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宝旧金山

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

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早在1900年,郑观应就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明确提出,中国一定要自己举办一届世博会,而且,一定要选在上海。

“博览会者,万国国力之比较也”――那时候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世博会的重要意义。然而积贫积弱的中国,直到1915年才由政府组团,在美国旧金山的巴拿马世博会上首次亮相。在这次长达10个月的世博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了总奖牌数第一的好成绩,“中国制造”自此成为优质品的代名词

不在巴拿马的“巴拿马博览会”

今天的人大概不会知道,百年以前,世博会才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盛会――就连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都是作为巴黎世博会的“附属项目”出现的。顾拜旦痛心疾首地声称“他们‘绑架’了我们”,却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世博会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世博会的主旨就是展示新技术、新产品,那时候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完成,发达国家都把世博会看作展示实力、相互学习的最好机会。”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刘作奎说,“再说,虽然世博会本身不具有交易性,但它对于促进贸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用一位参加过早期世博会的中国商人杨卓茂的话说,“欧美日本各大工商业家,每望赛会之开幕,几若农夫之望岁。”那时候世界上并没有世博会的官方组织,大国举办世博会,只需自己宣布、自行筹备。因此在二十世纪初,几乎每隔两三年就有一届世博会开幕。

1903年,巴拿马运河工程开工。运河通航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航运距离将缩短15000公里,大大方便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其中获益最大的,当然是拥有运河的美国。为庆祝这一盛事,美国宣布将于1915年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迄今为止唯一一届不以举办地命名的世博会。

1912年2月2日,美国总统塔夫脱正式向各国发出参赛邀请。一个月后,一个叫罗伯特・大赉的旧金山富商,肩负游说中国政府组团参赛的使命,专程来到了中国。

“民国加入国际团体第一之好机会”

1912年,民国元年。中国这条被风雨剥蚀得锈迹斑斑的巨轮,刚刚找到新的航向。

大赉不顾时局混乱,冒着危险一路来到南京,先后拜访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副总统黎元洪,以及外交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伍廷芳、实业总长张謇等人。令大赉喜出望外的是,虽然新政府面临千头万绪的问题,孙中山还是一口答应,待局势稳定后将积极筹款,以政府名义组团参加世博会。

此前中国的世博会历程,并不是一段光彩的历史。在清政府看来,世博会不过是“炫奇赛珍”的国际大庙会罢了。1873年,奥地利邀请中国参加维也纳世博会,却被一句傲慢的“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顶了回去,经奥国公使一再请求,清政府才勉强同意民间工商人等“如有愿持精奇之物,送往奥国比较者,悉听尊便”。

此后的几次世博会,中国也曾派人参加,但一切事宜都由掌控海关的洋人负责,不但在大会上毫不起眼,甚至出现过种种辱华现象――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洋人总税务司送去的中国赛品竟全是鸦片烟具、女人小鞋之类。

民族承受的苦难,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性。而这次在美国举办的世博会,对于中国实业家来讲,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

1912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高达一千万两白银。讽刺的是,美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中,有两个本该是中国的“最强项”――茶叶和丝绸。但在二十世纪初的世界贸易中,中国茶叶和丝绸的风头完全被以模仿起家、走低价路线的日货夺走了――1913年,只旧金山一个港口进口的日本茶就达4300万磅,中国茶还不足它的三分之一。尤其是广东出产的茶叶,因为被怀疑人工染色,美国不准进口,连累其他中国茶叶也不敢在包装上标注“中国制造”。再说丝绸,那一年美国进口的丝绸价值达到一亿美金,其中五分之三为日货,中国只占五分之一 ――日本已经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最大对手。借世博会之机和日货一争高下,重夺国货荣光,是每个中国实业家的梦想。

对于政界而言,巴拿马博览会也有它非同凡响的意义。用工商总长刘揆一的话说,“中国往巴拿马赛会之时,即为我国五色新国旗西渡太平洋与万国争辉之日,实民国开国以来加入国际团体第一之好机会。”

正因为此,美国人的邀请得到了当时中国朝野上下以及实业界的一致响应。1913年5月2日,美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华民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仅仅一个月后,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正式成立,温州人陈琪以其“才识宏通,历游欧美”被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局长。

“陈琪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少见的精通博览会事务的专门人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马敏认为,“他曾在晚清非常成功地组织领导过中国的首次国内博览会――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而这一点正是袁世凯遴选他担任中国展团最高领导的首要考虑因素。”巧合的是,南洋劝业会上,陈琪曾接待过前来参观的“西美实业团”,得知美国好几个州都在争办1915年世博会,他当即联合各省商会代表致电美国政府,希望把博览会设在加州的旧金山,因为那是美国离中国最近、最便利的港口。

1913年6月28日,在筹备事务局成立大会上,陈琪以他特有的敏锐与远虑发表了演讲:“美为重农之国,我亦重农之国。美居太平洋西岸,我居太平洋东岸……中国地大人众,所缺者资本尔,美国地相若也,虽资本较足而人工独昂。按世界企业公例推之,不足十年中美间将有企业同盟……贸易前途未可限量。”他还明确提出了中国的“赴赛宗旨”――恢复土产固有名誉;扩张土产输出额;诱起国民的企业心;研究运河开通商业大势变迁后国际贸易办法;联络美国共图太平洋之商业权――陈琪的发言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那一天,司法总长、工商总长等多位政府要员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气氛热烈的“誓师大会”一直从上午八点开到了下午两点。

然而,没过多久,陈琪的书生意气就受到了极大的挫伤。

61万元经费与10万件赛品

申请参赛经费自然是筹备事务局成立后的第一要务。刘揆一曾向陈琪透露,日本也在积极准备参加此次巴拿马赛会,“特备600万元经费,于一年以前筹办,因欲与中国竞争丝茶两业,别以百余万元专事筹备两项出品,以期攘夺吾国之海外贸易。”

面对咄咄逼人的劲敌日本,陈琪却依然顾念连年军阀混战导致的国库空虚,不敢“漫天要价”。他向财政部提出申请,要求1902470元经费――参考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那次中国参展品只在文艺馆偏居一隅,尚且获得了150万两白银的参赛经费――换算过来,比这次还多出三分之一。

没有想到的是,财政部和农商部“节节议减”之后,竟将预算一路压到了70万元,而最终拿到事务局手里的,只有可怜的61万元,合24万美金――还不足日本筹备经费的十分之一。

等待拨款到位的过程中,事务局开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赛品。按照美国寄来的分类纲目,巴拿马博览会的参赛物品分为11大类,即机械、工艺、农业、牲畜、园艺、美术、矿业、食品、教育、交通、文艺。除了机械是中国的“软肋”,不准备参赛之外,其余十项都在征集范围内。基于多年对欧美市场的研究,事务局还下发了一份《赛会出品人须知》,对于参赛物品的选择标准事无巨细地给出了规定和建议:“(瓷器在欧美市场)尤以茶壶茶杯茶垫全套者最易销”,“我国制茶向由妇女用手足摩擦,至蒙外人不洁之诮……此次赴赛应先招募华侨回国,集合各茶商改用机器制茶……手工制茶须参考日本,以木板代手足之擦摩”……

“服务到位”的《须知》早早便下发各省了,不料商人们对于参赛一事,却并不如预想的那么积极――事务局细一了解才知道,此前的历次世博会,因为缺乏组织,再加上时局动荡,商人们交来的赛品往往是“有去无回”,卖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领钱,卖不出去连原物都不发还,再加上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征收出口税的国家―― 一次博览会下来,商人们往往还要倒贴不少钱,如此往复几次,足以让大家视“参赛”为畏途了。

而当时在其他国家,凡参加世博会的赛品一切运输都是免费的。因为中国铁路均为借款修建,陈琪不敢奢望“运费全免”,他只是立即上书交通部,委婉地请求打个对折。

交通部很快给了回复――火车最多打七五折,至于轮船,恕不在本部的管辖范围内。

更令陈琪懊恼的是,他提交财政部请求给予赛品免税政策的折子也被“打”了回来――因为所有赛品都要集中到上海装船赴美,财政部的“让步”仅限于1914年八九月间抵沪的赛品可以免税,其余都在自原产地运出的第一道关口一次性征税。

财政部的态度让陈琪彻底愤怒了,他在回复财政部的电文中直指此项政策是“徒具免税之名而无免税之实”。绝望之下陈琪甚至提出,从事务局已经捉襟见肘的经费中拿出一部分,替商人们缴上这笔税款。

陈琪的执著终于让财政部妥协,同意凡巴拿马赛会中国参展品一律免于征税;几经讨价还价之后,交通部也作出了让步,规定所有赴赛物品的车船运费一律以七折收取。

在看得见的优惠政策的鼓励下,经过层层审查,1914年10月底,来自全国18个省的10万多件赴赛物品已经堆满了上海港的码头,仅江苏一省,就有60个县的16000多件赛品汇聚于此。

“巴拿马博览会一共才展出了20万件展品,中国就占了一半――这固然是我们国家‘地大物博’的最好证明,但也带来很多问题。”刘作奎说。其实,筹备事务局在《出品人须知》上有明确规定,为保证种类丰富,同种参赛物品上交的量越少越好。而商家抱着扩大销路的心理,往往一样东西交个几十箱上来,再加上互不“通气”,几个商家交来同种物品也是常事。而各省参赛协会致力于相互间的竞争,谁也不肯把自家的参赛物品撤掉……直隶赴巴拿马赛会的总代表严智怡总结得最好,“中国以人参赛,非以国参赛也。”

1914年11月1日,“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改为“巴拿马赛会驻美监督处”,陈琪担任总监督,中国参赛代表团正式成立。直隶、山东、浙江三省的赴赛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先遣团”,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

“量米为炊”、“相地度材”

1914年12月6日,历经一年半的筹备之后,中国赴巴拿马赛会代表团终于启程奔赴大洋彼岸。此时,巴拿马运河已经开通,定于1915年2月开幕的世博会进入了倒计时。

与此同时,先期赴赛的三省参会代表已经在旧金山登岸了。刚一过关,就有当地华侨偷偷告诉直隶代表严智怡,旧金山人对华人排斥得厉害,要不是赛会代表的身份,过关时一定会被严格盘查,稍有问题就会被扣下。

事实上,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种种排华政策,已经引起了华侨的强烈愤慨,并险些对巴拿马世博会造成影响――就在巴拿马世博会的同一时期,南加州的圣地亚哥也召开了一届规模要小很多的“巴拿马加州万国博览会”,旧金山华侨因不堪忍受当地政府歧视华人的政策,明确表示抵制巴拿马世博会,声言将鼓动中国政府把中国馆设在圣地亚哥,并将以资金支持圣地亚哥博览会。这引起了地方政府和民间人士的极大不安,纷纷上书要求调整美国的移民政策,平息华人的不满情绪。

很快,参加巴拿马赛会的其他中国人也领教了美国人的“不友好”。

这年12月29日,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颠簸,途中遭遇两次大风之后,40余位中国代表团成员连同第一批400箱赴赛物品,终于到达了旧金山。由于赛品运到上海时都是按省别装箱的,监督处工作人员要一一开箱,按出品种类重新归类,再填写报关单――工程浩大,难免忙中出错。到美国后,海关要求开箱检查,试开了一两箱,光核对物品就用了三四个钟头,且发现箱中物品与报关单并不完全相符,整箱赛品随即被扣留了。

参加巴拿马赛会的江苏代表王树榛后来回忆说,起初中国人不懂得和海关官员“联络感情”,最终发展到每次开箱,稍有不符就下令封闭待查,美国海关官员给中国人的脸色更是难看。久而久之,大家渐渐明白了“动之以情”的重要性,于是准备了若干“赠品”,供美国海关官员随意取用――此法果然奏效,美国的海关检查由“极严”慢慢变成了“极宽”,到最后,海关官员竟和中国的办事员们“彼此谈话俨如朋友,检点物品错误付之一笑”,再无恶意刁难之举。

好不容易顺利通关,陈琪又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实业总长张謇传下“口谕”,政府馆建筑的包工费在原有基础上减去十分之六,只给国币9万元――这意味着中国代表团要用别国建筑经费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建造一座世博会上最大的展馆。

由东道主提供场地、参赛各国自主建造政府馆是世博会的惯例。巴拿马世博会既以“促进东西方贸易合作”为主旨,自然将最大、最好的两块场地留给了中国和日本。

早在1914年6月,工商部的黄慕德和束日璐两位委员就领着30名中国工人来到了旧金山。他们的美国之行也极为不顺,原定的轮船以中国工人有病为由“拒载”,只能延期赴美。多亏国民政府电告驻美公使夏偕复,请其派人在旧金山港接应,才免得下船时再受刁难。中国政府馆的选址位置虽然不错,却有个严重的缺陷――正好在旧金山海滩上。这无疑给施工增添了不小的难度,也使工程造价上去了不少。原来的预算尚且捉襟见肘,如今听说拨款骤减,工人们已经罢工好几次了。监督处的中国办事员们只能亲自上阵帮工,才把大家的情绪安抚下来。

除了政府馆外,中国的绝大部分赛品还是按照种类分散在博览会的10个单项展馆之中。《出品人须知》中本有明确规定,各省收集赛品之后,要把需要各展馆多大陈列面积一一报上,却没一个省照办,以至于到了赛场才发现,中国赛品的数量远远超出了展区的承受能力。陈琪只得忍痛进行二次挑选,很多远渡重洋的展品因此未能得到陈列,有些甚至从未开过箱――陈琪当时并不知道,这一无奈的举动,会在将来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

布展刚开始时,监督处甚至失去了对场面的控制――各省都擅自开箱装架陈列,都要先挑好位置、大面积。“各馆陈列地点所塞满者,为黑色之稻草,为破碎之空箱,为抛弃之腐烂品,为已开箱之陈列品,为待开之箱,为设备未完油漆未干之橱架,有时致不能举足……”从王树榛的描述中,当时的混乱可见一斑。

这时候,61万元的参赛经费只剩10万余元了。当时1美元合华银2块6,一个布展工人的工资一天最少3美元,算下来光陈列一项就需要10万元以上。陈琪已经两次致电民国政府请求增加预算,都被驳回了,他又托严智怡写信给在总统府工作的哥哥,希望能将问题辗转反应到袁世凯的耳中,却终究没得到任何答复。

无奈之下,陈琪只能充分发挥他温州人精打细算的特质,“量米为炊”、“相地度材”,用严智怡的话说,“皆以物品凑橱架,不以橱架凑物品”。各馆地面一律铺廉价的平松木板,简单油漆,只在四周围以中国式的栏杆、园墙、牌楼,再画上各色花纹……中国特色浓郁的布展方式倒意外赢得了当地媒体的不少好评。

第二批1400箱物品到达旧金山,已经是1915年1月29日,距离赛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监督处的工作人员们亲自上阵布展,进度飞快,展品少的馆不过20天,展品多的至多40天就布置完成了。虽然到世博会开幕时,中国只有美术、工艺两馆布展完毕,但由于一战的影响,欧洲参赛各国还没有到会――中国展品反倒抢在不少西方国家之前,在全世界面前亮相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

1915年2月20日中午12时,随着美国总统塔夫脱在白宫内按下按钮,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正式开幕。会场中凡以电气为动力的机器同时工作起来,全城汽笛长鸣,“一刹那万声齐作,国民及外宾均欢呼和之,诚极一时之盛”。

博览会开幕当天就涌进了近22万名观众。

巴拿马博览会会址选在美国旧金山海湾与陆地的交汇处,占地625英亩,著名的金门大桥也在其内。主建筑高达435英尺,表面缀有五色多棱玻璃片,流光溢彩,因而得名“宝石塔”,是太平洋沿岸最醒目的建筑。宝石塔北边有圆柱形的高大雕塑“进步标”,螺旋纹盘旋而上,表示“历史发展乃螺旋式上升”之意。会场的出入口还设有“朝阳”、“夕阳”二门,上面用英语刻着各国格言,代表中国的一句选择了《论语》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这次世博会共花费了筹备经费约7000万美元,其规模和气势在世博会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巴拿马博览会共有31国与会,25国自建政府馆,另有10个分类展馆,即美术馆、教育馆、文艺馆、制造馆、机械馆、交通馆、农业馆、食品馆、园艺馆和矿业馆,总面积达到3731500平方尺。

“中国最好的陈列品,几乎都在农业、美术、文艺三个馆里。”刘作奎说,“别国在制造馆里陈列机器,我们只能陈列棉纱、丝绸等手工制品;人家的教育馆都用图表、模型展示自己国家的教育制度、教学模式,我们拿了教会学校学生做的刺绣、手工来参赛。”

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展品成了博览会上的另类,耐人寻味的是,这倒成了中国取胜的理由。陈琪后来回忆说,开幕以来,西报记者纷纷前往参观中国的展品,均称“物品优美深为满意”,有三四家著名媒体尤其赞赏教育、制造二馆的中国赛品,“称为各馆之冠”……一时间,中国赛品的照片在美国各大报纸随处可见。

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王树榛就在本省的赛会报告书中写道,“人性每好不经见之品,好古与好新之心理正相类。我国在会场上之陈列,自觉甚陋,而尽多赞美者,亦以此故,苟能利用之,虽益致声誉可也。”

国外舆论对于中国的赞赏,在3月9日中国政府馆开幕时达到了顶峰。

那一天,旧金山的华人商店全部歇业,华侨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纷纷来到会场,一睹祖国展馆的风采――谁也没想到,短短8个月时间,区区9万元经费,中国工人们竟在旧金山的海滩上造出了一座惟妙惟肖的“太和殿”!5400平方米的中国政府馆,正馆完全仿照故宫太和殿而建,内部也依照中国风格陈设桌椅、绣屏、古玩、字画,连围在四周的矮墙都是按照长城的样式建造的――只有细加留意才能发现,中国馆全部是“以铁皮代琉璃,以涂料代木材”,绝少使用昂贵的“真材实料”――中国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智慧,让西方人赞叹不已。

中国馆开幕当天参观人数就超过了8万,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和副总统。整个博览会期间,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数达到了200万。

会场上另一座仿古式样的政府馆,就是以著名的金阁寺为蓝本的日本馆了。

毫无疑问,筹备时间更长、参赛经费更多的日本,是巴拿马博览会上另一颗耀眼的明星。日本的精心展示恰好为中国人提供了最佳的学习机会――事实上,中国代表团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学习、借鉴日本的经验,期望着“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此中国实业界还组成了一支“赴美赛会观光团”,由张裕酒业的创始人张弼士带队到美国“取经”。

或许这正是这一次与以往历次参赛的最大不同――不但各省参赛代表都写下了厚厚的赛会观感、参赛日记,实业考察团的成员也纷纷在国内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或介绍、或议论,一时间有“满城尽说世博会”之势。

遍观各馆之后,中国人终于总结出了日本人的成功经验:重营销、善模仿、会包装。

直隶参会代表陆文郁曾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当时中国和日本都在政府馆内设了茶肆,以期推广本国的茶叶产品。日本茶馆设在参观者必经之路上,有日式小屋数间,日本画师穿和服跪坐其间现场画日本水彩画。茶馆所有陈设、器具都是纯正日式,喝茶价格极低,且赠送一小包带走,每天生意兴隆。中国茶馆的茶虽然品质比日货高出数倍,环境却大不如人,且纯以营利为目的,价格高了很多,结果门可罗雀。

严智怡则从更深的层面总结了日本在海外贸易上长时间压制中国的原因:

“日本人之营出口货于海外也,以销外国人为主,必先考虑外国人之嗜好,而后投其所好,中国人之营出口货于海外也,以销本国侨民为主;”

“日本人之抵一地也,必招其邻里乡党而偕来,以扩张其势力于海外,中国人之既抵一地也,不愿有后来者,更不愿有同业者,恐其分己之利;”

“日本人之往海外也,每有进取之心,中国人之往海外也,最初则甚冒险,继而纯以保守主义,不思进取。”

纵使严智怡已经能从民族性格上分析,他还是没有找出国货落后于世界的原因。只有那一年《申报》刊登的《观巴拿马归客谈》中,略略提到了这样一句:“美国赛会宗旨以新发明为最,中国则以仿古为优,故难合格。”

事实上,真正赋予世博会无与伦比地位的,还是那些在会上首次亮相、足以改变世界的新发明:1855年巴黎世博会推出了混凝土和橡胶;1876年火车头和打字机在费城世博会上首次亮相;1878年巴黎世博会为全世界带来了贝尔的电话、爱迪生的留声机;1900年巴黎世博会推出了地铁;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带来了飞机……而这些,既是在战火中举办的巴拿马博览会所缺乏的,更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从闭目塞听,到开眼看世界,再到主动展示自己、参与竞争,尤为可贵的是勇于反躬自省、发现不足――短短数十年,中国实业家的巨大进步已经令人刮目相看。”刘作奎说,“但我们总把目光盯着邻居日本,看人家如何模仿、成功倾销,却忽略了美国的表率作用,忽略了其在工业革命后崛起的原因――那就是科技创新。而创新不足,才是中国工商业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仅满足于手工业、农业这些固有优势项目的‘改良’,不在创新上下功夫,永远实现不了实业兴国的梦想。”

从“不足道”

到“大梦初醒前途无量”

1915年5月,大赛评奖开始,巴拿马博览会正式进入最高潮。

巴拿马博览会设立了六个奖项等级。从高到低依次是:大奖、荣誉奖、金奖、银奖、铜奖和鼓励奖――如今仍有些老字号产品会在包装上标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金奖”,其实那并不是当年的最高荣誉。

美国从各参赛国中聘请了500名审查员组成这次大赛的评委会,其中60%来自东道主,中国因为出品数量多,也获得了16个席位。

审查分为三步,第一为分类审查,如丝、茶、油、麻等各为一类,评出各类的得奖赛品;第二为分部审查,如工艺部、教育部、食品部等,再评出各部的得奖赛品。这两次审查是平行的,不是初赛、复赛的关系。也就是说赛品在任何一个环节得奖,都会被视为最终成绩。

两轮过后,中国获得的大奖章已有30余枚。这个成绩高出其他参赛国不少,却没能和日本拉开差距。

最后的“高等审查”环节开始了,这一轮中,各国赴赛监督可以对本国赛品提出申请得奖说明,由专门审查小组评定认可,再由最高审查长派专员复勘,确定是否给奖,给何种奖。根据陈琪提交的洋洋洒洒几十页的“评奖申请”,审查员们来到了各个展馆。

一件颇具戏剧性的事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中国产的白酒原本陈列在农业馆里,一排土里土气的褐色陶罐夹杂在棉花、大豆中间,根本没有谁会停下来看一眼。此时为了引起评审团的注意,有人提议把所有酒类都移入食品馆中。不料在移动过程中,一不小心把一个陶罐摔在了地上,砸得粉碎――没想到,四溢的浓郁酒香反而引得不少观众驻足留连。陈琪灵机一动,当即决定不必换馆陈列,只需取几个空酒瓶,敞开盖子,把此酒分置其中,任其挥洒香气,再在旁边放几个酒杯,供人品尝――果然,评审委员纷纷寻香而来,品尝之后更是赞不绝口,最终授予该酒荣誉奖章。来自贵州小小山城默默无闻的中国白酒,从此蜚声海外――这就是如今已贵为“国酒”的茅台。

有意思的是,茅台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得的并不是最高奖。代表中国捧回大奖的五种酒是直隶、河南的高粱酒,山西的汾酒,广东的果酒和山东张裕酿酒公司的酒品。

最终,中国代表团获得了1218枚奖章,其中大奖章57枚。两项均列所有参赛国之首,超出了第二名日本一倍左右。更重要的是,中国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湖南、湖北、福建七省的茶叶分别得到一枚大奖章,丝织类产品也得到了大奖10枚。这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于中国货乃至整个中国的印象,当地媒体甚至称中国为“东方最富之国”、“东方大梦初醒前途无量之国”,就连日本的《东京时事新闻报》也说,“从前美国所开之赛会,其最行不振者则中国之出品……此次与赛则大异其趣……殆未可轻视。”

在赢得大奖的同时,中国人也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用荷兰驻旧金山领事的话说,“中国在会场所办之事极为美满,使各国都知道了中国的地位和出产,且中国人此次办事与欧美上流社会无二,共事六个月后,现在我已经极其信任中国人了。”

要知道,在此之前,华人在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眼中,是何等的形象。王树榛曾写道,“美人心理大半以为中国文化至浅,工艺绝无,学校则遍国中或无一所……苟非研究中国历史有素者,莫不以为中国不足道也。”

由于中国的杰出表现,赛会组委会决定将9月23日设为“中国日”――陈琪原希望把“中国日”定在10月10日国庆那天的,是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的突然到来打乱了他的计划。

9月15日,夏偕复借参加万国水利大会之机来到旧金山,顺便参观了中国馆。因为公使定在9月24日离开,很会做人的陈琪就把原定的“中国日”提前到了9月23日。

那一天,夏偕复仔仔细细参观了各个展馆的中国展品后,在政府馆院内亲手种下了一棵小树――种树的主意是陈琪出的,取其“新造之中国如园中树木初茁新芽,得此良机借资培养则发荣滋长”之意。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中国代表团获得如此佳绩,身为公使的夏偕复却只是顺路参观一下,并未专程来过。也不要说公使,就连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徐善庆都没有在会场内出现过――与美国人的热情相比,同胞们的冷漠让人心寒。

直到参观完后,夏偕复拉着陈琪说出了一句话,才使他恍然大悟――到了会场,我方知国内对你的种种传言,并不可信。

原来,自从陈琪担任筹备事务局局长的那天起,国内对于他的质疑声音就从未中断过。巴拿马赛会开幕后,国内报纸、杂志上更有不少文章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陈琪本人“以个人恶感而肆口毁谤”,说政府馆的营业性茶社中有“某人”股份,说营业的全部收益都进了“某人”腰包……一时间种种谣言甚嚣尘上。而中国代表团内部也是“暗流”涌动,早在布展期间,由于经费迟迟不能到位,团内委员陈承修、周清仁、李宣谏等人就以“筹备无方”为由致电农商部“参”了陈琪一本。政府馆开馆时,各省代表甚至自行组织赛会委员会,以严智怡为会长,广东省代表徐良为副会长,完全失去了节制。

1218枚奖章与一纸弹劾

1915年12月4日,为期10个月,参观人数超过1900万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落下帷幕。令人自豪的是,博览会结束后,包括宝石塔在内的大部分建筑都被拆除,中国政府馆却被保留了下来,并移建至金门公园内――因为中国馆建筑是各国政府馆中唯一得到大奖章的。

为了节省回去的运费,也为了让商人们不至蚀本,陈琪把参赛物品尽可能地出售了。中国工艺品得到了美国人的极大追捧,北京德昌号的三件景泰蓝大熏炉、大花瓶卖了5000元,天津产的地毯不但早早销售一空,还有30余人等着排队订购……最终工艺品卖出了将近一半。至于价格低廉的零星物品,监督处全部捐给了美国的公益机构,不好出售的标本、模型,则悉数赠送给了当地学校和博物馆。

考虑到中美两国都是农业大国,陈琪特意联络美国赛会组织者,把农业馆里的中国作物种子与美国种子进行了交换。各省代表也在闭会前接到通知,如果想把美国的某种作物引入本省栽种,可以列出单子交给监督处,由监督处统一向美国政府索取。

带着1218枚奖章和一大批美国作物的种子,1915年12月中旬,中国代表团踏上了回家的路。

此时一战战事方酣,连带着全球交通都受了影响,运输价格飞涨。来时8美元1吨的轮船运费,一年后已经猛涨到40美元以上。因为不满美国新近颁发的航运条例,往来中美航线的最大运输公司太平洋游船公司已经宣布停业,这条航线被几条日本轮船垄断了,唯一一条运费便宜些的中国邮船,每两个多月才往返一次。此时中国的参赛经费已经所剩无几,陈琪多方奔走,才将没能卖出的赛品分批运回了上海。到最后,由于61万元经费全部用完,陈琪只得请夏偕复出面请求美国政府帮助,才将最后一批赛品运走――此时距离巴拿马博览会结束已经将近一年了。

回国后,监督处立即着手处理赛品发还事宜。1916年,正是袁世凯称帝,护国军兴,南北对峙之际,广东、云南等省“既不通电,迭次去问催促,不能派员来沪”,连赛品都无法发还,而监督处已经穷得交不起上海仓库的租金了。因为疏于看管,仓库管理员甚至监守自盗,将箱子里的值钱物件偷出来,把同等重量的砖头瓦块放进去瞒天过海。万般无奈之下,1916年7月28日,陈琪进京面谒诸政府要员,希望再申请到一笔经费,哪怕将最初许诺的70万元经费发齐了也好。

万没想到的是,在上海的监督处职员们没等到陈琪的好消息,却等来了农商部的一纸电文――监督处被强行解散了。原来,此时国民政府官员们对陈琪的不满已经达到顶点,他的请求直接被农商部理解为死抓着权力不放,有“恋栈”之思。

解散监督处还不是最终结果,1916年10月12日,沪上各大报纸同时刊登了一条消息――农商部长谷钟秀以“溺职营私”、“侵蚀弊害”的罪名,将陈琪弹劾了。

陈琪在美国为自己埋下的“定时炸弹”此时集体爆发了:因为那些未能展出的冗余物品,他被扣上了“劳民伤财”的帽子;因为那只停留在纸面上、从未到账的9万元,他被指控“私吞公款”;就连将打碎贵重物品的工人辞退的小事,都被演绎为“克扣工资”……

“在任三年,以最少之经费,致最佳之结果”,却落得如此下场――陈琪悲愤地给大总统黎元洪写下一篇千言书,为自己申诉。而国民政府派人详细核查,甚至就此赴美向夏偕复等人调查取证后,最终证明这些对陈琪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

但此后,陈琪再未接手过与博览会相关的任何事务。1924年冬天,年仅46岁的陈琪病逝于九江。

巴拿马博览会的成果在当年就显现了出来,据美国商务部调查报告,191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较上一年猛增了6000万美元,仅江苏一省的对美出口额就增加了30%。当年全国出口额仅丝绸一项就达1亿4千万美元,茶叶1800万美元,桐油1120万美元。

“这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刘作奎说,“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原料输出国,巴拿马博览会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对外贸易机会。更重要的是,巴拿马博览会给中国实业家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可以说在观念层面上,它对中国的影响一直延续了一百年,延续到了今天。”

(2008年10月7日《北京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