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创业,想好没有?

一对年轻人,湖南人,在北京、湖南、上海等城市周转,最后还是选择回老家,丈夫开了烤串的连锁加盟,而妻子在广告公司上班。他们当初为何来大城市?又为何回到当地创业?他们在几个城市之间折腾,是否后悔过呢?

《钱经》为您介绍吴越和燕子的故事,希望读者能从他们的经历中有所收获!

吴越先生,28岁,长沙人,现在是“三人特色餐饮”的老板;他妻子,燕子女士,31岁,广告公司总监。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小资阶层”,有房有车,晚上6点多下班后,约上几个朋友一起吃晚饭、打牌、吃宵夜,凌晨回家睡觉,第二天吴越可以睡到自然醒,再去烤串餐饮店里做研发和管理工作,一年还有三四十万元的收入,每天的生活非常惬意和舒适。

很多人都向往首都北京、金融中心上海、创业乐园深圳等等这些大城市,吴越夫妇曾在北京、上海工作生活过,但在他们看来,城市的生活不像外表那么绚丽多彩,在繁荣背后要付出超常的时间、精力、金钱、学识等等,才能成为“水泥森林”中的一员。

吴越说起四年前在北京的生活不禁感慨万千,“鸡还没有叫就得起床啦,地铁里倒三次车,那会儿我住通州管庄,上班在南二环外,下了地铁还要坐公交车三站,耗时1个多小时,每天6点下班,7点多到家做饭收拾后,就到10点多睡觉时点了,上班也没意思总觉得无聊,天天还特别累⋯⋯”

上下班花1小时,这在大城市非常普遍,在地铁公交上人挤人也屡见不鲜,在上海地铁里,同事间问候语常常是“今天你挤上了吗?”而吴越如今在长沙市每天开着自己的“尼桑车”听着轻快的音乐上下班。“其实在长沙也堵车,平时5分钟就能开车去的地方,到下班点也要20分钟才能到达”,他夸张地调侃长沙的交通堵塞问题,城市的拥挤和他似乎不再有关系。

生活才是最重要

笔者和吴越夫妇聊“为什么放弃北京回老家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呀”。吴越先生在北京做过报纸美术编辑、印刷厂销售,工作不是很清闲和无聊,就是工作压力过大。他总是觉得赚钱不多,每天还很辛苦。燕子也说,那会儿每月收入除去房租,就都用在吃饭、交通、通讯、服饰等开销,钱好像特别不经花。

后来他们的收入状况都有所好转,燕子2007年工资每月可以达到1.2万元,年底还有数十万元奖金。但他们的生活依旧和很多在都市生活的人一样,周末就只想睡觉,购物也成了两人共同的休闲方式,她坦言自己有购物情结,“一次性在国贸商城买了两个LV品牌包”。也正如吴越所说,“人不能太容易有钱,否则来得快,去得也快。” 在不知不觉中他俩在短期内潇洒地花去十几万元享受北京生活。

直到有一天吴越问燕子:“如果我们在一起,我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吗?” 燕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简单的一句话就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燕子回到长沙的工资还不到北京的一半,但燕子心里想得很明白,当初吴越是因为她来到北京,干燥的气候加重吴越的鼻炎,他不光成天打喷嚏,甚至常常会因为鼻塞导致头部供血不足引发头晕,即便吴越后来做了手术有所好转,但依旧没有痊愈。

燕子评论他们的爱情说,“吴越的个人能力可能不是很优秀或者很突出,但我想一个男人不顾及自己的身体情况留在北京,我很感动。”其实燕子2000年就在北京某广告公司工作,后来回到长沙处处感觉小城市里的广告业务流程不正规,何况在长沙求人家办事比较多,比起在北京做甲方感觉非常不一样,因“水土不服”她又“二次进京”,学广告科班出身的她再次施展才能,但没想到的是吴越改变了她的想法。

而第二次回到长沙,燕子心态逐渐平和了许多,她自嘲地说:“可能自己岁数也大了,工作虽有不适应的地方,但是只能靠自我调节。过去年轻气盛只想着事业工作,可女人一过三十岁,在长沙市可算是‘大龄青年’了,吴越的生意已经走上正轨,我上班是为了打发‘无聊’,以后相夫教子是更重要了。”

他俩各自有自己的事业,下班后夫妻俩和不同的朋友吃饭、打牌⋯⋯娱乐活动十分丰富,在生活上过得相当悠闲。当笔者问道“长沙和北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吴越说,在北京上海,人才和能人太多,激励人要更努力更勤奋,年轻人斗志会更强;而在长沙这样的小城市,人们都更讲究生活的舒适性,如长沙餐饮很多样,我每天都在餐厅吃晚饭,每顿五六人吃饭花100元,而且可以天天不重样。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只有自己都一一经历过了,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生活,人生的一辈子并非全是上班赚钱,每天能放慢脚步开心快乐才是生活最重要的。

事业无需高瞻远瞩

2007年8月8日,吴越第一家烤翅新店开张,但连着三个月都没有多少人光顾,完全靠人情经营,每天叫同学朋友来店里吃烤翅凑人气,后来客人越来越多了,名声也就传出去了。朋友都说“吴越太能吃苦了,刚开始都是他自己烤翅,长沙大夏天三十多度,自己手带着一双线手套,穿个短裤T就站那里烤串,以后肯定能赚钱”。朋友的确没有看错,吴越以一年开一家店的速度,又开了“烤鱼店”“爆肠店”,而且把加盟店开到衡阳、株洲、湖北武汉、宜昌、江西宜春等地,一年的净利润达到三四十万元。

吴越说,投资10万元开第一家烤翅店,刚开始半年都没有赚到钱,而且浪费了很多钱,但后来我觉得肯定能赚钱,因为全长沙只有我烤的串儿好吃,来吃过的人都这么说的!看着吴越自信的眼神,相信他开烤串店的终极目标是像“湘鄂情餐厅”一样能开遍全国。

怎么在长沙做烤串开连锁店呢?吴越说起自己在北京的早餐是每天早上在大望路地铁口现代城SOHO附近买特好吃的“状元饼”,1.5元/个,经过观察发现一早上7点半到9点能卖掉两三百张。后来和卖饼人聊天才得知,他早上4点钟起床,从7点开始卖,到9点回家休息,中午和下午再出来卖,一天可以卖掉一千张饼,营业额相当于1500元,除去材料成本,一天至少挣700元。

那时吴越就考虑:民以食为天,解决上班族的早餐问题,报酬高也是应该的。我要做一定得做传统产业,“为人民服务”,最实际地帮助周边的人们解决切实的生活问题,从而获得自己的报酬。

后来吴越回长沙就开始做烤串了,在创业中注重当地“辣”口味,力求餐饮本土化。他觉得做生意没必要觉得难,失败是常有的事,保持大方向就可以了,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日后肯定会有收获的。也许就是这种使命感,使他稳步地去开拓自己的事业。《富爸爸投资指南》一书中提到的“使命是企业致富关键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基础”,富爸爸说,金钱不能独自提供足够的热情、动力或期望。企业的使命应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如果能很好地满足这种需求,企业便开始挣钱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吴越虽然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但是想起快餐店将来的发展,他觉得现在“很缺钱,赚钱速度很慢”,因为如果有了钱,就可以按照商业计划书开更多的新店,但现在自己融资的方式很单一,银行无抵押不行,投资公司看项目太小不愿投资,靠民间融资,辐射范围小而且成功率低;如要去变卖个人资产,负债经营,家庭风险过大。

理财要均衡

“我家没啥资产,现在就是房子、车子、店子这三样儿;至于负债,欠了银行很多钱,长沙房子两套,每套2000元还月供,而深圳一套房子每月3000元房贷。我从来不投资基金或者股票,除去日常开销,有了余钱直接投资到店里。”这是吴越在归纳自己的资产和负债。

这些“三大件”是吴越的资产吗?所谓资产,以美国人罗伯特 • 清崎的富爸爸话说,“资产是能够往你的口袋里装钱的东西,或者是能够以比你投资或者购买时更高价格卖给他人的东西。” 吴越的汽车属于耐用消费品,不排在此定义中的资产之列,但在综合理财这门学科来说,汽车也属于资产,只是和黄金、土地等固定资产不同,属于消费型资产,随着使用年限增加,折旧率也就越高,资产价值趋于贬值。

“有了余钱直接投资到店里”,的确如此,当笔者详细了解后得知,吴越所挣的钱,除了每月还房贷7000元和自己吃穿住(物业等)行外,全部投资于店里新项目再开发,而燕子的工资也是自己支配,燕子说,“我之所以现在没有在店里和他一起工作,是因为我俩独立性都很强,各自有自己的想法,有时观念不同,解决问题办法也会不一样,天天待在一起也容易产生矛盾,如果因为工作而影响家庭和睦生活,这就很不值得。何况他现在无论开发新产品还是做连锁加盟店都已经走入正轨,就更没必要我帮忙了!”

当问道,你买保险了吗?吴越告诉笔者:“我在北京报社当美编时单位给上过社保,自己就没有买过保险,保险就像是融资,我现在还需要融资呢?”

最早的保险出现在海运行业,为了诸多海员和船只顺利返回,每个船主拿一部分钱作为保险金,如果不能生还,别的船主就用这笔保险金来补偿无法生还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保单的作用是用小额的代价防范个体难以承受的风险,在概率论的支持下,将极端风险分摊,这的确是融资的另一种含义。“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生活经验,也是理财常识。实际上,理财的最高境界是各种理财工具与理财目标的高度适应和动态平衡,要保证家庭财富如金字塔一样稳健,家庭理财的基本思路和优先顺序是:保证基本现金流,然后是保险,再是还贷或借款,最后是风险性投资。

理财误区要警惕

在吴越的家庭理财和公司运作上,存在如下误区,如果不警惕,将来会出现大问题,现在不妨分析一下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1投资太单一, 投资风险要分散

按照财富金字塔的配置,吴越的财富组合要做出适当的调整。三套房产是家庭最主要的财产,虽然一套长沙房产在出租,但租金收入1000元还不够每月还贷金额。这几年中国房产虽带来了高收益,但同时价格下跌的隐性风险也在逐渐积累,如果仅仅是投资,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卖掉房产以减少家庭资产投资比例。特别是深圳房产价格也越来越贵,其中风险可能也会越来越高,吴越调整资产组合的主要方向是趁价格高时出售深圳房产,或者将该房产出租。

另外吴越投资饮食店已经小有成就,而且目前饮食店现金流充沛,足以应付生活中对现金的应急性需求。但是吴越本人目前没有任何保障,对于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者来说,个人保障就显得越发重要,建议夫妇两人使用每年余钱购买商业保险,特别是意外险和重大疾病保险,以降低家庭整体风险,这是家庭理财的当务之急。至于风险性投资,必要时可以适当投资一些基金产品,毕竟长期投资的复利效应所带来的财富可满足将来孩子教育金和退休的刚性需求。

2家庭资产和公司收入需要分开

在创业阶段,由于人手、资金和管理的不足,难免会出现个人资产和公司资产难以分开的情况,但是,当经营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净收入已经明显提高,特别是存在一定数额的借款或与人合股后,家庭资产和公司收入一定要分开,这样操作至少有3个好处:

风险降低

公司是有限责任、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民事主体,以自有资产对债务人承担责任,即便公司破产,股东也仅以其出资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不会危及其他资产的安全。

税收规范

不会出现公司资产与个人资产难以划分,导致税务机关核定征收(即包税制),使税收筹划功能无从发挥,公司出现欠债时避免把家庭资产归为还债范围。

管理规范

只有公司和家庭资产边界划分清楚,才能核算实际损益,做到公司财务盈亏清楚,成本可控,提高经营效益;再者管理规范能吸引更多的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购房、购车、结婚、装修、减债、教育、赡养、退休等等是处于不同生命周期家庭的一些理财通常目标,对于吴越家庭来说,目前重点的规划项目是:赡养父母、孩子将来教育金和彼此退休规划,古人云“预则立,不预则废”,家庭规划要提早做准备。

逃离伪幸福

“有一种成功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吴越夫妇的决定不是一种悲情逃离,而是一种理性回归,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

最近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出炉,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这些城市精神病患病率、发病率及自杀率都是最高的。

看到《白皮书》的调查结论,不禁让人猜测:在大城市的人们都在追求“伪幸福”吗?我们从小吟唱《幸福在哪里》,“她(幸福)在你的理想中,在你的汗水里”。为了收获幸福,我们从小不停地奔跑,抓紧时间拼命地和时间赛跑,希望用更多的汗水浇开最理想的花朵,迎来人生灿烂绽放的一刻。然而在奔跑中,我们似乎都忘记了“什么是幸福”,而《白皮书》再次引发人们重新思考生活的真谛。

我们追求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幸福并不是肤浅狭隘的名利概念,而是更接近边沁功利理论中的“苦乐”体验。幸福是生命个体的主观感受,具有先天差异性和无限多样性。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对于奉召为官,李白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陶渊明也可以引吭高歌归去来。去有去的一千种愿望,回有回的一万个理由。这样,就很容易理解吴越夫妇“为何逃离大城市”,也许他们更早意识到,生命不是运行在一维空间,幸福来源于多重目标的实现:譬如人伦亲情、归属感、身体健康、心理的舒适和满足……无论是北漂还是海派,都会经历“搬家付租金”的漂泊刺痛,“上班时间长,休息时间短,早餐先凑合,晚餐没定点”等等忙碌而乏味的生活状态。

三十而立,一般人的命运轨迹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人们往往在三四十岁是所谓的干事业年龄。吴越夫妇的平均年龄正好在这个阶段,是否就此退出北京这个华采靓丽的舞台,的确颇费踯躇。与其说离开北京是迫于高成本、高节奏的压力,不如说是对职业、人生的重新规划。吴越调侃地和笔者说,“你听说这句话吗?有一种成功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的确他们的决定不是一种悲情逃离,而是一种理性回归,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美国就出现了城市白领迁移的现象,当时的背景是美国郊区化浪潮高涨,这种现象随着全美国资源的均衡发展从未间断。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学家肯尼思・M・约翰森博士的研究,从2000~2005年的5年间,共有160万人口从美国大都市迁居到小城市工作生活。他们迁居的理由大多是因为小城市治安稳定、交通方便、房价低,并且能在清新的空气中休闲娱乐,而且人们认为在小城市生活更加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迁居的美国人评价“厌倦了时尚潮流和物质虚荣,美国人重新发现,家庭生活的乐趣才是最基本的生活价值。原来生活需要野外烧烤的闲情逸致,需要家庭团聚的幸福。”

在中国,城市白领逃离大都市也并不是孤立的个案。中国城市化率目前接近50%,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比如成都已与世界上8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3家已经落户成都(包括英特尔)。重庆、武汉、杭州、苏州、长沙、西安、青岛、大连都是二线城市中被关注的重点。目前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猎头公司,从一线城市挖来京归、海归和广归,到二线城市“贩卖”,近两年二线城市高级白领的薪资涨幅明显高于一线城市。

在大城市最难满足的是心理的舒适度,而小城市能轻松地达成这一目标。目前,整个社会呈现全民求富、富而求贵的浮躁空虚状态,在北京、上海这样漫无边际的钢筋水泥丛林,人们更容易迷失方向,只有紧紧抓住物质稻草来充实生命的内容。特别像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高收入只属于个别少数人,大城市的收益很高,但风险和成本同样很高。

在大城市发展的主动性和可塑性会不太强,像高学历者如海归,有足够的钱、有社会关系的人容易发展,其他人都有沦为蚁族的风险,其实人活着不但要虚名,更要质量,才是最实惠的生活原则。

发展空间是决定去留的第一位因素。由于长沙电视演艺等媒体发达,燕子从事的广告业务在圈内小有名气,人脉已有积累,因而回到长沙没有太大难题,而吴越早就厌倦了既不稳定、又不赚钱的打工生活,想要开始自己的事业,回到长沙有熟悉的文化、亲友的支持,加上较低的成本和灵活的创业模式,因而可以做到家庭和事业、生活和休闲的结合,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相对而言,大城市更开放、更公平、机会更多,中小城市仍相对闭塞、欠公平、讲关系,机会相对少,对此要考虑充分,有备无患,最好是落实好工作或策划好创业项目再做出离开的决定。真正的幸福无不以强身健体,心理平静,和谐平衡,自由舒展、体悟万物之道为本,希望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能有一套自己的幸福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