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激励合同模型的产学研监督机理分析

[摘要] 产学研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是众多合作面临失败的重要原因。本文以激励合同模型研究产学研的监督机理，论证了产方对学研方的监督有利于降低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成本，产方对其他学研方科研能力的横向比较可以使监督更客观。

[关键词] 产学研 激励合同 监督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产学研合作蓬勃兴起。美国政府陆续投资建立了数以百计的“科学技术中心”(简称STC )、工程研究中心(简称ERC)、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简称UICRC)，以加强产业界与大学的联系；加拿大仅安大略省就建立了7个高等研究中心；台湾也建立了“同步加速器辐射研究中心”、“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和“材料科学中心”等一批工程研究中心。我国大陆自1992年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以来，合作进程逐步加快。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由数十个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与70多家生产企业联合组建的中国无锡华晶电子集团，创建了集团性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组织。

然而，我国产学研合作的总体效果并不十分显著，其主要问题有：产学研结合关系失衡问题、技术需求问题、技术供给问题、风险投资问题、利益分配问题、产学双方价值观的差异等问题。其中，由于产方与学研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是使合作难以取得双赢的重要原因。本文试图构建激励合同模型研究产学研的监督机理，以降低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风险，优化双方的期望效用。

二、产学研合作的激励合同模型

我们讨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激励合同。假定产方不能观测到学研方的行动选择和外生变量，只能观测到产出；假定产方和学研方的期望效用函数分别为和，为学研方的成本；为学研方的保留效用（即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此时，学研方的激励相容约束（IC）起作用作因为不论产方如何奖惩学研方，学研方总是选择最大化自己效用水平的行动。换言之，产方不可能使用“强制合同”来迫使学研方选择产方希望的行动，而只能通过激励合同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

假定有两个可能的取值，L和H，其中L代表“偷懒”，H代表“勤奋工作”。如果学研方勤奋工作，的分布函数和分布密度分别为和；如果学研方偷懒，的分布函数和分布密度分别为和。

产方的问题是选择激励合同解下列最优化问题：

参与约束(IR)表示：学研方选择勤奋工作时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

激励约束(IC)表示：学研方选择勤奋工作时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选择偷懒时的期望效用。

令λ和μ分别为参与约束(IR)和激励约束(IC)的拉格朗日乘数，上述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整理得： （1）

假想除产出外，产方还可以不费成本地观测到另一个变量z,z可以理解为与学研方研发有关的外生变量，如国家在这一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政府对科研的支持政策等。

假定在不同努力水平下和z的联合分布密度函数分别为和。如果和z同时被写进合同，产方的问题是选择s解下列最优化问题：

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是：

（2）

根据霍姆斯特姆（1979）的证明，当时，新的观测量z是没有信息量的，将z写进合同没有意义。当时，将 写进合同就有价值，因为通过使用 包含的信息量，产方可以排除掉更多的外生因素对推断的干扰，使学研方承担较小的风险，从而可以节约风险成本。

三、结论

在合作的过程中，为了保持研究的独立性，高校与科研院所并不愿意将所有的信息都暴露给企业，相反他们会极力保护自己所占有的私人信息，因此，产方对学研方实施监督是有意义的，因为监督可以提供更多的有关学研方行动选择的信息，学研方被错误地惩罚和被错误地奖励的可能性都变得较小，从而可以减少学研方的风险成本，也节约了产方的奖惩成本。当然，监督本身的成本必须考虑进去。如果监督成本过高，产方可能没有积极性进行监督，即使它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

另外，学研方的科研能力除受个体因素影响外，还受整个社会、国家、行业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把其他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科研能力引入对该学研方的激励合同（可以称之为“标尺评价”），可以剔除更多的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学研方的报酬与其努力程度更为密切，调动其科研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东升张永安:冲突分析理论在产学研合作中的应用[J]. 研究与发展管理,2007(6)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Roberto Fontana, Aldo Geuna, Mireille Matt. Factors affecting universityindustry R&D projects: The importance of searching, screening and signalling［J］. Research Policy, 2006, 35（2）：309-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