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孝经》之孝道观在伦理社会的正面意义

【摘要】《孝经》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今天再度审视《孝经》，从道德价值、社会伦理的角度看，孝的观念与对孝的提倡依然不可或缺。本文通过分析《孝经》之孝道观在政治上的影响和在伦理社会的正面指向，探讨发扬经典蕴涵的符合现代社会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孝经；孝道观；道德价值；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061-4

《孝经》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孝经》不但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同时也是普通百姓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今天审视孝道观念的眼光显然已不同于古代封建社会。但是从道德价值、社会伦理的角度看，孝的观念与对孝的提倡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两千多年来，孝作为儒家道德体系的中心之本代代传承，随时代的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我们今天再度认识《孝经》的思想与内涵，对于发扬这一传统精神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孝经》之孝的观念概说及历史地位

孝最初是中国古代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行为的称谓。《尔雅》说：“善事父母日孝”。《说文解字》解释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可见孝的原始涵义是赡养父母。

周朝制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使孝成为一种正式的人伦规范和礼仪制度。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是当时主要的流派都讲孝道。其中儒家明确提出了“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等观点，将“孝”提到很高的地位，成为德行的根本。在以“以孝治天下”为基本国策的汉朝的统治下，孝道正式成为统治者教化的根本和治国的有力武器。孝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逐渐成为一种民族道德观和文化心理沉淀下来。

《孝经》作为一部儒家阐述其孝道和孝治观的著作，将道德、伦理和政治社会糅为一体，适应了古代农业经济和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需要，由于“孝道可通与治道焉”，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非同一般的尊崇和提倡。

汉朝自惠帝开始，诸帝谥号中都有一“孝”字，他们采取的措施大多都能从体恤民情出发，尤其以汉文帝为著。“以仁孝闻天下”的文帝曾颁诏废除秦汉之相坐律令和肉刑，“德厚侔天地，利泽旌四海，靡不获福焉。”汉武帝将《孝经》作为对太子、诸王进行教育的主要教科书，形成制度。东汉诸帝要求天下人都讲诵《孝经》，经常褒奖孝行卓著者，以孝道作为王朝的国策。

唐代从李渊开始，就提倡《孝经》。《全唐文》中记载李渊曾下诏称“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唐高宗下令以《道德经》和《孝经》为上经作为贡举者的必修课。唐玄宗于天宝三年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精勤教习”。唐朝人撰写的八史都辟有专门的《孝义传》、《孝友传》记载孝子的事迹。此后宋、元、明、清的统治者皆不遗余力地倡导孝行，推崇《孝经》。

孝行、孝道、孝治的观念在中国逐渐成熟，渗透整个社会和政府体制之中。中国是一个古老而特殊的伦理道德观发达的社会，孝道的提倡增进了人际关系的融洽，加固了社会与家庭的稳定，同时也增强了国家政体的稳固。汉、唐是我国历史上双峰并峙的黄金时代，由于非常尊崇和倡导《孝经》，同样拥有令后世倾慕的良好的社会风范。注意到这一点，对于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有重要的启迪。

在儒家思想统治下的古代中国，孝成为人伦道德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思想价值不容忽视，同时也说明《孝经》中的某些基本精神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人类的共性在某些地方有契合之处，其对理想人格的锻造和心灵的自我享受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二、《孝经》之道德价值观在政治上的影响

《孝经》在开篇《开宗明义》中就首先提出了“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这“至德要道”就是“孝道”。儒家认为天子的行为是诸侯、卿大夫和士庶的榜样，而天子又是最高权力的掌握者。他的德行对王朝的兴衰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在《天子章》提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让天子的德行感化百姓，作为统治者，道德修养不仅是德化个性品质，更重要的是德化自己的政治作为。

在儒家“内圣外王”理念的支配下，政治活动的秩序就是要靠道德与理知成就高的人来担任政治领袖建立的。儒家思想认为道德与理知的资质能够产生政治秩序。受了这样价值观影响的知识分子自然觉得，作为知识与道德领域之内的精英，他们负有责无旁贷的政治与社会责任，他们必须用他们的知识与道德的资源在社会中建立政治秩序。而且他们要求政治上的领袖人物是大圣大贤，相信道德力量的强大，只要居高位的能成圣成贤，下面的百姓自然景从，正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王以身作则，率先躬行孝道，那么他的光辉榜样就能教化臣民，效仿他自觉地行孝。于是天下父母能得到子女的敬养，而君王则得到普天之下百姓的爱戴。

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和政府体制的规范化操作，决策者的决定受制于各个环节的协作配合，不再具有专制权力，但领导的个人魅力仍不可忽视。在操作过程中，其品质与德行依然是成功的重要砝码。所以“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诸侯章》）对今天的各级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来说仍然是有用的，是约束贪欲膨胀的有益箴言。

中国古代的政治秩序与道德、文化秩序是高度整合的。《孝经·三才章》提出“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从博爱、道德义理、敬让、礼乐、好恶等五个方面来教化民众，不用严厉的态度就能使民众服从，不用严刑峻法就能使社会得到治理。《谏诤章》提出“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天子、诸侯、大夫因为有诤臣，才不失天下、封国和家庭。谏诤对愚忠愚孝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难做到的一种伦理诉求，但是不能否认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以上这些都是《孝经》中颇为出彩的地方。作为官方提倡的教科书，虽然目的、动机是基于维护封建统治，但是它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缓和宗法社会中上下的紧张关系和情绪。

三、《孝经》孝道观在伦理社会中的正面指向

人是半群居的动物，人性介于社会性和个体性之间。正因为人性不完全是社会性的，我们才需要伦理学来规范人际关系，需要有道德准则来教诲行为。崔大华先生认为，就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的精神实质而言，它要求人有两个自觉：一是人作为“类”的自觉。这就是人类有伦理，人应该履行伦理。这种伦理的本质是道德上相互的、对等的义务和责任，而不是政治上的隶属和屈从。正所谓君爱臣忠，父慈子孝，抛弃了义务和责任，道德的约束也就消失，道德行为也就丧失。故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二是人作为个体的自觉。“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应磨炼自己的道德，皆可完善自己的道德。由充分的道德觉醒而产生的对他人、民族、国家，推而及于万物的真诚的责任感，这就是中国传统思想陶冶出的圣洁的心灵。

孔子一生倡导“仁”，并以孝作为实践仁道的根本。在《论语·学而》中“孝”与“悌”就被视为

“仁之本”。孝者本于父子之情，重在亲亲；悌者本于长幼之序，重在尊尊。易言之，从儒家的观点来看，人性的第一具体指谓是“孝”，第二具体指谓是“悌”，简单说就是孝是一个人行为最起码的要求。儒家的道德价值，至少在具体层面，是衍生于对家庭伦理的特殊关怀，而孝道正是最重要的德行，并且是一切德行的起点。

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整套与氏族血缘有关的宗法血亲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起着重要的作用。孝道的衍生与提倡保证了具有稳固本能基础的最大社会集团单位一一家庭的稳定。这正是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的出发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开宗明义章》）孝之始终，皆于父母。孝是人伦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家庭伦理的核心观念。赡养父母，维系家庭的和睦友爱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在古代社会，这样的稳固总是基于为家庭争得荣誉和奉养父母。因此在《庶人章》中提出了“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任何文化体系就其属于经验世界的部分而言，都有其特殊内容。因此“孝行”的道德价值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就有不同的方向。比如西方文化注重亲昵与平等，而中国文化则重“敬”。孔子把“敬”看作是人侍奉父母和动物哺养后代的根本区别。“以孝事亲”的本质应该体现在精神上的关怀，它要求子女对父母要有爱戴和尊敬之心，也就是“以敬尽孝”。“敬”的内容极其广泛，最基本的要做到不辱。行事为人要谨慎规范，不使父母因自己而受到羞辱。很难想象一个对自己父母不爱不敬的人会生发对他人、社会、国家、民族的爱，会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品质，可以说爱敬父母是人类的一种永恒价值。孟子在《尽心章句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己及人，孝由家庭伦理扩大为一种社会伦理，由“亲亲”推广到“爱天下之民”，把对父母的“亲亲”之爱扩充到对待他人和社会的一种博爱精神。

《孝经》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此为“大乱之道也”，而“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广要道章》）。因此，“孝”与“不孝”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评判他人的道德标准。历代孝子、孝行受到人们隆重的嘉奖和尊重，而且获得实际的物质利益。这在社会树立了榜样，促进了社会风气向仁爱宽厚方向发展。但是孝在当代中国的道德结构中不可能再处于泛孝和首孝的地位，因为传统社会是家族社会而今天是公民社会，不过可以把孝的教育作为一切道德教育的启蒙和基础。

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就是其中一例。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根据这个标准来看，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我国已经真正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未富先老，成为中国人口战略转变过程中需要重点对待的大问题。”如何善待这些老人？如何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这已经是摆在我们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年面前的重要问题。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未富先老”的人口大国，不可能由政府承担起所有的养老义务，其中一部分重要责任，必须由青年人来分担。因此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爱幼美德仍然是必须的。

四、《孝经》之孝道观的缺陷及批判性继承

“孝”的观念需要完善，也需要扬弃，需要注入与时代相符合的元素，从而转化为新型的伦理道德观。

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有自己内在的矛盾和缺陷，因而在近现代一直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形成以后，—直是在宗法的、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存在和发展，并和封建政权发生了密切的结合。这样，就在它主张一个人应当行履他的义务责任的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的，衍生了许多这一历史时期所特有的等级思想观念。相互的、对等的、人格平等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实际上蜕变成了单方面的政治上的隶属和宗法上的屈从。

汉代经学家将孝道衍生为“三纲”政治、宗法的隶属关系，并且论证是符合“天”意的。到了宋明理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加入了很多分裂人格、窒息人性的观念，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将发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孝的思想抹上了保守落后的积垢。《孝经》中的愚忠、愚孝、等级观念、三年之丧等糟粕的东西得到了肯定与张扬，所传达出的尊卑、隶属、屈从的意识对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生长的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的戕害是严重的。这一点是我们对《孝经》之思想意义再认识时要重视与纠正的。本文因篇幅所限，不详细论述。

社会在发展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在变化着，在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也会随之有所变化。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如何保障人们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应由社会保障体系来完成。但作为我国传统的“孝”的“仁爱”精神不会改变，并且“仁爱”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孝”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与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尽管《孝经》具有种种的矛盾与缺陷，但是它其中蕴涵的积极、正面的思想，它注重人伦关系的仁爱之心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之一。完全抛弃它，我们就丧失了精神世界的宽广，丧失了容纳百川的、关爱大众的胸怀。时代呼唤正面指向的孝道，再度审视《孝经》，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核精神是有助于我们建立良好的社会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