邀请罗素访问的是蔡元培、梁启超等人,其费用由讲学社赞助。1920年11月到1921年3月,罗素在北京大学作了“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等五大系列演讲,多次详细和系统地介绍相对论。罗素被称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在中国知识界有显赫声誉。他的演讲很快被翻译发表,使爱因斯坦的名字和相对论在中国广为流传。

蔡元培三邀爱因斯坦访华

鉴于爱因斯坦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蔡元培一直有邀请其来北大访问的想法。1920年8月底,曾任教育部次长的袁希涛访德时与爱因斯坦相识。他注意到8月24日在柏林举行的“反相对论”集会,以及随后关于爱因斯坦意欲离开德国的报道,便电告蔡元培说,“爱(因)斯坦博士有离德意志,或能来远东”,并询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

袁希涛遂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转达这一邀请。当时,爱因斯坦产生过离开德国的念头,但仍下不了决心,因此并未接受蔡元培的这一邀请。

蔡元培第二次邀请爱因斯坦访华,是他在德考察期间。1921年3月,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赴欧美考察,并把邀请欧美教授名流来华任教或讲学作为一项重要公务。在他列出的学术名流单子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

3月16日,蔡元培抵达柏林的第三天,专程拜访爱因斯坦,当面邀请其到中国讲学。爱因斯坦表示,他当年不能去亚洲,一来因他已答应美方的讲学要求,二来他还要在美国为耶路撒冷的犹太大学筹款。

蔡元培仍不肯放弃希望,他恳切地说,从美国前往中国非常方便,“何不乘此一行”?但爱因斯坦婉言拒绝,说他担任着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德国方面不希望他离开柏林太久。但他向蔡元培表示,“很愿意在稍迟一些访问中国”,还询问在中国应该用何种语言演讲。蔡元培说可以用德文,然后由像夏元这样的学者翻译成中文。一旁的夏元教授则提议也可用英文讲学,但爱因斯坦马上否决这个建议,声称自己的英语太差。这次拜访,蔡元培感受到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友好和访华意愿,于是坚定了邀请其来中国讲学的信心。

一年后,宝贵的机会终于来了。

1922年3月,蔡元培接到中国驻德公使魏宸组的电报称:“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博士于秋间往东京讲演,该博士愿同时来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

蔡元培显得十分激动,当即复电:“电诵悉。Einstein博士来华讲演,甚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千元,祈转达。”蔡元培明知爱因斯坦讲学两周,却开出以月计的酬金,可知其内心希望爱因斯坦在中国停留得更长一些。这封第三次邀请爱因斯坦访华的信函,于4月8日到达柏林,并由中国驻德公使转交给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承诺来北大演讲

1922年6月下旬,蔡元培收到从中国驻德使馆转来的爱因斯坦于5月3日发出的信。爱因斯坦在信中表示,访问日本结束后,“深愿于本年冬季至贵国北京大学宣讲,其时以两星期为限”,同时提出酬金问题:“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大概考虑到夫人随行等因素,爱因斯坦提出两项具体条件:“第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第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蔡元培考虑到爱因斯坦能来北大讲学是最重要的,酬金问题可以慢慢想办法解决,于是马上电告驻德公使:“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底,蔡元培收到驻德公使转来的爱因斯坦的答复:“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

精心筹备爱因斯坦访华事宜

获悉爱因斯坦承诺访问中国,国内知识界十分兴奋,最欣喜的莫过于蔡元培。蔡元培动员各方筹集资金,组织力量大张旗鼓地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约请国内众多学术团体联名给爱因斯坦写欢迎信,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当时北大财政拮据,爱因斯坦一千元美金的开价是个天文数字。北大原提出的酬金一千元华币,已相当于当时大学教授月薪的三倍以上,现在换成美金,蔡元培确实感到“真不知往何处筹措”。7月初,蔡元培赶赴山东,向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梁启超说明有关情况。梁启超当即答应他自己的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在多方支持下,酬金有了着落,蔡元培松了一口气。

解决酬金问题后,蔡元培利用北大阵地组织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营造了浓厚的氛围。在11月1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蔡元培发表了《爱(因)斯坦(Einstein)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文告宣布:经多次联系,爱因斯坦将于新年初来北大讲学! 11月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爱因斯坦学说公开演讲的预告,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当时一流的七位学者在北大开设一系列公开演讲,主题涉及经典力学、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之生平以及相对论的哲学意义等。11月中下旬,《申报》以“星期增刊”的形式先后发表两篇介绍相对论的文章,“以与国人共相研究”。《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和《东方杂志》等也先后出版了“相对论号”。

为表示慎重和更好地体现对爱因斯坦的诚意,蔡元培又忙着收集各方签名,起草致爱因斯坦的欢迎信。12月8日,也就是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前往日本讲学的三周后,蔡元培发出了这封用德语写的欢迎信:

尊敬的爱(因)斯坦教授先生:

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正在此间受到极大的关注,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

您无疑仍然记得我们通过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您达成的协议,我们正愉快地期待您履行此约。

如能惠告您抵华之日期,我们将非常高兴。我们将做好一切必需的安排,以尽可能减轻您此次访华之旅的辛劳。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国知识界,特别是蔡元培,静静地等待着这位科学泰斗的到来。

访华计划取消

就在大家兴致勃勃地等待爱因斯坦来华时,《申报》的一则报道打破了这种喜悦。

12月28日,《申报》以《爱因斯坦博士之来沪》为题,报道爱因斯坦将于31日从日本抵沪,在上海停留两天后,前往耶路撒冷视察新成立的犹太大学,旋赴西班牙。根本没有提到爱因斯坦前往北大讲学的事情。这令蔡元培十分惊奇。

元旦前后,蔡元培收到爱因斯坦12月22日发出的信。令他大失所望的是,爱因斯坦访华计划真的取消了。

在信中,爱因斯坦十分真诚地解释了取消计划的原因:

校长先生:

虽然极愿意且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因此我想也不便同尊处奉询。还有,上海斐司德博士(Dr.Pfister)――像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的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我也因此揣测先生不坚决履行前约。

因此种种关系,我将预备访视中国的时间也移在日本了,并且我的一切旅行计划也都依着“中止赴华”这个前提而规定。

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我的旅程。我今希望先生鉴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

附白,夏(元)教授的一封信中已提及先生此信,这信先到柏林,再到日本,在最近几天我才收到。

爱因斯坦确实十分渴望“亲眼目睹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在此前的12月17日写给夏元的信中,他说:“北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宿愿,终不得偿,其怅怅之情,君当可想象也。”

爱因斯坦取消访华,确实是“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关于个中原因,分析和猜测有许多。但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太穷、太弱、太乱,爱因斯坦怀疑中方的履约能力,又加上双方之间缺乏沟通,最终造成误解。

自1922年7月底表示同意去北京后,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局势一直十分关注。当时军阀混战,北京政府极不稳定,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难以正常发放,这些都可能使爱因斯坦怀疑蔡元培的履约能力而产生退意。五个月来,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未与爱因斯坦建立一种有效和及时的通信联系。爱因斯坦11月中旬抵达上海时,北大也没派代表去欢迎。蔡元培那封极其重要的欢迎信,辗转柏林之后才到爱因斯坦手里,也使其“不能追改”旅程了。

爱因斯坦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令中国东道主们大失所望。

为给关注此事的国人一个明确说明,蔡元培在1923年1月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跋爱因斯坦来信》,并附其原信。他在跋语中说,第一,爱因斯坦计划于今年年初来访,是通过驻德使馆联系的,所以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第二,信中提到的“斐司德博士”,“是我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第三,爱因斯坦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几十百倍”,所以我们出了每月一千美元的酬金,没想到最后计划还是落空。

蔡元培还对师生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爱因斯坦最终没有出现在北大讲坛,蔡元培说这是“最大的遗憾”。但蔡元培为爱因斯坦访华而做的种种努力,客观上推动形成了一个宣传、普及相对论的高潮,促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爱因斯坦的风采与成就也激励着中国有志之士,影响深远。

永远的友谊

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民怀有真挚的同情。他在到日本讲学的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一共停留三天。爱因斯坦对上海的印象是:“极为喜欢,有许多惊异之闻见。此间理想之气候,澄清之空气,南方天空灿烂之星斗,皆使余之头脑得一难以消灭的印象。此种印象,余将永不忘之。”他还在旅行日记中记下他的感慨,说中国人民“被残酷地虐待着,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他认为近年的革命事件()是“特别可以理解的”。

爱因斯坦也一直想“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由于日本侵华、太平洋战争以及其他原因,最终他再未能踏上中国的国土,但他与蔡元培结下的友谊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同情,一直在延续。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的国际社会表现出无奈和无能,而当年的11月17日,爱因斯坦在西方人士中率先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爱因斯坦在中国受到广泛尊敬,经常收到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帮助的请求。1932年2月初,蔡元培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名义,请求中国驻华盛顿公使将他的一封电报转发给当时正在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访问的爱因斯坦。在电报中,蔡元培控诉了日本“以大规模毁灭中国教育文化设施为目的,对上海滥施轰炸”,呼吁全世界知识界的领袖人士,“公开谴责日本军方的野蛮行为,并设法防止日方采取进一步的类似行动”。

爱因斯坦是国际公正和国际和平的代言人,对中国人民的友爱之情没有任何功利色彩。1932年10月,“的总司令”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爱因斯坦和罗素、杜威等联名致电,要求释放。1937年3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狱后,爱因斯坦联合杜威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援救,向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1938年6月,爱因斯坦还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两千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直到临终,老人还一往情深地说:“20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世界必将从重新认识中国开始,而重新认识中国则必先从重新认识中国哲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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