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8 10:50:07
没想到我会出国，还出过两次。第一次是1993年去美国，中国记协组织的。第二次是2000年去欧洲，是欧盟邀请的，说是去开“欧元研讨会”，其实是欧盟向咱们中国宣传他们的欧元。
出国访问，我觉得别的都行，就两样不好：一是吃不惯他们那饭，二是听不懂他们那话。美国也罢，欧洲也罢，他们那饭一是甜，二是生，很不合咱的胃口。每次出国回来，我都饿得精瘦。语言不通，那就更觉别扭。去美国那次，代表团里没有懂英语的，多亏接待单位给我们配了个翻译，全程陪着我们。有翻译，集体行动方便，分散活动也就傻眼。我们去华盛顿访问，当地记协特地安排了一项活动，搞了一个小型酒会，让美国记者跟中国记者随便聊聊。中国这边，最活跃的是中央电视事部主任刘效礼，他把翻译拉到身边，跟美国一家报社的一个主管侃得很是热闹，别人只是坐在一边看。一会儿，一个美国记者走到我跟前，要跟我聊聊。我用表情“说”：我不会英语！他也用表情“说”：那没关系！他拿过一张纸和笔，就在上面画，看样子画的是中国地图，想借助这张地图和我聊聊中国。可是，聊了一会，他就泄气了，因为我完全不知他说的啥，他也完全不知我说的啥，最后他只好失望地走了。在纽约，我们访问联合国，接待我们的那位联合国工作人员是个俄罗斯人，对中国特友好，领着我们看了联合国总部的好多地方，中午还特意让我们去听了每日一次的联合国新闻会。那会“听”得真是难受，我们就那样干坐着，一句也没听懂，事后才知那天说的是巴勒斯坦问题。
第二次出国，情形就更糟。欧盟那边，以为我们是都懂英语的，人家根本没为我们准备翻译。实际情况是：被邀请的中国记者，有香港的、澳门的、大陆的。香港、澳门的记者全都懂英语。大陆去的记者，新华社的懂英语，中青报的懂英语；党报去的记者，除了深圳特区报的辜晓进和人民日报常年搞对外报道一位记者外，其余的则全都不懂英语。“研讨会”开始第一天上午，主办者介绍会议日程和欧盟基本情况，一间会议室里，香港、澳门和新华社、中青报的记者坐一边，大陆党报系统的记者坐一边，“阵线”分明。主办者讲话，听得懂英语的那一边不断发出笑声，党报这边却鸦雀无声。那情景真是尴尬！于是紧急求援，找了驻欧盟大使宋明江，把他的贴身翻译请来了，做了“研讨会”的临时翻译。宋大使事务繁忙，离不开那翻译，第二天那翻译就来不了了。没翻译会不能开啊，于是又想了一个办法：演讲者说英语（这一天发言的是几个外国记者介绍自己采访欧盟的经验），由香港的记者译成粤语，然后再由澳门的记者译成普通话。澳门的记者嫌费劲，后来不译了，我们就只能听香港明报的记者说粤语。后来我们也“草鸡”了，因为我们听着粤语比英语还难懂。再后来就连粤语也不翻了，由着发言人叽哩哇啦说英语。第三天，彭定康来演讲。彭是欧盟高级专员。这时的彭定康对中国很友好、很有感情，据说他的讲话也很精彩，可惜我一句也没听懂。听不懂还得在那里坐着，为了礼貌，没听懂你还得装做“听懂了”，那真是如坐针毡！
第一次出国回来，我曾经下决心学英语，让孩子给我买了英语教材。孩子给我买的是“中级”，我要做的却是从“初级”开始，“初级”也得有人教，没人教我连“门”都入不了。我上学时学的是俄语，英语一字不识，是个“全文盲”。我跟我的孩子说：“我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下一辈子我要是还当记者，别的不学，我也要先学会英语！这不光是为了出国，今后在中国当记者，不懂外语就是半残废！”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