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生态文明的思考

时间:2022-04-28 04:05:51

基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生态文明的思考

摘 要: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的视角,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生态观,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困境的哲学反思,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1-0034-02

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活动,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关注这一问题的重要流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试图解决人类遇到的生态难题,为人类深刻反思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思想。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使由原来“四位一体”变为“五位一体”,这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上。力图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思考,获得一些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有益启示。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这一著作中,在该著作中,他们对人追求支配和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可以被认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早的表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塞、施密特、弗洛姆、沙夫和鲁道夫・巴罗。其中马尔库塞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在《论解放》和《反革命与造反》中,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论,论证了“解放自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两部著作对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影响极大,几乎所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可以追溯到这两部著作。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在分析批判中借用马克思著作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来批判资本主义,主张人的解放应以自然解放为前提,但在本质上都没有超出马克思。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80年代,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和安德烈・高兹等。这一时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分析了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修正”并“补充”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已经失效,当今资本主义危机的集中表现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生态危机,指出资本主义的高生产、高消费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消费异化是直接原因,试图用修正和补充后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出了消费破灭法和稳态经济等解决办法。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完善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福斯特、奥康纳、格伦德曼和佩珀等。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加成熟,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联系起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他们还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相互影响,彼此促进。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及其缺陷研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力图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原因,探讨危机解决的途径,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

1.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的问题是生态问题,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福利政策,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没有不但没有灭亡,相反却呈现了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生产和消费被当代资本主义所操纵,危机由原来的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领域已经转向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对资本的追逐,导致了生产的扩大和过度的消费,从而造成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所指出的,“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

2.异化消费理论

那么,这种生态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所谓异化消费,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即这种消费并不真正的是人们需要某种商品,而是受到媒体广告和流行时尚的控制,人们用这种获得大量商品的消费来得到人生的乐趣,来表达人们对劳动领域中异化的不满及其反抗。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改变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才能使人去追求人的真实需求,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

3.生态危机解决的途径

对于如何解决生态危机,以莱斯、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该建立一种稳态经济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生态社会主义是以经济生产的分散化以及去官僚化为基础的。所谓分散化,在工业生产中用分散的、小规模的技术取代日益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所谓非官僚化,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集权的官僚管理体制,而代之以工人民主管理的方式,让工人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决策与管理,成为劳动过程中的主人,从而体会到劳动创造的幸福。

随着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日趋深入,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不会去考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合理,所以这样一种经济合理性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根本无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因此,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本质上解决生态危机,从而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缺陷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凸显了一些西方学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生态危机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当代阐释的有益尝试。但是,作为一种与实践脱离的激进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过度抬高了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地位,甚至用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虽然生态危机愈演愈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并没有改变,相反,恰恰是资本的变本加厉才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加剧。

其次,通过实现“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观点是不切合实际的。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以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来实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企图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这种“零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发达国家不可能摧毁已有的现代工业基础和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保持现在的贫穷和落后状态,所以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最后,对生态社会主义提出的设想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无论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用小技术取代大规模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和民主化,建立一种“稳态经济模式”,还是后来的用“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来建立一种“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空想主义的理想色彩。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流派,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生态危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进行了深入的挖掘、继承和发展,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确立了正确的理论引导。

启示之一:生态危机理论警示我们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不可能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问题,而实质是人与人的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在解决生态问题时要把重心放在改革社会制度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因此,在加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建立人们分配和利用生态资源中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合理机制,从而建立一种有利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制度。

启示二: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态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势必具有比工业文明更高的生产力。不能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启示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应转变消费观念,提倡绿色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绿色消费的重要性。人们过去只是把异化消费的目光锁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而对我国的消费状况则讳莫如深,其实在当代中国,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早已司空见惯,这股“民间的”异化消费之风正疯狂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传统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乃至道德观念。构建中国生态文明观,一方面,应该尊重正当的消费权益,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意识到生态文明和扩大消费并不矛盾,更不以牺牲消费为前提。另一方面,应该树立健康的消费理念,既不为物质条件所迫,也不为消费文化所累。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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