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2 01:59:39
WHO IS IT 前北京刑警，因卧底毒贩染上毒瘾。
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刑警，已经消失在眼前这个消瘦的中年男子身体里。他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健康、嘴唇发白、牙齿被烟熏黄，他给自己挑的化名是宋名扬，这说明他有一段绝对不能轻易透露的过去。
他的家在北京某片区一栋上世纪80年代的居民楼里，三代人挤在一个60平方米的光线暗淡的房子里。他身上穿戴的登喜路夹克和D&G挎包，尽管是20年前的款式，但仍和这个老旧的住宅不太合拍。
在一个皱巴巴的白色塑料袋里，他并不精心地保存着曾经作为刑警顶峰时期的留念—六七个奖章和近20个奖章证书，毕竟，他是在地狱门口转了一圈才取得这些成绩的。
20年前，刑警宋名扬是这个区无人不晓的角色。他是公安局特情队的（特情即线人，刑警安插在群众或潜在犯罪群体中的耳目），是流氓们的“大哥”，很多黑道上的人会拿“和宋哥吃过饭”做吹牛的资本；他的摩托车停在马路边上，不拔钥匙，没人敢动；每次去吃饭，饭店经理都会出来跟他打招呼问好。
“做卧底染上毒瘾”，成为他人生所有故事的转折点。
1986年，警龄刚满3年的宋名扬立了人生第一个三等功。那年夏天，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被。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带着小姑娘在附近人多的地方转，直到第40天的时候，才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直到现在，宋名扬还无法形容当年的兴奋和紧张。他是同资历警察中第一个立功的，那时候队里派人去北戴河疗养，宋名扬是代表。
从1990年开始，宋名扬进入了特情队。他手下曾经有20个在公安局登记的特情。因为宋名扬手下的特情多、势力范围大，队里别的特情干部都眼红。他也有大量的特情经费供支配。那时候宋名扬就开着队里配的奥迪，烫发，打摩丝，穿几千元的名牌。有时候队里的领导跟他开玩笑说：“你别真整得跟黑社会老大似的。”
做特情的几年，宋名扬为了同线人建立感情，不遗余力。“我有一次要去打架砍人，我妈跪下来求我，我都没听，宋哥骂了我一句，当时我就不敢去了。”宋名扬的一个线人说。在得到信任的同时，宋名扬也借助线人破案无数。
1996年是宋名扬最后一次立功。当时北京有一起涉枪案，宋名扬接到“卧底”的任务。在此之前，宋名扬只听说过卧底。“我当时也没犹豫，一个是因为这是上面的任务，再一个局里除了我，再没有别人能干得了。”宋名扬回忆说。
当时经一个线人引见，宋名扬以“流氓大哥”的身份来到了犯罪窝点—一个普通居民楼里的一户。起初几次，宋名扬都不太说话，一方面是怕说漏嘴，另一方面要装出大哥派头。但宋名扬从没敢碰过，他知道这东西“惹不起”。
一次，一个流氓抽多了，开玩笑问：“你丫不会是马爷（警察卧底）吧？”
宋名扬早就料想到了这一幕，说：“来，哥们儿，拿一包尝尝，我的弄没了。”一屋子流氓看着他，宋名扬熟练地做板、卷烟枪，尽量让自己显出一副老手的样子。这时候，宋名扬感觉到后面有人在动枪，他听到“啪啪”空扣扳机的声音，但没回头。抽完之后，为了打消旁人的怀疑，他用烟头贴在腿上，又拿水果刀在小腿上剌。
“剌一下，肉就往外翻一下。”说着，宋名扬撩起裤管，腿上赫然一个手掌大小的十字形刀疤，和一个钢镚儿大小的烟头烫疤。抽完之后，他故意叫板：“你们不是来劲吗？还找茬吗？”看周围的流氓打消了疑虑，宋名扬拿起大哥大，假装有人打电话，借机脱身。
从第一次抽之后，他便隔三差五地和兄弟们来上几口。有天晚上，他觉得像突然染了重感冒，神魂颠倒、涕泪横流。他觉得心神不定，拿起提包胡乱翻起来，他觉得那里面能有点什么。翻出个报纸折的烟枪，他拿火柴棒小心地把那些黑色的烟油子抠下来。
第二天，一股无名的力量逼着他开车狂飙回到同线人的联络点。几口海洛因下去，所有的不适感消失。他想，自己这是上道了。
吸上之后，宋名扬每天提不起精神，毒瘾最大的时候，隔两三个小时就得抽一次。他知道自己再干不了刑警了。2001年，北京市公安局搞改革，他所在的分局重新组团，结果没有人愿意要他。接下来，一种无名的伤痛，不仅是肉体的，而且是掺杂着委屈的伤痛折磨着他，“别人会怎样想”，一种“对自己的羞耻”。
宋名扬想把毒瘾戒掉。他成了北京大兴一家戒毒所的常客，护士医生院长都认识他。病房窗户上封着的带小孔的铁板、昏暗的房间、病人发灰的肤色，在宋名扬看来都再熟悉不过，因为他来这里100多次了。
他在努力地戒毒，但毒瘾一直反复。戒完再抽，抽完又哭，精神实在扛不住了，就有了自杀的念头。他吃过一种药，可以通过产生不适反应来抑制吸毒。每天他出门前，母亲都看着他把药给吃了，才让他上班。但这种药吃了两年后，他开始胃出血，肝部功能也受到了严重损害。
为了和之前的圈子隔绝，他还特意回老家戒毒。但一回北京，接触到，又复吸。“这跟毅力无关，不拿人就不叫。”他无奈地说。
2005年年底，饱受毒瘾和抑郁症困扰的宋名扬办理了病休。这年他刚满43岁，正是同批同事们升任处长、所长的年纪。
他一度以为，自己能摆脱的依赖。但最终，还是让他进了监狱。
2010年2月中旬一天晚上10点多，宋名扬接到以前一个叫郭方的线人的电话：“大哥我今天都快死了，大哥帮我弄300块钱的。”有10多年毒瘾的宋名扬知道想抽但抽不上的滋味，他没敢耽误。但当时他家里也没有，就去现买了1800元的海洛因。两个小时之后，他带着近300块钱的来到约定见面的公园。
宋名扬把东西给了郭方之后，没走几步，两个警察就从郭方的车上下来，把他按住了。这时候，宋名扬才知道，自己被“钓”了，“我怎么都想不到他会钓我，我看见当时车后面坐的那俩人了，但我根本就没提防他”。
认识宋名扬前，郭方只是这个片区默默无闻的小混混，卖过彩票、报刊，摊过煎饼。后来，他成了宋名扬的线人，跟着宋名扬，认识了各路流氓，慢慢也成了“大哥”。
“我就是害我亲爹亲妈，我都不能害我宋哥。可当时我实在扛不住了。”郭方在拘禁室里对宋名扬说。作为警察，宋名扬明白“实在扛不住”意味着什么。他说他不恨郭，只是，从此以后所有的信任、尊严还有荣誉都与自己无关了。
宋名扬回忆说，受审讯的时候，警察也不正经审他，俩人斜着躺着，抽着中华，净问他“当年八宝山那案子你怎么破的”之类的问题，让这个老警察给他们讲故事。还跟他商量：“你帮我弄（钓）俩人，我把你放了？”宋名扬说，你们想都别想。以前都是我用的线人，跟我出生入死，这回我出事了，用他们换我？我还是人吗？
进了监狱，管教把脚链子往宋名扬跟前一扔，半开玩笑说：“戴过吗？”宋名扬说，给别人戴过半辈子了。
“自己戴过吗？”
以前当警察的宋名扬给无数人戴过脚镣，但他觉得那些杀人越货的重犯都是罪有应得。可此时他觉得自己委屈，以前宋名扬常去牢门外，他想不到自己会进里面去。他亲手给自己铐上了脚镣。往前走两步，在反光板里看到自己戴着脚镣、穿着“囚皮”的样子，宋名扬眼泪哗哗流，但又得憋着不想让旁人听到。
被捕那天，宋名扬还穿着以前的警大衣。他和自己赌气，在地上捡了个手指头那么长的钉子，一口气吞了。从拘禁室出来，他说自己难受要吃药，一口气吞了12片安定和半瓶救心丸。他说自己当时真的是想一死了之。
在监狱里，宋名扬给市局和分局的领导写过信，每封信都是七八页长，他有太多话要说。但是监狱里发的信纸有限，他就让家里寄信的时候多寄几张空白信纸。每次他都是趴在地上写，一边写一边哭。
他找出了当时写的信念给我听：“我的爱人长期因我担惊受怕，久而久之得了精神病，1998年住进了医院，我的孩子由于我的错误思想，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我从事这样危险的工作，说不定哪天就光荣了，所以从小就不让他依赖于我，不同他建立父子情。为此孩子得了自闭，基本不同别人讲话。更可悲的是，我儿子从小不知道爸爸是个警察，没有见到过爸爸穿警服是什么样子，更没有体会到爸爸是警察的自豪感。”读到这段时，宋名扬强忍着哭腔，“我没指望这些信给自己减刑，我就想说明一点：我不是警察的败类”。
现在，他结束了两次刑期；学会坐公交车，但还是不习惯乘地铁；每周去戒毒所做一次心理治疗；失去了所有经济来源。现在，他走在路上，偶尔有人会窃窃私语：“那人就是当年的宋名扬。”
有朋友想不通，问他：“明知道的危害，你为什么还要去干？你可以说这个案子我不破了，为什么还要上？真想不通。”
“可这还用想吗？和平年代，警察就是最危险的行业。要现在有小年轻的，我还劝他去当刑警。多有意思。”他说。
他突然和我回忆起了还没当警察时的那段时光。在被录取前几天，他每天都神魂不定，念着“阿弥陀佛保佑”。拿到录取通知那天，他兴奋地在日记本上用红笔大大地写上“光荣篇章”。第二天，这个新警察在家里请了两桌子，叫朋友们一起来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