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哲学等

小人哲学

陈　彤

我们常认为中国的小人多，实际上外国的小人也多，反正有人的地方就有小人和大人、高人和下人、崇高的人和卑鄙的人的区分。一般来说，我们总是被教育要做一个崇高的人，正直的人，刚正不阿的人，古今中外这类楷模多得数不胜数，但是似乎这些浩然正气长存人间的千古英雄人物，在生前大多惨遭小人暗算，比如说岳飞是被秦桧害死的，再比如说杨家将满门忠烈差一点被奸臣潘仁美搞得断子绝孙。

我在年少的时候，拼命要学做一个大人，最好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做不但有难度，而且非常危险。我并不是很怕秦桧或者说潘仁美这样的人，但是我很长时间一直不明白，以岳家军和杨家将的实力，怎么能被手无寸铁的奸臣搞得那么惨?后来我明白这是因为有一个昏皇上，也就是我们经常在京戏里听到的“昏君”。历史上的“昏君”很多，出昏君的年代一般就容易出小人，而小人得志的时候一定就有一批仁人志士“甘洒热血写春秋”，因为对于仁人志士来说，他们除了杀身成仁以外，没有第二种选择，除非他们愿意做“小人”。

再说“小人”也不是谁想做谁就做得的，小人也有小人的风险，不但可能像秦桧夫妇一样长年跪在岳大人面前，留个千古骂名，而且万一小人失势，结局一定更悲惨。比如说大奸相严嵩最后也遭满门抄斩身首异处的，再比如说大太监安德海的下场，不但被砍了脑袋还被陈尸示众。左右是个死，还不如死得名垂青史一些。因为在“昏君”当道的时候，为官是没有选择的，要么就是“狗官”要么就是“好官”，“好官”一般做不长，因为有“狗官”跟昏君那里进谗言使绊儿。所以说中国有句古话一乱世莫做官。

我在的单位经常遇到一些大案要案，基本上属于一个领导班子一个领导班子的端掉，我常想为什么整个领导班子就跟“洪洞县里无好人”似的，后来明白，一个领导班子最大的头儿是个昏君，下面怎么可能有好人?好人要么被调离工作岗位要么被陷害重演历史上好人的不幸遭遇，另一些可好可坏的人一看，算了，咱还是被招安了做小人吧。虽然他们下此决心前，没准儿也有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来他们想明白了，做大人死在眼前，做小人还可以赌一把，识时务者为什么来着?俊杰呀!

做好人还是做坏人，这是一个问题。我更希望人们能够生活在不需要对这个问题做出选择的年代，我不希望自己做不算太坏而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坏人，当然我也不希望因为做好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我讨厌一种非此即彼的生活，就像殖民者对待印地安人一样，愿意把土撒在脑袋上的可以活下去，而不愿意的只有去死。对于印地安人来说，他们最悲惨的就是他们当时没有选择，除了苟且偷生就是英勇就义。

【原载2006年11月30日《遵义晚报》有删节】

贵州省遵义　吴彦子荐

瑞典官员很像“透明人”

雷　达

时值岁末，各种国际机构推出的年度排名五花八门，诸如“最适宜人类居住国家”、“清廉指数”、“环保成效”等等，在这些“正面”排行榜中，北欧国家瑞典多是名列前茅。不过，当地媒体打趣地说，如果今年有“最不好干的政府官员”排名，瑞典没准也会排在前面。

两位大臣因逃税引咎辞职

今年9月，由瑞典温和联合党等四个政党组成的中右联盟赢得大选。谁也没有料到，新内阁组建刚刚十几天，就有两位大臣引咎辞职，还有多位不光彩历史被曝光的内阁成员正在接受调查。

第一个“倒下”的是瑞典贸易大臣博雷柳斯，她在上任仅一周后便递交了辞呈，创下本届瑞典政府阁员中“任期最短”纪录。原来，瑞典媒体在她刚上任的几天之内就接连揭露出四条“罪状”：一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她在雇保姆时未按规定缴纳雇主税；二是多年来她一直没有缴纳电视收视费(瑞典法律规定，每户拥有电视机的家庭须缴纳一年约合二百美元的公共电视收视费)；三是博雷柳斯在今年9月出售股票时，未按规定及时向瑞典金融监督局报告；四是她涉嫌隐藏住宅所有权以逃避纳税。

在博雷柳斯辞职两天后，瑞典文化大臣基洛也提出辞职。瑞典媒体开玩笑说，基洛与博雷柳斯堪称是“患难姊妹”，因为她们不仅辞职时间相近，连理由也几乎相同。

，一个克朗也不行

丑闻被曝光后，不少人感到惋惜。他们认为，为了十几年前的错误，就迫使博雷柳斯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大臣辞职，对瑞典来说是个损失。但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教授尼尔森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却坚决批评了这种说法。他说，作为政府公务人员，操守必须成为楷模，甚至要求他们“一尘不染”也不为过。

“一尘不染”究竟是个什么境界?

刚刚卸任的瑞典前首相佩尔松也曾因为“贪嘴”被抓住过“小辫子”。尼尔森说，在今年大选前几天，他曾看到过报纸上刊登的一张大幅照片，是佩尔松在商店里正在品尝一块糖，没想到却被人拍下了照片，并捅到媒体上发表，还配有一篇短评：“老百姓买糖前可以先尝尝味道，但首相这么做就不太好了。”尼尔森说，瑞典人可以容忍普通人的错误，甚至还可以原谅政府的无能，但如果是官员，哪怕只有一个克朗(瑞典克朗和人民币基本等价)，也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还可能因此彻底丧失政治前途。

非文件必须公开

“糖果照片”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瑞典当官不容易。“在瑞典，官员都是透明的水晶人。”尼尔森说，如果一个人有了当官的想法，他就必须从做老百姓时便开始准备，例如在财产申报、纳税等各方面做到行为检点，以经得起上任后，媒体以及反对党对其的考察。对于任何可能在今后成为政府公务人员的普通人，法律也规定他们要将房屋等大宗家庭资产“广而告之”。

尼尔森告诉笔者，早在1766年，瑞典议会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其中最主要的条款就是“公开所有非的公共文件”，瑞典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执行政务公开的国家。目前在瑞典，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书面公务资料、公函、财务报告等，只要不属国家机密，都必须向公众和媒体开放。任何一个瑞典公民有权查阅任何官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王室成员的资产和纳税情况。

百姓认为理所应当

瑞典首相的月薪约为十二万克朗，大臣一个月能挣到近九到十万克朗，不过扣除瑞典比例极高的收入所得税(最高超过50％)，他们的工资其实所剩不多，和瑞典最低收入人群比起来，实际收入差距也就是三倍左右。他们挣的这点钱可能比其从政前的收入少很多。

此外，瑞典的官员没有什么特权，无论多大的干部，一切家务都要自理，国家是不会给他们提供公勤人员的；除了在工作时可乘坐公车外，下班后也只能用私家车或像普通百姓一样去乘公交车。所以，在瑞典如果乘公交车时发现一个高官，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在体察民情，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和大家一样上下班。笔者曾经一直纳闷，既然这么多限制，而且挣钱也不多，瑞典人为什么还要当官。在瑞典生活了这么久，笔者只找到一个答案：就是他们确实是凭借政治热情去从政的，正是在这种纯粹的政治热情的驱使下，这些官员才能甘居清廉，接受如此严格的监督。

不过，瑞典百姓却一点也不因为当官是个苦差事，就给他们以任何的同情。普通百姓以为，在瑞典，要求政府以及官员做到诚实、透明是一个基本原则，因为他们的工资甚至一张纸这样的办公用品都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所以这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原载2006年12月2日《精神文明报・人生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