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书缘 第30期

人到中年，蓦然一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没来得及做，就这样浑浑噩噩，人生居然已经过去一半，或者是一大半。

每一个读书人，最大的心愿除了能坐拥书城、乐不思蜀，如果再有一点点野心，恐怕都想过自己写点什么，最好是也写几本书，写几本能沾沾自喜的书，也就不枉此生了。

读书、写书，这一直是我认为最本分的事情，但在生活中随波逐流，离那种平静的生活竟越来越远了。写过的几本书，译过的几本书，翻检出来，只能让自己觉得惭愧。

一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25岁，那时还在读博士。当时有个出版社叫今日中国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问题报告，我负责其中的财政专题。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书就这样出版了。书名叫《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报告》。

书里的主要观点是，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改革，主要是因为政府遇到了财政压力，不得不改弦更张。政府处理财政压力的不同做法，会给之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如果政府先“甩包袱”，就会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市场经济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如果政府先想到的是征税，那无异于杀鸡取卵，会断送经济增长的活力。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的市场化改革，也是政府迫于财政压力，传统的计划体制难乎为继。

这些核心的观点其实并非我的独创，而是出自我的老师张宇燕教授。我曾和他合作过一篇论文《财政压力导致的制度变迁》。《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报告》一书，基本上就是对这篇论文的扩写。我本来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担心张老师知道后责怪我，没想到他反而主动跟我说：“既然你已经写出来了，我就不用再写了。”这着实让我羞愧了很久。如今，原来的出版社都没有了。再读这本书，很多稚气和自以为是的话，让我自己都忍俊不禁。但我还是非常怀念那段心无旁骛、一心写书的日子。

从第二本书开始，就都是随笔集了。而且我越写越快、越写越多。我的第一本随笔集是《出门散步的经济学》。薄薄的一本书，收录了我十年来的文章。我的第二本随笔集是《不确定的年代》，比第一本厚多了，题材也杂乱无章。当时我刚刚毕业，急于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开始疯写财经评论。当时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为稻粱谋，写得匆匆忙忙、慌不择路，仿佛醉酒一般。

我的第三本随笔集是《胸中无剑》。这时我已经过了30岁。到现在为止，这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不是因为里面的文章，只是因为书名。之所以叫胸中无剑，是想表达我对人生的一点感悟。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中讲过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拳的故事。张三丰演示了几遍，问张无忌记住了没有，张无忌思索半天，说：“全忘了。”旁边的人都为他着急，张三丰反而大喜，因为意在其中，忘了招式才算真的学会了。人生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发现，放弃比得到更重要，忘记比记得更重要。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忘记名利，甚至忘记学术，只听从兴趣的召唤，做一个普普通通、完全本色的人。到现在为止，我的博客和微博还用着“胸中无剑”的名字。

在那之后，我又出了两本随笔集，一本是《失衡之困》，一本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前者主要是写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后者则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写的一些评论。我本来想把这本书取名《谁忘了穿泳裤》，取自巴菲特的名言：“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谁没有穿泳裤。”我的意思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才发现，原来的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都没有穿泳裤。编辑看到这个书名直挠头，说叫这个名字没准会被放到体育类的图书架上。所以他把书名改成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他忘了，叫这个名字还是有可能被放到体育类的书架上。出完这两本随笔集之后，我已经失去了写财经评论的兴趣。天天紧追热点、指点江山，不是我心里想做的事情。

二

除了写书，我也翻译了几本书。我翻译的书比自己写的书卖得好多了。我接的第一个单子是翻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说实在的，我并不看好这本书在中国的销路，也不赞成书里的观点。之所以同意翻译此书，完全是因为湖南科技出版社的孙桂均老师太会说服人了。我没有想到，《世界是平的》卖得极其火爆，一时洛阳纸贵。

我遇到的最想不到的一件事情是，有次到河南某地讲课，一位当地的官员执意要请我吃饭，但说要到吃饭的时候才告诉我为什么请客。我因为好奇就答应了。饭桌上，他跟我讲了个故事。那年春节，他去海南度假。上飞机前，有人送他一本《世界是平的》。估计飞机上实在无聊，他就翻了翻书的前两章。回来之后，很快公开招考干部，他报名了。拿到考卷，最后一道大题是：试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的观点，谈谈我市未来的经济发展思路。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如果你要读《世界是平的》，看前面两章就足够了。后来，我又陆续翻译了几本弗里德曼的书。最新的一本刚开始卖，是他和国际政治学家曼德鲍姆合著的《曾经的辉煌》。这几本书都是我组织学生翻译，然后我校译的。说是校译，但常常要自己重新翻译，搞得我苦不堪言。诚实地讲，这几本书的翻译质量都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标准。

我翻译得最差的一本书是《维基经济学》。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就找了一位英语专业的朋友一起翻译。可是他也没有时间，就找了一群学生翻译。当我拿到译稿的时候几乎晕倒。出版社急着出书，不得已，我理顺了一下译稿中的文字，不情愿地交给了出版社。细心的读者已经指出，这本书的翻译错误极多。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中向大家道过歉。现在，向所有的读者再次郑重道歉。这的确是我的过错。

我翻译的书中，有一本自己是满意的，那就是雷默写的《不可思议的年代》。雷默是我的好朋友，他曾是《时代》杂志最年轻的国际版主编，也是“北京共识”的提出者。他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基辛格博士“钦定”的传人。这本书写的是他对国际问题的思考，他对未来充满了忧患意识。书中旁征博引，介绍了国际政治、复杂科学、认知心理学，甚至传染病学的思想，也讲述了雷默采访真主党游击队、对冲基金经理、戈尔巴乔夫等形形人物的故事。书中的很多思考，让我受益匪浅。出于对朋友的负责，我独自承担了翻译任务。那一年的春节，我枯坐在书斋里，以每天一万字的速度，译完了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