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改元年,各地打什么牌

全面深化改革是2014年的头等大事。综观各地深改方案，尽管不乏亮点，但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对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则着墨不多，独创性的举措更少。

2014年1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正式运转。当天，小组组长主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尽快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举措落实到位。

地方大员亦是频频发声。例如，广东省委书记强调：“改革是2014年的头等大事。”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态：“改革要贯穿于所有工作的始终，全力抓紧抓好。”

在此前后，各地除设立“深改组”，还相继公布了深改方案。这些方案不仅精准地勾画了深改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更清晰地传递出地方党委、政府在一系列重大改革问题上的认知、坚守与递进。

尽管各地深改方案版本不一、表述各异，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紧扣中央精神、体现地方特色、突出问题导向、强化贯彻执行”。

力推市场化改革

2013年12月17日，国企重镇上海高调“国资改革20条”，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

与前几次国企改革不同，上海本轮改革着重突出国资改革，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这一转变背后，是政府职能的重大调整。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意味着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诚如韩正所言，要为国企松绑，减少审批事项，切实落实企业自主经营权，“多管、少管、不管”并举。也就是说，国资的事要多管，国企的事要少管，企业经营的事不管。

上海国企体量很大，资产总规模达10万亿元之巨。不过，问题和瓶颈也同样突出，诸如动力活力不足、作用贡献不大、能级能量不高，其潜能亟待进一步释放。

突破口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具体方式包括成为公众公司、实现整体上市。为此，上海将建立统一的国资流转平台，并在2014年首选1-2家国资运作平台公司启动实质性运转。不难发现，这就是上海版的“淡马锡”，尽管当地官员对此三缄其口。

分类监管，是改革的又一亮点。依据不同功能，上海把国企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其中，竞争类国企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和监事会主席由市委管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由市国资委党委管理；经理班子副职成员，逐步由董事会聘任和解聘。

改革成效如何评判？韩正认为，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上海有没有适宜企业家成长的土壤，能不能吸引和集聚一大批企业家。“不尽快建立起激励、任职、容错等机制，敢于创新的企业家在上海无法冒出来。”

而在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由于近几年内外环境变化，“浙商跑路”、“产业空心化”等问题亦接踵而至。为此，浙江深改方案不吝笔墨，重申“坚持市场取向，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针对“浙商跑路”，浙江省省长李强说，这是阶段性的现象，也是很难避免、短期需要付出的成本。只要浙商精神还在、闯劲还在，哪怕是他现在蛰伏一时，受到一些打击，但都不要过于担心。

李强认为，现在企业的身上套了太多的条条框框，抑制甚至扼杀了他们的创业创新激情。“浙江省要开闸放水，降低门槛，放宽准入，扶持微小，放活市场。而要放活市场，就必须给市场主体以平等的地位，就必须打破各种‘天花板’、‘玻璃门’。”

这就要以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横向撬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改革，纵向撬动政府自身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比如，义乌市已明确要求，内资企业注册只需2天，外资企业只需3天。

另外，温州金融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被外界视为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成败的风向标。这项改革重点是解决“两多两难”问题，即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

浙江的思路是，力求打通三条通道：一是让民间的小资本能够与大项目、大产业对接起来；二是让银行的大资本与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对接起来；三是最终实现民间资本、金融资本等各类资源与产业经济、实体经济对接起来。这三条通道打通了，“两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013年11月，《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已经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2014年3月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金融地方性法规，也是第一部专门规范民间金融的法规，必将给中小企业注入更多生机和活力。

以比较优势取胜

中央启动全面深改，并未设立“深改特区”，这就意味着地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与“田忌赛马术”如出一辙，各地深改方案无不扬长避短，淋漓尽致地展现各自的比较优势。

比如，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北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涌现出联想、百度、小米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堪称全国自主创新的“火车头”。2013年9月，中央政治局把“课堂”搬到了中关村，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

北京市市长王安顺表示，北京全面深改，必须要有“京味儿”，力求把北京市正在开展的改革和目前已经具备条件、形成共识的改革写深写实。为此，北京深改方案专设一个部分，从三方面做出安排，以更好地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其中，第一条就明确提出，“打造中关村制度创新升级版，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在武汉“全面深改32条”中，科技体制创新同样被列为2014年改革的“重头戏”。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暨“中国光谷”，是我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和光电器件研发生产基地，也是武汉乃至湖北的一面旗帜。武汉市委提出，确保到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建成在全球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实现“美国有硅谷、中国有光谷”愿景。

按照部署，武汉将借鉴美国斯坦福大学“荣誉属大学，产权到个人，财富归社会”的理念，先行先试。比如，高校、院所的研发团队在武汉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转让的收益，可以从70%增加到90%以上，“甚至政府和高校可以一分钱不要，只得荣誉”。

而在安徽的深改方案中，专门论及“提升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水平”，但从关注度看，农村土地流转试点更受关注。

安徽农村改革，一直开全国之先河。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刚一落幕，安徽就对外宣布，将在全省20个县（区）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文件指出，“允许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出让、租赁、作价出资、转让、出租等方式依法进行流转，用于工业、商业、旅游和农民住宅小区建设等”。但因顾虑潜在风险，目前具体政策尚未明确。

在这份文件中，安徽省政府要求，2015年底前实现农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农用地、未利用地和农村范围内的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全覆盖。这是推动下一步改革的基础，也是改革的难点。从时间节点看，安徽要比全国提前两年完成确权任务。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未来几年，在大规模土地流转中，如何驾驭改革风险、切实保障农民利益，是对改革者的一场大考。

直面矛盾和难题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只有突出“问题导向”，才能找准改革的主攻方向和发力点。

仍以浙江为例。最近几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浙江的“疲惫感”也不断袭来。土地、能源等资源日趋紧缺，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的招工难、用工成本上升等诸多问题不断涌现。如何破解越来越突出的发展与要素制约之间的矛盾？

2013年11月，在省政府的支持下，海宁率先启动了要素市场化配置试点。具体的做法是，以“亩产效益”考核评价体系为基础，以差别化电价、水价、城镇土地使用税、排污权交易价格等相应配套措施为杠杆，促进土地资源向高效、高产出、高科技企业集聚。

通过考核，全市1659家企业重新排定了座次。宏仕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总排名737位，被划入C类（落后淘汰类），这意味着企业必须支付更高成本。比如执行惩罚性电价政策，限额标准以内，每度电价提高0.1元；超出限额，提价0.3元。仅此一项，每年就增加好几十万元费用。“不加快转型等于慢性自杀”，公司总经理殷志达一脸凝重。

北京也面临着同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例如，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明显加大，资源、成本、市场、环境等约束日益增强，人口增长过快、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挥之不去。

“破解制约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摆在首都人民面前最大的考验。”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说。

为此，北京深改方案提出四大对策，即人口调控、大气污染防治、交通拥堵治理、城市精细化管理。其中，“深化研究人口调控机制”被列为重要的改革任务，意味着北京的户籍管制将会越来越严。

由于东部已进入经济增速调档期，本轮全面深改，恰好给中西部省份的赶超计划提供了难得机遇。

例如，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提出，要打破“西部宿命”。作为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成都希望通过挖掘改革潜力、释放改革红利，成为支撑和引领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支点城市、龙头城市。

宁夏、贵州、海南等省区的深改方案，写入了大量具体的试验点甚至企业的名称，把“深化改革”作为大项目驱动、大企业改制上市的时机，意图将改革契机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贵州提及，争取中央金融体制改革在黔先行先试。显而易见，相对于对交通条件要求较高的实体经济，金融业被视为贵州“弯道超车”的抓手。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中部的安徽、湖北、湖南，沿边的云南、黑龙江，内陆的贵州、甘肃、宁夏，都明确提出了争取自贸区的计划。权威人士之前透露，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将给上海带来10年发展红利。

改革需要大智慧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显示出全面深改已刻不容缓。当然，也有部分省市对此再行分解，比如浙江、河北提出2015年取得“突破性进展”，天津提出2016年取得“突破性进展”。

综观各地深改方案，尽管不乏亮点，但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对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则着墨不多。即便有所涉及，也多面面俱到、照抄照搬，独创性的举措更少，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毕竟，解决好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深化改革不行，深化改革力度小了也不行。

2013年9月，江西省新余市吃了只“大螃蟹”。全市288个市直单位共700余辆公车，仅保留138辆以保障执法执勤、应急公务等需要，其余全部面向社会公开拍卖处理。车改之后，全市每年节约财政支出1500万元，成本总体下降25%。这在江西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反响。

“我们的发展面临很多困难，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就是等死。车改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涉及利益较多。实际上，对利益触动更多、对下一步发展影响更大的改革，还有更多，力度会更大。”新余市委书记刘捷说。

2014年1月，新余市委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围绕“小政府、大社会、活市场、优环境”四大改革创新工程，一揽子推出了22项改革创新举措，再度走在了江西的前列。

这个实例说明，改革到了今天，复杂性更甚，“敏感区”密集，必须稳步推进、选准切口、慎重操作。用的话说，“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对改革者提出了极高要求。

从已的信息看，各省都将陆续成立深改领导小组，组长由省委书记担任；下设省委改革办，与省委政研室合署办公，主任一般由省委秘书长或政研室主任担任。这一组织架构还将延伸到县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