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6 06:22:01
【摘要】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进入全面通胀时代，新一轮通胀周期正在进行中。本轮通胀周期表现着不同于之前的特点。就短期因素看，有2008年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超发货币的货币性因素，也有部分“一季收储、全年销售”农产品的投机性因素。而就长期因素看，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结构失衡、基本生产条件的变化以及刘易斯拐点等因素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通胀；货币条件；农业；生产要素；刘易斯拐点
一、通胀形势严峻，全面通胀已到来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进入全面通胀时代，新一轮通胀周期正在进行中。虽然决策层对本轮通胀十分重视，各部委也都针对通胀出台了密集的应对政策，但是种种迹象与指标表明，本轮通胀更具有流动性和预期基础，表现在食用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蔬菜各品种的“板块轮动”式的“接力涨”。而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各项成本的大幅上升及农业长期受压抑的低报酬率水平。中国目前在工业化、城市化等方面已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结构变化对通胀的影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相关通货膨胀的历史分析
对中国通货膨胀历史数据的研究可以发现（如图）：我国通货膨胀是有周期性的，从1978年至现在，已经历了大致六个周期，而自2009年开始，中国正处于第六个通胀周期中，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轮周期刚一启动便掉头向下，表象上看是一个小周期，而结合强劲的经济增长数据和流动性泛滥的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本轮通胀周期正在进行中，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酵。
三、本轮通胀驱动因素分析
本轮通胀周期表现着不同于之前的特点。就短期因素看，有2008年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超发货币的货币性因素，也有部分“一季收储、全年销售”农产品的投机性因素。而就长期因素看，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结构失衡、基本生产条件的变化以及刘易斯拐点等因素的必然结果。
（一）货币条件出现了根本变化
超发货币成为常态。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即发行货币总量与商品需求总量间的相互关系。某种商品供需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对短期的通货膨胀形势造成影响，但持续的、普遍的通货膨胀一定是由于基础货币条件的变化。
2008年以来，为刺激经济增长，我国开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内信贷大幅增长、M2超常规增加，过多流动性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反而注入到虚拟经济中，导致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并引发了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与此同时，美联储、欧洲及日本央行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各国步调一致地超发货币、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不断增强使得中国成为流动性“泄洪”的重灾区。
（二）农业部门“触底反弹”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受到高度重视，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相当可观。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一再降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占5%左右，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也逐年下降。
但不可否认，农业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我国长期以来，农业生产条件出现了不利变化，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超过农产品收购价格涨幅，从事农业生产的净资产回报率明显低于其他产业。由此，导致了农产品价格有“价值回归”和“利润正常化”的要求，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不受国家收储体系控制的农产品价格“遍地开花”、“板块轮动”。
（三）基本生产要素的变化
基本生产要素的变化是农业产业陷入“边缘化”的原因，产供销环节脱钩，资源配比失衡等要素导致基本生产要素发生了不利的变化。随着城市化、产业化的不断深化，农业生产的很多基本生产条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0年推动CPI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食品价格，而在食品价格中，蔬菜、鲜果的价格上涨是最为明显的。
（四）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劳动力冲击”
潜在劳动力资源不足按照索罗增长模型，经济增长可分解为技术进步、资本拉动和劳动投入等三种因素投入的贡献。纵观各国经济增长数据，劳动要素投入的贡献不容忽视，在我国，这一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突出。1964―1973年“婴儿潮”长大成人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提供了优质、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随着“婴儿潮”逐渐进入退休年龄，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将逐渐终结。城镇化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将农业生产力转移到非农部门，既提供低成本生产要素投入，又扩大内需消费。但由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主要以老年人和留守儿童为主，甚至农业生产劳动力也有“退休”和“更新”的需要，可供转移的潜在劳动力资源并不丰富，我国面临潜在劳动力资源匮乏的窘境。
四、2011年通胀形势展望
2011年的通胀形势相对于2010年更为严峻，就其全年来看，通胀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为上半年，一方面，这段时期的CPI翘尾因素的影响较明显，另一方面，年中正值夏粮丰收最关键的时候。粮食收购价的上涨加上CPI翘尾因素将对CPI水平构成巨大的压力，或会出现5%以上的全年高点。
我国政府对这轮通胀所采取的态度与二年前迥然相异，首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将明年的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随后中国人民银行积极采用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等政策工具加快流动性回收及抑制通胀预期，而后国务院及地方政府又采取种种行政管制措施，对涨幅较大的品种进行直接控制。因此，短期来看对通胀的担忧不必过大，而更应关注中长期的结构性风险。
参考文献
[1]王文龙.中国经济滞涨预期三大因素及应对之策[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0,30(11):3-9.
[2]许腾辉.“刘易斯拐点”难以解释“用工荒”原因探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0(17):162-163.
[3]【美】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马晓莹,刘晓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通货膨胀解析[J].经济与管理,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