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母以子贵”观念在汉晋时期的合礼化

作者简介：邹远志（1975-），男，湖南炎陵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中文系讲师，史学博士，长沙，410205。论“母以子贵”观念在汉晋时期的合礼化邹远志摘要：“母以子贵”观念产生于汉初，但它并不符合周代宗法制度。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中“母以子贵”观念的影响，汉代经师在写定《公羊传》时，使得“母以子贵”四字窜入传文中，导致对经文的过度阐释。随着《公羊传》在汉代的地位急剧上升，这种经典阐释又强化了“母以子贵”观念的合礼性。后来虽有礼家以及历代帝王的矫正，但是由于既有经典的支持，也因其符合孝子之情的伸展，两晋庶出皇帝在加极尊称号于其生母时往往将“母以子贵”的经文当成经典的依据。

关键词：母以子贵；公羊传；汉代；晋代；合礼化

中图分类号：K8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1-0149-04两汉庶出皇帝多加极尊称号于其本生母：西汉文帝尊本生母薄姬为皇太后、昭帝即位而追尊本生母为皇太后、哀帝即位尊本生母为恭皇后；东汉和帝即位后追崇本生母为恭怀皇后、顺帝追尊谥李氏为恭愍皇后，安帝时追谥祖母孝章宋贵人为敬隐皇后。若依先秦周制评判，此属变庶为嫡之非礼行为。但是，两汉却为什么一再出现这种非礼之举呢？我们认为，由于汉代建立之初，先秦礼制并没有得到全面遵行，在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下，“母以子贵”的观念得以产生，其后经师在书写《公羊传》时，因为习惯而写入了“母以子贵”四字。至此，这一民间观念进入了经典之中而被合礼化，并成为了现实礼仪实践的经典依据。本文拟从汉晋庶出皇帝加极尊称号于其生母的角度，并结合汉代公羊学的发展状况，分析“母以子贵”观念在汉晋时期的合礼化。

一、不以妾为妻的周礼制度决定了“母以子贵”观念不合宗法礼制精神

周代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强调的是继承者的嫡庶之别。但实际上继承者之嫡庶身份，归根结底要由他们母亲的身份地位来决定。这即是说，如果是嫡妻，那么其所生则为广义上的嫡子，如果是庶妻，那么其所生就天然地成为庶子。

同时，周制中这种嫡妻、庶妻的身份地位是不可变易的。《礼记・内则》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郑注：“妻之言齐也。以礼见问，则得与夫敌体。妾之言接也。闻彼有礼，走而往焉，以得接见于君子也。”［1］由此不仅可以看出二者尊卑地位的迥异，同时也可以看出女子在夫家的身份地位从其来到夫家的那一刻即确定下来了，而不能随意更改其身份地位属性。正是如此，先秦时期变庶为嫡或废嫡立庶之举往往为舆论所非。《公羊传・僖公三年》记阳谷之会中齐桓公有“不以妾为妻”之辞［2］，而《谷梁传・僖公九年》记载葵丘盟约亦云：“毋以妾为妻。”［3］不以妾为妻无疑是严嫡庶之辨的表现。应该说阳谷之会及葵丘盟约之“毋以妾为妻”云云并非当时新的观念，这里的盟誓只是再次重申宗周礼制而已。征之于史，《左传》隐公元年载：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4］

鲁惠公在嫡妻孟子死后以声子为继室。继室是否为正妻之意呢？且看同书隐公三年传所言：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5］

按：据礼，诸侯之嫡妻称夫人。很明显前段引文中所谓的“继室”并不是嫡妻之意。声子在惠公之世始终未立为夫人。同时，隐公被立为王之后也始终没有对所生母进行过加尊号之举。这说明在先秦时期妻妾的嫡庶地位是不容变易的。

又，《左传》鲁哀公二十四年载：“公子荆之母嬖，将以为夫人，使宗人衅夏献其礼。对曰：‘无之。’公怒曰：‘汝为宗司，立夫人，国之大礼也，何谓无之？’对曰：‘……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公卒立之，而以荆为太子，国人始恶之。”［6］虽然鲁公最后立公子荆之庶母为夫人，但从衅夏所言以及当时的舆论来看，不以妾为妻的观念仍然被视为正统，“国人始恶之”数语鲜明地表达出了当时人们对于此种事件的基本态度。

然而，由于宗法制度已经遭致一定程度的破坏，春秋时期在对庶妻或庶母的处理上也出现了变庶为嫡的现象。除前所举哀公立庶妻为夫人外，《春秋经》载鲁僖公八年“秋七月，于大庙，用致夫人”［7］，《谷梁传》、《公羊传》均释“夫人”为僖公之庶母成风，因谓僖公有立庶母成风为夫人之举。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舆论并不认同这种现象，二传均斥之为非礼。①

二、 源于民间的“母以子贵”观念被书写进《公羊传》，从而使其具有了经典的意义

我们认为，两汉时期多出现庶子皇帝加极尊之号于庶母的现象，实际上是导源于春秋时期所出现的上述类似非礼现象。但这并不是说两汉已经舍弃了先秦周礼，只能说此种现象经历了一个由非礼而向合礼化转变的过程，其中“母以子贵”观念的合礼化是最明显的标志，也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我们注意到，《公羊传》在释桓公之所以能够被立为王时，云：“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按：根据前所述西周宗法制度，“子以母贵”之说是合乎礼制精神的，但“母以子贵”云云却是没有宗法制度的依据。何休于此注曰：“礼，妾子立，则母得为夫人。夫人成风是也。”［8］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第一、先秦礼书中并没有妾子立而庶母可称为夫人的礼文。成风被立为夫人在当时就为国人所非。第二、桓公母亲仲子是在惠公嫡妻孟子卒后才归于惠公，并被立为嫡妻（夫人），而并非是在桓公立为太子之后才由妾而升为夫人，关于这一点《公羊传》及《左传》均有明确的记载。《公羊传》甚至清楚地道明了桓公是因为他母亲具有嫡正的身份才被立为王。②

当然，在此没有必要指斥何休的渎乱不经，毕竟他是在做解释经典的工作。倒是应充分意识到《公羊传》文本本身的可疑之处。我们认为，因为此处经文没有涉及到庶子被立为太子或诸侯王而加尊号于其妾母的行为，“母以子贵”四字很可能是《公羊传》在汉代书于竹帛之时被加入进去的衍文。《汉书・艺文志》云：“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梁、邹、夹之《传》。”所谓“末世”，指的是战国末以及秦朝时期。此时这几家《传》皆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一般认为，《公羊传》最后著于竹帛是在汉景帝时期。③既然如此，那么《公羊传》中掺杂进了一些汉代前期的思想观念就极有可能了。那么“母以子贵”观念是否在《公羊传》被写定之前就已经产生并流行开来了呢？通过检阅相关史料，答案是肯定的。

汉初之时统治者以王道治天下，礼制上尤其是宗法观念上渎乱不经之事实已为众多研究者所公认。赵翼谓：“汉初妃后多出微贱。”［9］这并不仅仅是说汉初皇帝多娶贫寒之家女子为妃后，更是说西汉初微贱之妾而成后妃的现象较多。如汉文帝尊所生母薄姬为皇太后之举在当时并没有受到质疑，说明当时汉代宗法礼制中严嫡庶之辨的意识较为薄弱。在这种背景下，“母以子贵”的观念因为有了文帝的作为而逐渐得到认同。至景帝时期，民间及宫廷中有关“母以子贵”的言论已经流行开来了。《史记・外戚世家》云：

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毕，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10］

就此事件来看，“母以子贵”的建议虽然没有被景帝所采纳，但这并非是由于此说在当时没有合法性，恰恰相反，大行官员引用此语来建议景帝结果触到了景帝的痛处，正说明这句话在当时具有世所公认的合礼合法性。景帝在位共十六年，此事发生在景帝登基之第六年，属于较早时期。胡毋生将先代口授之《公羊传》大义写成书本具体在何年已经无法考知，但是据《史记・平津侯列传》所云“（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建元元年……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11］，公孙弘从胡毋生学《公羊传》属景帝前期，《史记》谓其所学为《春秋》杂说，说明公孙弘只是听胡毋生口授《公羊传》大义而已。可见，此时《公羊传》尚未著于竹帛。另，还可以肯定的是，《公羊传》在整个不任儒者的景帝时期的地位都不高，也不具备经典意义。这样的话，前引大行官员所言“母以子贵”云云就极有可能不是出于《公羊传》之语，而是民间的流行俚语了。

可见，正因为当时已产生了“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观念，所以当胡毋生等在书写桓公之立为太子的原因时，本来只需著以“子以母贵”四字，可却因于习惯而又加上了“母以子贵”四字。

《公羊传》之书于竹帛时加上这四字，其意图已经无法考知，但这句看似多余的话却对此后的宗法礼制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公羊传》虽在景帝时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董仲舒完成今文学师法后，便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非常显赫的地位，并具有法典的意义，其中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可以成为现实断狱或裁断礼讼的依据。至此，“母以子贵”这一民间的默认观念有了经典的合法性依据了。我们看到，自武帝以后，朝廷每每在议及旁支立为皇帝者加极尊之号于其本生母时多以“母以子贵”为口实。例如：哀帝即位后下诏，曰：“《春秋》‘母以子贵’，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12］。又，《汉书・孔光传》载：“又傅太后欲与成帝母俱称尊号，群下多顺指，言母以子贵，宜立尊号以厚孝道。”［13］可见，此时无论是的皇帝还是群臣，都已经默认了“母以子贵”的合礼性了。甚至，精于礼学的多数东汉经师也不觉其非。许慎《五经异义》云：“妾母之子为君，子得尊其母为夫人。”［14］许氏的依据就是《公羊传》有“母以子贵”之辞。而如上文所举，何休也是与许慎一样认同此观念。

三、两晋对于“母以子贵”观念的强化

然而，随着《公羊传》在经学中地位的下降，《公羊传》中“母以子贵”之说在东汉末也开始受到了质疑。《后汉书・献帝本纪》载：“是岁（初平元年），有司奏，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又恭怀、敬隐、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称后，皆请除尊号。制曰:‘可。’”［15］根据前面所述，恭怀、敬隐、恭愍三皇后之尊号均是在其子立为皇帝之后所加，是变庶为嫡现象。此时将之视为非礼之举并皆除去尊号，可见汉代主流一直不以为怪的“母以子贵”的观念至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矫正。此外，对于前面所述许慎的观点，汉末郑玄也持反对态度。他说：“《礼・丧服》父为长子三年，以将传重故也；众子则为之周，明无二嫡也。女君卒，贵妾继室，摄其事耳，不得复立夫人。……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礼未之有也。”［16］

此后，曹魏统治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矫正时弊的举措。曹在太和三年诏书，云：“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17］这一诏书规定了庶出立为天子者不允许称其母为皇后。或许是由于此道诏书的原因，终曹魏之世没有出现庶出皇帝立生母为皇后的现象。但是到了两晋时期，“母以子贵”的观念不仅死灰复燃，而且还得到了强化。

尽管司马炎以下诏的方式表明了其严嫡庶之辨的决心。④但随后的即位之君却多发生尊本生庶母为皇太后或皇太妃的现象：西晋怀帝追尊本生母为皇太后；东晋哀帝尊本生母为皇太妃；孝武帝即位，尊本生母为皇太后；安帝即位追尊本生母为皇太后。除此之外，由于种种原因，庶子立为皇帝者来不及对本生母加极尊之号而由其子完成者，尚有成帝尊其祖母元帝宫人荀氏为皇太后及孝武帝尊其庶祖母郑氏为皇太后两例。

我们看到，对于两晋时期的这种庶子皇帝尊崇本生母亲的现象，不少皇朝礼家据先秦周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另一些礼家及统治者却多征引《公羊传》中的“母以子贵”之经文及两汉故事而大力鼓吹此种行为的合礼性。⑤可见，在经历了一个短时期沉寂之后，“母以子贵”的观念又占据了上风。

由前面所论，“母以子贵”之辞被误写入经书之中也许只是一个偶然，但这种观念的产生并为后世所利用却有其必然性。汉代与晋代都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统治理念，但凡能够伸张孝子之情的行为多为统治者所理解并接受。在礼教不甚严苛的汉初，在位天子或诸侯王对所生母行逾越礼制规定之礼，往往彰显的是率天下万民趋而之孝的意义。而在两晋时期，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又恰恰与当时玄学中“称情而直往”［18］的重情思潮相激荡，在这样的重情风尚下，“母以子贵”观念背后所蕴含的母子情感无疑具有超越周代礼制约束的力量。自然，天子对所生母亲行超乎传统礼制规定的大礼便具有不言而喻的合理性了。

注释：

①《公羊传》云：“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讥以妾为妻也。”《谷梁传》亦云：“言夫人而不以其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辞也，非正也。”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52页、2395页。

②关于仲子与声子地位尊卑以及仲子立为夫人之问题的探讨，可参考童书业所著《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版，第255、256页。

③《春秋公羊传注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90页。

④武帝诏书详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485页。

⑤两晋礼家相关议礼言论见于杜佑《通典》卷七十二“天子崇所生母议”、卷八十一“天子为庶祖母服议”诸条。这些议礼言论中赞成加极尊之号者无一不举《公羊传》中“母以子贵”之经文为据。

文献参考：

［1］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钦定四库全书》（总第1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写本1976年版，第585页。

［2］［8］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48、2197页。

［3］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96页。

［4］［5］［6］［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6、1723、321页。

［9］ 赵翼：《廿二史札记》，清代嘉庆五年刻本，无页码。

［10］［11］司马迁：《史记》卷49，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77、2949页。

［12］［13］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35、3357页。

［15］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1、100、771、370页。

［14］［16］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75、1975页。

［17］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3页。

［18］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