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1 06:44:30
每个人都在撒网，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而我的出海远航却能够捞上来鱼……我得到的已经超出我的想像。
――董卿
每一个字的吐露，每一句话的描述，每一场节目的主持，董卿都充盈着一种知性的美。也许，她并不像倪萍那样能令观众泪水涟涟，但是她却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上演着“任是无情也动人”；也许她并不像白岩松那样能令观众敬畏有佳，但是她却用自己个性的魅力演示着“巾帼不让须眉”。
作为一个主持人，美丽的外表是必不可少的，但董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更称不上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她漂亮的女子多了，但她身上的傲人才气，优雅礼仪，高贵气质融汇在一起，就让人觉得这个女子有着无形的魅力。
一个真正拥有高贵气质的人，那种高贵介乎于公主与皇后之间；一个真正平易近人的人，那种平和介乎于邻家姐姐和师长前辈之间……每当她站在舞台上，我们似乎都能感到整个舞台就是她的!就是这种“霸气”让人对她无不敬重，但是霸气当中又蕴藏着内敛与沉着、平和与亲近。这就是董卿，一个将“卿国卿城”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女人。
听她讲话，绝对是一种享受，如果说吐字清晰、语调刚柔、遣辞精准、反应迅疾不过是泱泱大台主持人应有的职业素养，那么语气诚挚、神思凝注、逻辑严密、气韵雅致则当是这个新近再获“金话筒奖”的“幸运”女子的出挑专利。她笃定优雅的微笑背后，究竟藏着些怎样激流暗涌的故事?
自卑的土壤盛放璀璨的花朵
孩提时代的董卿偏爱文体活动，是典型的性情中人，董卿的父亲却认为女儿没有姑娘家的端庄，经常斥责她。“父亲就是希望我温柔乖巧，在家看书习字，我不能上学校的舞台表演唱歌、跳舞类节目，不能在家照镜子超过两次，不能穿花花绿绿的衣服，总之，随着年龄的渐长，父亲的传统、刻板让我一刻也不能忍受。”
进入上海戏剧学院，董卿才知道了什么叫天外有天。那时，班里的同学一个比一个漂亮，她们的形体表演也都很出色，很多人此前就已学过多年的舞蹈。“我记得第一次上形体课时，老师让我们学做芭蕾的基本动作，大家都做得很熟练也很优美，只有我跟不上节拍，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我始终找不到感觉，最难过的还是每个周末，看到周围漂亮的女同学都有男生追求，我一个人在寝室里看书的同时也默默在心里煎熬着。”
董卿说，刚上大学那会儿她一直被自卑困扰着，生活里一度找不到特别鲜亮的颜色，在那段难捱的岁月里，是书籍给了她力量。“我记得《人生》那篇小说里，作者莫泊桑说过挺朴素的一句话，生活永远不可能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糟糕，无论是好的时候，还是糟糕的时候，都一定要坚强。的确是这样，人面对坚强和脆弱的能力远远超乎自己的想像。”
“我跟我自己有过一次对话，对话的结论就是，我不应该牺牲我阅读的时间去练习台词、形体，相反，我应该使我的书本知识更扎实。我有博闻强记的特长，要比阅读能力，班里同学中我应该看书算最多的，每次文化课考试，我也总是名列前茅。我经常这样说服自己，我的班主任老师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开始从这方面树立我的自信心。”渐渐的，注重长处培养的董卿开始变的出类拔萃，走出了自卑的阴影。
烟花灿烂后的孤单宁静
身在异乡的董卿每次听到水木年华的那首《在他乡》都很伤感。“我生在上海，7岁以后随父母去了安徽，上世纪80年代又去了浙江，后来一个人考到上海读大学。我高中毕业以后就离开父母了，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生活。”
让董卿欣慰的是，在2005年《欢乐中国行》“母亲节”那期节目中，导演让她借着节目问候一下自己的母亲。“我当时说因为工作关系，绝大部分的节假日都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陪伴在母亲身边，但我的母亲从不抱怨。作为女儿我回馈太少了，而母亲给予的太多了。父母退休的时候渴望回到上海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就在他们回来那年，我却从上海来到了北京。但他们并没有因此阻拦我，而是给予我强有力的支持。当我犹豫不定的时候，他们甚至比我更坚决。”
“不过，任何事情都是把双刃剑，有得必有失。我到北京3年了，几乎少有休闲的时间，即使是买衣服也是因为工作需要，更别说晚上去泡吧了。有一次约定的采访地点在女人街的一问酒吧。住在城东的我竟然不知道女人街的方位，在别人的指引下才知道赫赫有名的三里屯，因为刚来北京的时候，一个北京的朋友请我去过那里。”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董卿才能做着一份“风光”的工作，却能独守一份清静。
“有时间我就喜欢一个人待着，哪怕什么也不做在家里晃来晃去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太喧闹了，太光彩了，当曲终人散的时候，人很疲惫，疲惫的人很落寞，很脆弱，那时就需要自己去调整。虽然我做了10年主持人，仍在调整，给自己找一个平衡点。”
这两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结束后，董卿特别体会到了那种烟花极尽灿烂后归于平静的感伤。她总是一个人孤单地回到临时租住的居所，然后独自吃速冻饺子。
还有一次“曲终人散”的悲凉让董卿“刻骨铭心”：“那是离开上海的最后一次节目录像。夜里两点多，我一个人开车回家，路上行人稀少，马路两侧的灯光呼啸地从眼前滑过去，我一边开车一边控制不住地流眼泪。当时只知道这个地方不再属于我，而且是我自愿选择离开的，没有人告诉我这种选择是对是错。”
虽然心态的“修复”还在继续，但董卿已逐渐适应了这种反差。“我已经养成了回家喝茶、看书、听音乐的习惯，慢慢就平静下来了。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挺可怜的，在舞台上必须快乐、必须兴奋，不能被任何情绪所影响。但是，离开舞台后，就做回了真实的自己，这时所有不愉快寂寞孤单一瞬间就将你覆盖了。每每此时没有特殊的解决方法，就需要自己慢慢调整心态。”
成功途中心酸遍地
董卿还记得来北京后第一次被人认出后的心态，“有一次我去超市买东西，有个营业员大姐好像认识我，她看过我主持的《魅力12》，但想了半天却没叫出我的名字。当时我不晓得是难过还是高兴，索性自我安慰――好歹北京观众开始认识我了!人有时候需要阿Q一点，否则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经过数场“现场直播”历练的董卿在舞台上从容淡定，那一刻的她充满了斗志和勇气。但一旦帷幕落下，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她也会软弱无助。这两种不同的“侧面”都是真实的董卿。“台上的勇敢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期待我，我的力量来自观众。英文中‘主持人’的意思是接力棒的最后一捧，最后一棒交到我手里，我不能不负责任；台下有软弱的一面是因为这时我是为自己活着，不知所措是我的真情流露。”
虽然，过往的10年，董卿的身边不乏鲜花和掌声，但，由上海到北京，此番的鲜花和掌声仍让她感受到了“不同寻常”。
“央视是所有做电视人的梦想，是全国电视媒体的至高点，能够登上这个至高点，在这个舞台上感受被认可是很幸福的。我特别喜欢《从头再来》这首歌，再苦再难都要坚强面对。”
“虽然是重新归零，但我没有在原地踏步，而是比原来又上了
一个台阶。就像爬山爬到一定高度要卸下以往及此事的负担，轻装上阵才能达到顶峰。我后来也在想当时自己为什么能够放弃，去承受未知的东西，都是因为追寻的那个梦太诱人了，我愿意为了那个梦想的实现去忍受所有的寂寞。”
“大学毕业刚进上海东方电视台的时候，从零开始没什么负担，之后被承认，感觉很快乐。而‘重新被认可’是重新变得没有人认识你，重新交得一个地方有你和没有你都不是很重要，这种落差是很难承受的。我觉得有些苦难是肉体的、物质的，有些苦难是精神的，往往精神的苦难对人的折磨是巨大的，是让人更难承受的。”
主持完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后，董卿的名字开始为全国人民所熟悉。这一点，董卿感受很深。“我从没奢望过一夜成名，我的经历告诉我，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春晚’对我是一种很重要的经历，接到通知时，我也忐忑过。后来我找到央视文艺部主任，又找到指导‘春晚’的导演张晓海，问他我应该怎样面对，他告诉我两个字‘状态’，让我别想太多，就当是主持一场全国老百姓都在看的晚会，就站在舞台上把‘状态’表现出来就行了。”
“我是满在乎别人对我看法的人，但我没有权利让每个人都认识我说我好。任何东西存在就有其合理性，这些质疑对我来说也是动力，只有自己做得更好才能得到更多的肯定。”
后记：采访过多位央视主持人，董卿是个异数――相对其他人的“端着”，她显得足够坦白。当然，每句话亦都在绝对禁得起推敲的“格子”里：“我是很务实的人，并没有觉得自己会高明多少，只是一些条件使我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比如长得还可以，虽不是绝色佳人，但还过得去；不是绝顶聪明，但还伶牙俐齿；称不上有勇有谋，但还算有理想有追求，也有进取心……它们恰好为我找到了最适合的一个岗位，这绝对是我的幸运，因为每个人都在撒网，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而我的出海远航却能够捞上来鱼……我得到的已经超出我的想像。”她深吸一口气，“其实我是个内心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总是居安思危，老觉得可能我今天拥有的一切说不定明天就没有了――所以，我要自己趋近完美。”
董卿小档案：
董卿，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电视系电视编辑专业，写作、英语成绩均很优秀，具有英语同声翻译的能力。从1995年初涉电视至今近10年的时间，曾任上海东方电视台文艺部主持人，先后主持过《流金岁月》、《相约星期六》等栏目和数十台大型综艺晚会，后任职于央视，逐步形成了清新大方，亲切自然，文化气息浓郁的主持风格，无论在专栏节目还是在大型晚会中都能体现出良好的个人素养和专业水准，深受全国观众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