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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杂剧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中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其文学剧本的成就固令人瞩目；然而，作为戏曲之“曲”，其音乐是否相得益彰，亦显示出其精彩辉煌的一面？刘正维先生《从宋词传承看元杂剧音乐》一文另辟蹊径，对此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与独到的阐释。笔者对该文的独具特色与重要价值提出初步的分析与见解。
关键词：刘正维教授；《从宋词传承看元杂剧音乐》；元杂剧；音乐；传承；马鞍形低潮
中图分类号：J60-06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3.023
作者简介：蒲亨建（1956~），男，文学硕士，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广州 510631）。
收稿日期：20110501
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中，元杂剧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其无论在戏曲史抑或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都是一个被大书特书的篇章。历代戏曲史家对其成就的评价高度，远远胜过了作为戏曲确立时期的宋代杂剧、南戏与戏曲繁盛发展期的明清“俗部乱弹”。
毋庸置疑，元杂剧之所以为史学研究家及世人所瞩目，其剧本文学的辉煌成就乃其镇山之鼎。然而，作为一种传统舞台综合艺术的戏曲，其另一重要元素――戏曲之“曲”，却不可须臾忽略之，所谓“戏曲”者，非“曲”不可成戏是也。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对元杂剧音乐的研究，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
也许人们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元杂剧之所以能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获得如此辉煌之地位与殊荣，除了其剧本文学的高度发展一端之外，也必然会辅以其他要素――包括其音乐的合力作用。因此，虽然对其音乐运用的具体了解与研究不多，也似乎并不影响我们对其音乐创造不大可能相形见绌的想当然的“逻辑推断”。也许是出于对元杂剧具体音乐材料的匮乏；也许是出于上述“毋庸置喙”的思维定势，就辉煌论辉煌，锦上添花，似乎确乎是一个意义不大的命题。
在此“共识”条件下，刘正维先生《从宋词传承看元杂剧音乐――兼述民族音乐发展的“三起三伏”与明代文艺复兴》一文[1]（下称《传承》）大胆地对成说提出了反拨，见人所未见，论人所未论，令人侧目。
《传承》首先对明末卓人月《古今词统》中“夫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之评设问：“（宋词元曲）两者都包括词与曲。从卓氏的眉评看，能不能将宋代词、曲的发展与元代词、曲的发展等量齐观，认为都是辉煌的呢”？他提出了一个现象：“宋代词与曲的发展是可圈可点的，不但在文学与音乐两个方面影响了后世一千多年，并且开创了我国戏曲音乐曲牌联缀体的先河”，其辉煌毋庸置疑；然而元曲的辉煌，毋庸置疑的是它的文学成就，但对其音乐方面，我们所知道的仅限于其“一折一宫”、“一人主唱”等演唱特点。故进一步追问：“虽然（元杂剧）产生了不少新的曲牌……然而，元杂剧的音乐发展的高度、深度、广度与强度是否达到了‘辉煌’的程度，值得深究”。随即开门见山提出：“它既不能与前朝的唐宋相比，也不能与后世的明代匹敌”的主要论点。
《传承》由现象引出疑问，顺其自然；由疑问直接引出观点，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欲罢不能的悬念。
如何证明“（元杂剧的音乐）既不能与前朝的唐宋相比，也不能与后世的明代匹敌”的观点，在没有或缺乏具体音响材料作比较的条件下，是非常困难的。作者以《全宋词》、《唐宋词调研究》、《曲律》、《中原音韵》等收录的宋词以来各代曲牌传承情况为依据，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统计比较。
《传承》的比较方式，简单地说，就是观察各代曲牌名的同异关系。其思路非常简洁，但非常实用――它与其观察目的之间有着十分直接的联系。
这里要解释一个问题。一般来说，仅从曲牌名的同异关系上来看前后曲牌之间是否具有继承或非继承的关系，是一个并非精细、准确的观察方式。比如，我们若要论证某两个曲牌之间的关系如何，仅看它们之间的名称是否相同或者相异，是不能得出准确结论的，而需要通过从曲牌名称、曲调本体乃至历史源流的考证相结合的“丛证”途径方可解决。正如两个人之间是否有着亲缘关系，只看他俩的姓名是否相似是不行的一样。因此，从微观的层面或角度来说，这种曲牌名之间的比较似乎有嫌简单、粗略。难道刘先生不知道这一点？
非也！
须知，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表面看来，似乎精确细致的观察，是科学研究中必须恪守的原则，丝毫也不可偏离之。但在我看来，许多貌似精密的观察，实际上却偏离了其研究目的，成为其研究目的的人为障碍――它成为了一种失去了具体目标的空话、废话。
短跑冠亚军之间的差别，固需精确到0、0几秒甚至更细微的程度方可鉴别；
而两个人之间的力量大小，若两人之间个头相差悬殊，仅凭直觉便可以得出虽非精确但却无误的结论；而若要求具体测量两者之三角肌、胸肌、腿肌、股肌的精确尺寸，则乃画蛇添足、毫无意义。
某国是否足球狂热的国度，只需看其足球场观众的踊跃程度便可得出结论，而非需要挨个儿做问卷调查――这种调查确乎精细，也完全可能得到一些“我不喜欢足球”的问卷结果，但这并不影响得出其乃足球王国的宏观、正确结论――某些“不喜欢足球”的问卷结果，显然不能能改变这一基本结论的可靠性。
同样道理，我们虽然知道，某代的某曲牌名，虽然与前代的某曲牌名相同，但还不能轻易得出两者必然具有亲缘关系的结论；但如果大量的曲牌名都具有这种相同或相异特征的话，就显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所能解释的了――这其中必然显示了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刘正维先生正是在这种大量曲牌名称同异关系扫描的基础上，不为可能出现的个别出入偏差所囿，得出其具有说服力的基本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任何时候都需要运用精细的、微观的调查方法。针对特定的目的，运用与其相适应的、宏观的、巨量的调查数据来证明其观点，不仅具有其强劲的证明力，也显示出作者独出机杼的胆识。
在该研究思路的引导下，再来看其具体的证明过程，就比较简单了。
《传承》在第四节“宋词以来各代曲牌传承情况的统计比较”中，运用大量曲牌比较的例证，揭示了宋元曲牌运用的以下特征：
宋词有1363支独有的曲调；有269支传入后世；
诸宫调有53支独有的曲牌；有42支传入后世戏曲音乐；
南曲有147支独有的曲牌；有82支传入后世戏曲音乐；
元曲有198支独有的曲牌；有10支传入后世戏曲音乐；
335支元乐府曲牌中，元曲占41、5%；宋词、诸宫调、南曲占58、5%。说明元乐府曲牌中大半传自前朝；
在“从宋词到昆曲彼此分别共有的曲牌”一栏中，显示了大量
宋词、诸宫调、南曲与元曲之间共同的曲牌名，这说明元曲对宋代曲牌有大量的沿用、继承关系；
……
《传承》通过宋元上述大量曲牌的比较分析，得出下面的基本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统计数字表明：我国16世纪前的戏曲音乐中，影响后世最深的首推宋词（268支），第二位是南曲（82支），第三位是诸宫调（42支），第四位是元曲（10支）。宋词影响后世的曲牌量高出元曲近30倍；如果将宋词、南曲、诸宫调共计的392支曲牌影响后世看，元曲的影响力不到总数的3%，差距就更大了”。
如果说，上述数据主要说明的是宋、元曲牌各自对后世的影响力的话，那么，元曲自身在音乐上的创造有多少呢？《传承》在第五节以元杂剧名剧《窦娥冤》、《西厢记》曲牌运用情况为例做了“抽样”分析比较：
《窦娥冤》全剧共用35支曲牌，其中22支为宋词所传；2支为诸宫调、南曲所传；共24支传自前朝，占全部曲牌的71、4%。
《西厢记》第一本共计48支，其中40支宋词已有，……5支为元曲，后者仅占10、4%；
第二本共计55支，其中45支为宋词已有，……元曲有8支，仅占14、5%；
第三本共计45支，……元曲仅占4、5%；
第四本共计52支，……元曲仅占13、5%；
第五本共计49支，……元曲仅占12、25%。
《传承》由此得出结论：《西厢记》中，属于元代的曲牌新创比重在1/6以下；元杂剧两出经典剧目所使用的曲牌，6/7是前朝所传。亦即，元杂剧在音乐创造方面，成效平平。
《传承》在第六节中，对其研究思路作了简洁的阐释：“应该从整体上承认，自宋至元，……曲牌必然有诸多变化。（但）既然是一脉相承的同名曲牌，一般情况下大都要紧承传统，基本特征是不会大变的……。因此，不能认为元曲与宋词等的同名曲牌的音乐是完全相同的……否定元杂剧在音乐方面的发展创造。……同时也不能说元代与前朝同名曲牌的音乐是非常不同的，已经有了超越性的发展，以至认为元曲在音乐方面的创造是辉煌的。……（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几百支元曲曲牌，被高腔、昆曲继承的却只有10支……！”
“如果对元杂剧音乐的成就有一个更加接近实际的估价，那么可以认为，……它的发展，前不如宋，后不如明，而是处于马鞍形的低潮处。”
这个结论，看似冒险、大胆、新奇，然而沿其论证过程一路看来，实乃理据充实、水到渠成之论。
《传承》沿此思路，还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历程作了“三起三伏”的宏观延伸描述，其中亦不乏新鲜之见。其中得失之处，本文未遑细论，当留待日后继续探讨；眼下仅就笔力所逮，择其愚以为最为心动之处妄加评点之。先生一如其一贯文风，平实朴素，娓娓道来，甚少大家气盛口吻，在当下语境，似乎不很过瘾；第四节的数据“统计比较”中，图表及其解释文字有些处略嫌周折，若能施以更明晰化、逻辑化表述，就更加赏心悦目了。
［参考文献］
[1]刘正维.从宋词传承看元杂剧音乐――兼述民族音乐发展的“三起三伏”与明代文艺复兴[J].中国音乐,2011(1).
Book Review on Professor Liu Zhengwei’s On Yuanzaju Music from Impart
and Inherit of Ci (Poetry) in Song Dynasty
PU Hengjian
Abstract: The yuanzaju has written a magnificent chapter in Chinese drama development history, its literature script achievement is firmly amazing. However, for the music of the drama, whether it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showed its splendid maginficent side as well? Liu Zhengwei’s On Yuanzaju from Impart and Inherit of Ci (Poetry) in Song Dynasty found a new path to interpretate the new idea and unique expression on this issu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ndividual features and important value of the book, and proposed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opinions on this book too.
Key Words: Professor Liu Zhengwei (1931~), On Yuanzaju Music from Impart and Inherit of Ci (Poetry) in Song Dynasty, yuanzaju, impart and inhe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