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的信任博弈

1873年，著名的机会主义者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黄祸论”。他认为中国人通过洋务运动“已开始熟悉掌握最新式的武器和欧洲人的纪律……并且把这些同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没有人道观念、没有爱好自由的本能、奴隶般服从的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这表明来自东方的威胁是多么巨大！”为此巴枯宁建议沙皇：“着手征服东方，从中国开始。”

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绘制油画《黄祸图》，分赠欧洲君主。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行径可以说就是西方列强受“黄祸论”的影响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一方面是中国民众和统治者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愚昧迷信，另一方面八国联军给中国留下了“强权即真理”、“弱国无外交”的惨痛回忆。

从这段历史至少可以吸取三个教训。第一，“中国威胁”被唯恐天下不乱的“机会主义者”政客捏造且刻意夸大了。第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对自己和对方的实力进行了错误判断。义和团相信“神功护体”，西方人一方面相信“黄祸”威胁，另一方面又对“洋枪洋炮”的威力深信不疑。第三，错觉迅速转化成对方就是“恶魔”的敌意，从而超出理性范畴。

由此来看今天的朝鲜半岛“危机”是否能得到一些启示呢？毫无疑问，错觉的叠加会使朝鲜半岛越发“火药桶化”，军备竞赛会造成多输局面，而缺乏理性的民众容易产生偏见，加深了有关各方的敌意。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高级和低级的划分，是人类绝大多数偏见的核心。1976年，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认为：对立双方在本来可以合作的时候却拒绝合作而发生战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带有偏见的错误知觉。

为了消除错觉，一方面需要建立各方沟通的国际机制，六方会谈机制就起到这样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要建立互信机制。朝核问题之所以不断升级，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美朝以及朝韩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

朝鲜宣称拥有核武器，但美国认为是虚张声势而已，于是朝鲜就用核试验来证明自己有实力，核试验——导弹发射模式就会一次次重复。随着朝核危机的爆发，朝鲜半岛的博弈变成“囚徒困境”。朝美双方拼命升级武器，但这又加强了对方的不安全感，引起新的武器竞赛，从而使危机不断反复。

为改变这种状况，韩国总统朴槿惠提出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引起关注。包括韩朝分别在平壤和首尔设立代表机构、把对朝人道主义援助与政治形势区别开来等。但朴槿惠提出的前提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器项目，这引起朝方不满。

作为回应，朝中社5月15日发表评论文章称，韩国政府推行的对朝“信任进程”，意味着要以朝鲜弃核为代价，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的反朝对抗政策”，是“反朝对抗脚本”。尽管如此，5月16日，韩国在野党新党首金汉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愿意以特使身份访朝，扮演“信任桥梁”的角色。

英国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克认为，“懂得各民族的心理基础和总体性格的人握有制定政策的金钥匙。”“信任进程”就是用“信任博弈”取代“囚徒困境”作为解决朝核危机的突破口。

神经学家的研究发现，仇恨来源于恐惧，是人的低级本能。低级神经系统创造了简单的二分法：一个人如果不是我们，就是他们；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而信任感来自下丘脑分泌的一种叫做“催产素”的激素，它能抑制人脑中产生恐惧感的杏仁核的活动，使人身体放松。

美国艾奥瓦大学的实验经济学家伯格曾做过“信任博弈”的实验。一组人模拟扮演“投资人”，另一组人模拟扮演“委托人”。当“投资人”得到“委托人”的回报后，血液内的“催产素”含量会增加，收到的回报越多，“催产素”浓度越高。于是，尽管“空手套白狼”是最佳策略，但“投资人”和“委托人”都不约而同选择合作。这表明两点，第一，人的本性希望公平；第二，信任会使人产生愉悦感，愉悦感能消除仇恨和恐惧，从而使人的思维变得理性化。

信任博弈的现实例子来自南非。1993年11月18日，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这两位“黑白仇家”的手握在一起。此前很难想象，被南非政府关押了27年的曼德拉会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万恶”的白人统治者，但他做到了。曼德拉也谈到了信任元素，他说，“若想与敌和平共处，就要与敌并肩作战，敌人也将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