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泼污都无损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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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同志是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华东野战军的主要领导。粟裕一生功勋卓著，光明磊落。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蒙冤36载，1994年方得雪冤，此时斯人，已逝10年。然而15年后的2009年，有公开出版物无视中央军委意见，再向粟裕同志泼污，故而引起正直人们的不平与反诘，自在情理之中。恽前程老人仗义执言，投稿本刊，是为一例。《铁军・纪实》作为研究和宣传新四军的重要刊物，维护历史的真实，维护新四军粟裕将军的清白，是本刊义不容辞的责任。

粟裕大将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伟大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他艰苦奋战，戎马一生。经历了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和新中国的国防、军队建设做出了卓越的重大的贡献。

1957年7月，防空军与空军合并，我被调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工作。1958年5月到7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我有所耳闻，但不知道会议讨论决定什么问题。8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传达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批判元帅的教条主义，批判粟裕大将的反领导的个人主义。批判粟裕的是“将帅不和，向党争权、争兵权、告洋状、告阴状”等。会后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粟裕大将总参谋长的职务。我听了很惊讶，我知道粟裕老首长对党的事业忠诚，组织纪律性强，党性修养好；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对工作认真负责，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他淡泊名利地位，从不居功自傲与人争权；他待人接物，谦虚谨慎，办事讲原则，顾大局，是个敢于直言的人、正派的人，我认为他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在空军司令部部处以上干部讨论批判中，我也发言，我说：“粟裕大将是个常胜将军，尤其在解放战争中，战功显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主持会议的领导，打断我的发言说：“我们不是为粟裕评功摆好，而是批判他的反领导的个人主义……”我就不说了。但我思想上对批判粟裕大将是想不通的。

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署名发表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为粟裕同志雪了冤、平了反。文章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实际上是代表党中央（刘、张两位副主席的文章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审定的）、中央军委对1958年错误批判粟裕，使粟裕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给予，重新做出历史结论。

可是在2009年4月，有人在《全传》中否定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结论，并给粟裕扣了许多莫须有的帽子。我看了很是气愤，我认为有必要摆出事实、澄清是非，说清粟裕大将蒙冤的事，以免读者不知真相，以讹传讹。

首先说粟裕与的相处。是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1952年7月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对的战功和为人是非常钦佩的。粟裕1951年11月2日奉命调任副总参谋长， 1954年10月提任总参谋长。在军委副主席的领导下工作，对彭是非常尊重的，对彭的指示决定，都认真贯彻执行。

所谓粟裕反领导的个人主义，这与粟裕一贯的为人、人品、风格是不相融的，所举的具体事例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中生有。

所谓的将帅不和，是说粟裕对、聂荣臻、等元帅不尊重，不听他们指挥，与他们关系搞不好。实际情况是、聂荣臻、都是粟裕的上级，粟裕对他们在工作上都是十分尊重的，对他们的指示决定都是认真贯彻执行的。粟裕是个善于思考、看出问题敢于直言的人，有时对他们的指示、决定的问题，有些不同的看法，提些建议，这在工作上、上下级关系上、党内民主上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不存在对他们不尊重，不听他们指挥，关系搞不好，反领导的问题。

所谓的向党争权，是说粟裕对中央军委下发的文件，提出用不用国防部署名的问题。这件事的事实经过是：原来，中央军委是通过各总部签署下发命令指示，实施对全军的领导。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国防部，任国防部长，彭要求中央军委下发的命令指示，有的要用国防部署名下发。中央军委办公机关也是国防部办公机关，但由于中央军委与国防部对内对外下发的文件有所区别，哪些用国防部署名下发，哪些不用国防部署名下发，没有明确规定。粟裕常常因下发文件的署名问题受到责难。使粟裕在工作上左右为难，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粟裕为此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希望有个明确的指示，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一份《国防部与总参的职责条例》。粟裕遵照指示，起草了五次条例，均未获得通过，这是正常的工作。有人竟把粟裕用不用国防部署名和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起草职责条例，说成是粟裕向党争权。粟裕在解放战争中多次对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有不同的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例如： 1946年6月，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外线出击，要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兵出淮南。粟裕提出建议在根据地先打一仗，然后兵出淮南。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才有了苏中“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这对中央调整解放战争初期战略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1948年1月，党中央战略决策要粟裕率一、四、六这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粟裕提出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中央和同志接受了粟裕的建议，才有了豫东战役的重大胜利，也为后来的淮海战役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此，没有人说粟裕不听党中央指挥。而在和平建设时期，下发的文件用不用国防部署名这个问题，就说粟裕向党争权，这在党内、军内、民主作风上说，都是不正常的。

所谓的阴谋争军权，事实经过是：粟裕就任总参谋长后，身为总长，从当时的国际军事形势出发，为了应付突然事变，提出抽调几个军，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平时工作由各军区领导，但不列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争时由统帅部统一调动。军委有的领导没有同意。粟裕说：“一旦战争爆发，临时组织战略预备队，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一旦战争爆发，交通被破坏，部队机动受阻，将会延误战机。”粟裕的意见仍然未被采纳。若干年之后，中央军委决定指定几个军组成战略预备队，这与粟裕以前提出的建议是相同的。这种纯属工作范围的事，怎么能说成粟裕阴谋争军权呢？

所谓的告洋状，是说1957年粟裕在访问苏联时，向苏方提出要苏联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书面材料。事实经过是：粟裕访问苏联是参加以为首的访苏代表团，访问中代表团有这样的安排，代表团中的各位成员，对口拜访苏军领导。粟裕以中国人民总参谋长的身份，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粟裕鉴于中央军委决定总参起草的《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条例》未获通过，从吸取外军经验出发，趁这次访问拜访的机会，向苏军总参谋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苏军总参谋长说没有现成的材料，在交谈中简单介绍了一下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组成职责。除此之外，没有谈其他问题。这次会见，除了见面寒暄谈友好外，谈正事只有5分钟时间，加上翻译的时间，总共就20多分钟。之后，苏方于1958年3月向我方提供了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书面材料。这次拜访一事，1958年批粟裕时被说成粟裕告洋状，还有人上纲上线说粟裕里通外国。粟裕拜访苏军总参谋长一事，有翻译在场作证，怎么能说成告洋状呢？ 又怎么能说是里通外国呢？

所谓的告阴状，是说粟裕向写检讨报告的事。1951年11月，粟裕奉命调任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是代总参谋长。在聂代总长领导下，粟裕分管海、空军和特种兵及作战训练等工作，协助聂代总长做好本职工作，对聂代总长是非常尊重的，工作相处是很融洽的。粟裕到总参报到后，晋见中央军委主席，指示粟裕，每半月要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遵旨照办。聂代总长关心爱护等领导，考虑到他们工作太忙，交代粟裕副总长、作战部长张震不要事无巨细每次报告，干扰他们的工作。这样，粟裕执行向直接汇报的规定就不像原来那么严格了，总部给等中央领导的报告也少了。1952年7月，召集、、刘少奇等副主席和聂代总长、粟裕副总长及作战部长张震等开会。说：以前我能看到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见不到了。党、政、民系统的东西很多，一桌子菜都吃不完，军事系统却看不到，干饿。作战部长张震把报告少一事自己承担起来，说：主席工作很忙，为了不干扰主席工作，就未送。主席很生气，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详情见《张震回忆录》上册第507、508页）。粟裕感到自己作为副总长、总参领导人之一，没有按照指示办事，自己有责任，也没有执行好每半月向主席汇报一次工作的要求，于是写了一份检讨报告，检讨了未向按时报告的错误，并写了的批评对他教育很大。看到粟裕的检讨报告，在报告上批了，“这个报告很好”，而且肯定了粟裕来总参后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做了批评。对此有人说，粟裕告阴状，使聂代总长又受到了批评。这件事，粟裕无论是从本职工作，还是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说，向直接写检讨报告都是可以的，是无可非议的，是光明磊落，符合组织原则的。粟裕的为人，从来没有在人背后搞过鬼，也没有任何两面派的行为。粟裕写检讨报告是检讨自己的问题，根本想不到聂代总长会又受到的批评。这怎么能说成是告阴状呢？

与粟裕。是粟裕的老首长。从南昌起义南下潮汕失败后，到湘南，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粟裕一直在直接领导或间接领导下战斗工作，对是非常尊重的，对的指示决定都认真贯彻执行，一直相处很好。解放战争初期，是新四军军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粟裕是华中军区副司令、华中野战军司令。率山东野战军南下淮海作战，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前线作战，归统一指挥。两淮失守后，陈、粟之间对战役进行和战局发展有些不同看法。1946年9月，在涟水县陈师庵召开华中野战军团以上主官干部会议，在会上总结了解放战争初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后，又对今后作战做了指示，使到会同志统一了思想认识，很受教育。1946年10月，中央军委指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并，负责全军的领导指挥，确定全军的大政方针，粟裕负责战役的组织指挥。粟裕在战前、战中都及时向请示报告。他们互相信任、密切协作，因此，每次战役都能取得胜利，仗越打越大，胜利亦越来越大。陈不离粟，粟不离陈，这是华东野战军干部常说的佳话。

1947年7月分兵，中央军委决定，粟裕率第六纵队渡黄河进入鲁西南，统一指挥外线兵团六个纵队，留在山东进行作战指挥。粟裕认为一、四、六、三、八、十等六个纵队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是统帅，请求中央军委要一起南下指挥。中央军委考虑后，同意粟裕的请求，、粟裕一同南下，打了沙土集战役，歼敌整编七十二师，进入豫皖苏，进行外线作战。

1948年4月，党中央同意三个纵队不渡江南进时，对粟裕说：中央决定调到中原军区工作，华野的工作由你担任。粟裕当即对说：是华东野战军的统帅，无论如何不能调走。说：中央已定，不能改变。粟裕又说：如果一定要调走，要保留华东野战军司令和政委职务。说：这很好，在不在期间，由你代司令兼政委。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曾明确表示：粟裕与我共处多年，应该说他对我是尊重的。

从上述说明，粟裕对不存在不尊重、不听指挥、搞不好关系的问题。

这些事实，说明粟裕不是一个反领导的个人主义者，而是一个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淡泊名利地位，不居功自傲，不与人争权位的人；他三次让贤，足以说明他不是个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他待人接物，谦虚谨慎，办事讲原则；他廉洁奉公，对人宽，对己严，遵守制度，生活俭朴，是个正大光明，诚实、正派、正直的人。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斗争。粟裕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一位领导对粟裕说：“你把在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蒙冤的事，在大会上说一说。”有些老战友甚至说：“你不好说，我们替你说。”粟裕说：“不要，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对人落井下石，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粟裕这种光明磊落、大度豁达，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崇高品德，这是我们应该很好向他学习的。

对于错误批判粟裕同志，同志本人早有认识。《全传》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在1959年因‘为民鼓呼’蒙冤罢官谪居京郊吴家花园，回首往事曾十分感慨地对侄儿彭启超说：‘我这个人一生犯过不少错误，1958年春夏的全军反教条主义，就是一个错误。开了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会议的方向不是反教条主义，后来主席讲了话，我才转向。现在回想起来，对同志、粟裕同志、萧克等一批同志的批判和处理太过火，言过其实使他们受了委屈。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但我是会议主持人，我有错误啊，’‘1958年让同志们受苦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不能走回头路的。拨乱反正以来，我们党纠正了大量历史上遗留的冤假错案，这些正确的决策，奠定了我们今天稳定、团结、和谐的基础。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大好，国际地位也空前提高，也与此相关。全党、全军、全民一致决心维护当前这个大好局面。

同志在十报告中指出：“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作为老党员、老同志更应该珍惜当前局面来之不易，认真学习贯彻十精神，响应中央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号召，做维护全党全军团结的表率，做维护全民团结和谐局面的表率。拥护中央的决策，拥护中央军委的决策。历史的错误不容再重复！

（作者为原福州军区空军参谋长，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顾问、一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供稿 2013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