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象台 第12期

农民为什么愿意实行“以租代征”形式出让土地

《中国青年报》10月12日报道：国家土地督察局北京分局的一项问卷调查发现，73％的农民愿意或比较愿意以“以租代征”形式出让土地。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以租代征”在全国蔓延并形成焦点话题，其深层经济动因不可忽视。

评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将自己承包的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以“以租代征”方式出让给使用单位或个人，其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对于这方面的法律风险，不少农民是了解的。既然如此，农民为什么还愿意实行“以租代征”呢?这里的原因，直接与我国目前实行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有关，主要表现：《土地管理法》规定以“前三年平均年产值”为计算依据的方式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因为征地是现在征的，而前三年的亩产年产值，由于受科技、体制、物价等方面的制约，产值一般没有现在高；而土地一旦被征用，农民就失去了对其的所有权，牵涉到以后的生活。这种征用制度设计相较于农民“以租代征”的选择来说，无疑大大减少了农民从城市化带来的收益。

反腐需要“透明”与“监督”的双重制度

《中新社》10月14日报道：由胡鞍钢教授领衔的腐败问题研究组专门对近600个案例分析结果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腐败具有案件平均案值大、带病提拔比例提高、腐败潜伏期延长等三个特点。腐败产生的结构性根源有两个“不对称性”：一是信息不对称，一是权力不对称。这样的“不对称”程度越高，腐败机会和可能性就越高，反腐需要“透明”与“监督”的双重制度建设。

评论　虽然在今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图解决这些不对称的问题，可落实起来非常困难。比如条例规定，地方政府要对包括项目占地的相关手续公开，仅这一点就很难实现。事实说明，信息“透明”应包括公共政策、落实程序、落实结果等全方位的公开和透明，否则，就很难见到成效。“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只有相关制度、信息公开了、透明了，才能从源头减少腐败。

农民工住房由企业提供保障

《新京报》10月13日报道：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表示，目前北京已有130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开工。今后，对于北京市中心危旧房地区，将采取新的修缮、改善和疏解新模式，就地解决住房困难。同时，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工人群的居住问题也纳入住房保障规划。

评论：为城镇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解决住房困难是政府的责任。可是，将农民工群体也纳入政府住房保障范围的做法，值得商榷。原因是，我国的法律规定，城镇居民不能到农村购买建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住房；而农民工虽然在城市打工，可就住房而言，一般都在原籍有比较宽余的房屋。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农民工的城市住房问题就不应当由政府保障。其实，农民工住房应当由企业为主导来解决，政府的职责是依法监管企业认真落实对农民工的待遇，而不应当为其提供住房保障。

“娃娃股东”应有规范的姓名记录

《南方都市报》10月24日报道：10月初，一则“娃娃股东”的新闻让新上市的北京银行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业内人士认为，“娃娃股东”现象涉嫌规避遗产税。

评论：关于北京银行上市以及“娃娃股东”的新闻，自从被媒体披露以后，北京银行迅速了“澄清”公告。遗憾的是，公告仅对媒体报道的“娃娃股东”数量，年龄以及产生的原因等做了说明，对于公众欲了解更多与此相关的深层原因，公告中并来公布。现在，有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娃娃股东”行为虽然并不违法，但涉嫌规避将来有可能开征的遗产税。我们认为，这其实只是与“娃娃股东”新闻相关信息的一个方面，还有一层需要拨开的迷雾是，在那些“娃娃股东”手中，有的持股高达数千万元，有的则身价过亿，这样的“娃娃股东”监护人，当初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可靠的投资信息?巨额参股资金的来源是什么?被媒体曝光后，为什么仍有一些“娃娃股东”，只有姓而没有规范的姓名记录等?如果能够向社会公开这类信息，才是“娃娃股东”新闻的真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