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哈耶克学会

弹指十年矣。

九十年代中期，自由主义浮出水面，我就开始研读这方面的著作。对哈耶克一见如故。当时，哈耶克中后期的法学、政治哲学著作，正逐渐以中文出版。

但一班学者、青年基本上把哈耶克理解为意识形态分子，哈耶克不过就是关于市场、法治的若干常识观念的鼓吹者而已――激烈地批评哈耶克的人，也同样如此理解哈耶克。

哈耶克当然不是如此简单。他是二十世纪西方罕见的思想家。为了思想，他完全不把专业放在眼里。即便如此，他在自己涉猎的每个专业，都取得了最高成就：经济学、法学、政治哲学，乃至心理学。因为，他有思想。而在二十世纪，思想是很罕见的――大家都在玩学术。几乎没人思想。

我好奇。哈耶克何以如此伟大？乃追溯哈耶克的思想轨迹。哈耶克最初的专业是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人，我就开始学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方面的中文文献很少，就到北京图书馆，把这方面的英文书差不多都复印出来。垄断真黑，复印每张五毛钱，每本书要花上百元。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人独学，必定孤陋寡闻，不如众人共学。乃希望发起一个组织，推动奥地利学派思想在华人世界的传播。在网上搜索了―下，台湾有几位朋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在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的黄春兴教授，在逢甲大学经济系任教的余赴礼教授，最初还有一位在逢甲任教的美国学者。

感谢互联网，大家很快联系上了，并同意成立一个学会，不受政治限制，一开始就确定了“华人’这个范围，只要是华人学者，不论在哪儿，都欢迎参加。那主词用什么呢？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太长，外行听起来也很奇怪。记得有人介绍我翻译、介绍、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就遭到提问：你研究奥地利经济啊？

最后确定了，用哈耶克之名，自称“华人哈耶克学会”。不过，在台湾，Hayek译为“海耶克”，所以台湾朋友一直称之为华人海耶克学会。

可是，怎么算成立呢？开会，读书人只能以文会友。2005年夏天，紧张地筹备，约请与会者。虽然名为哈耶克学会，但范围不限于哈耶克研究者，而以他为中心，扩展到关于市场、法治、的广泛研究领域中。

8月26―27日，华人哈耶克学会第一届年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大约有三十名学者参加，名家颇多。

会议的突出特点是跨地域。每年都会有台湾、香港、甚至美国的学者来参加会议。还有一点，跨学科。多年来，哈耶克学会的会议始终是跨学科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哲学，甚至伦理学，还有，这几年，有我这个儒者混迹其中。

接下来怎么办？学会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模式：与大学等机构合作，比如，第二届，与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合作。后来，陆续与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人民大学等机构合作。其中跟浙江大学的合作，是在莫干山开的会，用的是三十年前莫干山会议的会场。大家都说，也许我们算是第二次莫千山会议呢。第六届年会则是在香港树仁大学召开，余赴礼教授从逢甲转会该校，组织了这次会议。

除了开会，我比较热心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哈耶克思想的时期，曾主持翻译过“奥地利学派译丛”，也主编过“奥地利学派研究”丛刊，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三本。后来，我的兴趣转移，也就无人出版了。

这就涉及学会的组织问题。从一开始，学会有人做事，但始终没有正式组织。学会本来也没有申请注册，就是学友一年一度的聚会而已。但事情总得有人做，比如，我做了很多。大家曾经讨论过，要不要建立一个比较确定的治理结构，比如，设立理事会，选举会长之类。但最后，放弃了。

于是，哈耶克学会就成为一个十分奇特的学会。有人做事，没有领导。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做事，有事情，大家共同做。尤其是近几年，我做得很少了。但学会仍然活得好好的。它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生命。

哈耶克至关重要的理论是自发秩序理论，学会践行了这一理论。自发秩序理论的要旨是：即便没有一个中心来统一计划、指挥，人们之间也可以形成秩序。哈耶克学会就是如此。

当然，这个秩序得以形成的前提是，有若干相对核心的成员，他们共享一个意愿：学会应当活下去。至于每个人怎么做，则自主决定，经常取决于他人的行为。比如，前期，我做得比较多，别人就做得少。几年前，我做得少了，马上就有人补充上来。这就是默契，默契源于一个共同的意愿。

但学会内部的分歧从一开始就存在，这在最初似乎主要表现为观念与学术的不同。哈耶克的身份具有两重性。我前面说了，哈耶克被多数人理解为市场、法治等观念的重述者、传播者，不少会员参加会议，就沿着这个方向确定论文和发言主旨。中国正在转型，谈起这些观念，大家不免慷慨激昂。但有人更注重学术，希望深入、细致地讨论专业的学术问题。比如，余赴礼教授和他带领的逢甲大学研究团队，每次提交的论文，都仔细地研究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他们对台湾、香港企业家创新活动所做的田野调查，相当引人入胜。

这两拨人，经常找不到足够的交集，虽在一起开会，却觉得无话可说。但最终，大家仍然在一起。因为哈耶克，因为大家对这个难得的自发秩序都很珍视。

实际上，我自己与哈耶克学会的主流也存在分歧，因为我的儒者身份越来越明晰。说起来令人奇怪，在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是反传统。于是，因为儒学立场，我被有些朋友抨击为背叛。但是，大家仍然在一起。

就这样，哈耶克学会跌跌撞撞走过十年。去年的会议得到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的大力支持，在天津召开。每次年会最后一个环节都是讨论，下一次在哪儿开会。习惯上，一个组织，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五年时节，惨淡经营。十年了，总不能凑活，那么，怎么大庆呢？最重要的是，谁来承办？

正好来了若干位台湾朋友，其中包括逢甲大学的陈善瑜老师，以及逢甲校友、台中市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任陈金发先生。大家盯上了他们。年会若在台湾开，本身就是大庆了。学会冠以“华人’二字，至少要在大中华的几个地区开过会，大陆开了'香港开了，下来就该台湾了。

两位陈老师略加沉思，答应下来。去冬今春，大家还有点忐忑。毕竟，大陆一大群学者到台湾开会，负担不轻呢。但晚春时节，陈善瑜老师在学会的电子邮件组中通知大家，逢甲愿意承办这次会议。高兴。

于是，8月底，大家来到逢甲。这是参会者人数最多的一次。不少台湾学者参加。开幕式前，放了一段录影。很多人不知道，哈耶克与中国有颇深渊源：他到过三次台湾。所以我曾说：哈耶克如果在中国，一定是位儒者。其中，有一次，哈耶克到了逢甲大学，曾发表过演讲。海耶克学会的第十届年会在逢甲召开，真是极有纪念意义。

直到今天，我还在回味逢甲的滋味。同时也已经开始琢磨：明年，哈耶克学会的年会到哪儿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