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战略中的“相对安全”目标

摘　要　从整个冷战过程来看，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战略的制订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坠入追求“绝对安全”的情节，也因此时常被威胁来界定自己的利益，而陷入战略的过度扩张。尼克松执政时期所实行的“缓和”战略是一个例外，它超越了意识形态，实现了战略态势的转变。支持“缓和”战略的核心概念是追求“相对安全”，以建立世界的均势和可信的国际体系。需要讨论的是这个例外究竟只是取决于尼克松和基辛格个人的战略素养，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且可能在今后美国的战略制订中重现。

关键词　缓和战略　绝对安全　相对安全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6-0069-77

整个冷战是美国与苏联这两个持有两种完全冲突的意识形态的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美国所秉持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自由”。在对外政策和战略决策的思辨中，“自由”成为美国的核心价值和决定国家利益的根据，把“自由”制度向整个世界推广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把阻碍、反对这种价值观向世界推广的势力看作是美国的“威胁”。[1] 由此，决定了美国在战略制定上的一些基本的特点：它往往不是通过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和区分利益的轻重缓急，不是根据国家利益来界定什么是威胁，而是由威胁来界定国家利益；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导致美国所追求的安全目标具有“绝对”的性质，不能让对手有任何的得逞，在一处得逞就意味着全盘皆输；只有把对手置于死地，才会有安全感；在制订战略目标和对威胁做出反应时，容易忽视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在战略上过度扩张，而难以掌握进退。我们可以看到，因美国追求绝对安全所引起的这些战略上的基本特点几乎贯穿于整个冷战，并且在冷战结束之后继续在发挥作用。小布什政府执政以来搞的“国防转型”[2]、“大中东计划”和发动对伊拉克战争，说到底都是对绝对安全的追求。然而，在整个冷战的过程中，似乎只有一个时期是例外，那就是从1969年起到1975年的尼克松执政时期，他所推行的“缓和”战略的一个根本特点，在战略理念上所追求的是相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这种战略思维对美国可以说是整个冷战过程中的一个“异数”。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推行“缓和”战略的过程中，美国重建了世界均势，扭转了在战略上的被动地位。这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与追求相对安全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对此，并未见学界有过深入的分析。我们更关心的是，像这样一种战略思维，对美国来说只是因执政者而异的昙花一现，还是可能成为决定美国战略的基本逻辑之一，在今后一定的条件下仍然发挥作用？从这样的问题出发，我们来解读尼克松时期的“缓和”战略。

一、尼克松政府“缓和”战略出台的背景

“缓和”战略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产物。与以往咄咄逼人的美国战略态势相比较，尼克松时期的“缓和”战略要收敛得多。造成这种态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战略地位下降。尼克松以后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美国战略优势的丧失，更有切肤之痛：上届政府致力于同苏联限制战略武器的政策并不成功。美国愿意放弃战略优势，以换取均等和有把握的确保相互摧毁为基础的相互威慑关系。但这种做法的结果反而使苏联的战略能力迎头赶上。到1969年，已清楚地显示苏联战略力量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美国的陆基威慑力量。[3] 美国的另一个困境是深陷越南战争之中，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军力、财力，而且导致国内发生严重的分裂和反战运动。它使美国在世界上的战略行动能力、威望和国内的自信心都遭到严重破坏。重新评估国际形势，重新评估美国的外交政策成为尼克松政府的头等大事。

在美国陷入困境的同时，世界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西方世界，西欧和日本经济经历战后的恢复期之后，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西欧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发展成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金融集团，它的外汇和黄金储备都占西方世界的一半以上。日本在“吉田路线”下，正在经历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西方阵营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同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西欧出现了经济联合的趋势，1970年10月，欧共体外长通过了《关于欧洲政治统一的报告》，认为走向政治联合的最佳选择是外交政策的协调，以向全世界表明欧洲负有政治使命。欧共体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提高。[4]

在欧洲，法国政府坚持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力量，并于1960年掌握了核武器；戴高乐政府对北约强调法国自己的独立性，不再参加北约统一的指挥部，法国军队也不受北约的指挥；并不顾美国的阻拦，于1964年率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同苏联的关系上，戴高乐政府采取“缓和、谅解、合作”的政策，主张在欧洲范围内开展同苏联的合作，采取实际步骤与苏联实行缓和。[5]

联邦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也把缓和作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表示愿意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改善关系。在勃兰特政府执政期内所推行的“新东方”政策，追求欧洲的和平秩序和德国的重新统一的目标，实现和与民主德国的和解，承认战后欧洲边界的现实，改善了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6]

另一方面，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联一方面对西方国家举起了“缓和”的旗帜，另一方面又进行战略扩张。对于世界的战略态势，勃列日涅夫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充满矛盾，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在加深。苏联有条件通过缓和来同美国进行两种意识形态的和平竞赛。缓和即是与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共处的方针，这被勃列日涅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性方针，是苏联外交的长远战略。[7] 苏联利用缓和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目的是为了使力量对比发生根本的变化，从而能够按照苏联的意愿来决定未来世界的走向。

在同西方搞缓和的同时，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又搞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以“有限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大国特殊责任论”为由，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1968年，苏联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干涉其内政。20世纪60年代是中苏关系从交恶走向对抗的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这种变化，对美国又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战略机遇。

“缓和”战略是尼克松政府对当时美国所面临的既困难，又复杂的战略挑战，以及他们所观察到的机遇在战略上的回应。[8]

二、尼克松政府“缓和”战略的具体内容

尼克松曾把1969年7月25日在关岛就亚洲政策的谈话称为“尼克松主义”。[9] 因此时殷弘把“尼克松主义”作为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的概括。[10] 他 对“尼克松主义” 观察的角度是：美国贯穿于整个冷战过程的基本矛盾是称霸世界和力量不足。[11] 他认为，尼克松主义是一种以战略态势的收缩为基本标志的策略的变化，是尼克松政府为解决美国在海外过度扩张，对盟友承担过多义务的策略性调整，以使美国的能力与所承担的义务之间重新达到平衡。从结果来看，尼克松政府实现了从越南的撤军，把战略重点转到抗衡苏联上来；推行了多极均势外交，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促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力量的改组，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地位。[12]

应该说，追求称霸和保持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其拥有的战略资源之间的平衡，确实是尼克松“缓和”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它还不足以反映“缓和”从战略的基本理念到实现途径上的一些重要变化。

美国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非常重视尼克松和基辛格联合推行的“缓和”战略的意义。在他看来，冷战以来，在连续不断的紧急事态中，过去的美国政府往往认为所有利益都至关紧要，所有威胁都极端危险，所有承诺都必须可信。结果，将美国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对利益轻重缓急的客观判断，陷入了对威胁过度反应的境地。[13] 自冷战以来，“遏制共产主义”本身已成为一种利益，而不管共产主义究竟可能以什么方式挑战美国的安全。威胁已被听任来决定利益。尼克松和基辛格所做的是形成一种独立于威胁的利益观念，然后根据利益来界定威胁。[14] 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美国所需要的安全利益是国际权势的均势，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既然美国独自实现均势的力量有限，就需要与社会制度不同甚至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不同的国家合作，只要双方能找到在实现全球均势的共同利益。

根据这样的利益观，尼克松和基辛格重新把苏联作为最主要的威胁。因为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看来，对于维系美国利益的世界力量的均势来说，只有苏联集挑战的能力与动机于一身。[15] 从而，从全世界来看，尼克松和基辛格能够把越南的问题重新放到“一个大陆上的一个小半岛”[16] 的地位，回过头来集中关注全球性问题，重新把与苏联的关系作为重中之重。对安全利益的重新界定导致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威胁的重新界定，从而形成遏制战略在新的时空背景下的形态――“缓和（détente）”。

三、解读尼克松政府的“缓和”战略：追求相对安全还是绝对安全？

部分是由于尼克松－基辛格推行“缓和”战略的行事风格，很像搞秘密外交，有悖于美国人所长期习惯的政治理念；部分是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推行“缓和”战略所基于的“国家利益”的理念，与大多数美国人所习惯的以推进“自由”为目标的“普遍主义”外交 [17] 格格不入，结果导致美国的政治圈、政策圈、学术圈里对他们的“缓和”战略毁誉参半，指责多于支持。很显然，评论“缓和”战略的是与非对持有不同观念的人必然会见仁见智。我们关心的是，“缓和”战略作为在冷战的过程中所出现过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形态，究竟对理解美国战略的基本要素和基本逻辑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在未来的美国战略中，这些基本的要素和信息是否会再次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解读尼克松－基辛格的“缓和”战略。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尼克松是一个坚定的冷战派。如果深究其思想根源的话，他在对“自由”的追求上，在信奉普遍主义上，并不亚于当年的杜鲁门和艾森豪维尔。但同时也必须看到，采取“缓和”战略并不是尼克松政府迫于形势而采取的妥协，或对冷战抱有幻想而对苏联的一厢情愿，而是一种高度的战略理性。从国际局势来看，尼克松把苏联与中国的分裂看作是二战以来“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18] 这种分裂使得从中美双方来看，和解是绝对必要的，从而给了美国可以重塑地缘政治格局的机会，特别是对于重新构建均势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对整个局势评估的结果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通过重新构建战略均势，来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通过和平竞赛，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19] 尼克松所找到的“不战而胜”的途径就是“缓和”。因此，理解“缓和”战略的要点是，这是一个进取型，而不是退守型的战略。

“缓和”是什么呢？尼克松认为，“缓和提供了一种手段，使我们能够和平地解决那些可以消除的分歧，而容忍那些难以克服的分歧。”[20] 在尼克松看来，“缓和”最终是要构建一个和平的结构，这就要恢复力量的平衡，进行军备控制谈判，通过严格控制的东西方贸易来发挥西方的经济力量，鼓励苏联走向和平，还要求确定一个谈判和最高级会谈的进程，把这些内容都纳入现实的和平结构中去。[21] 从中也可以看出，“缓和”是一个综合性，有明确目标和系统的路径的战略。

在战略上“缓和”所具有的重要特点，那就是把美国的战略目标从追求绝对安全改变为追求相对安全。在这里，相对安全才是一种不同以往的思维方式，和一种区别于冷战以来美国所实行战略中的逻辑。

具有最明确的相对安全的思想的是基辛格。1954年，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瑟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就不仅讨论了19世纪初欧洲“神圣同盟”时期的均势与和平的关系，而且把对和平的认识从均势上升到相对安全，提出了对国际关系认识的哲学概括。在基辛格看来，一个大国如果认为现存在国际体系是不公正的，它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是“革命性”的，最终会要求改变这个国际体系。对于这样国家的未来来说，会认为没有东西可以使它放心。只有绝对的安全，即把对手中立化，才是安全充分的保证，这样一个国家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就意味这所有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22] 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基辛格领悟到对追求绝对安全的不可取，在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只有追求相对安全才是合理的这样一个基本逻辑。

正因为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深刻把握，基辛格在步入政坛的时候，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理解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理念：“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23] 基辛格把建立均势作为“缓和”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并不把“缓和”战略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建立均势，而是要超越均势，迈向一种可信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之所以能够稳定，是因为要与苏联之间形成“共同克制和共处习惯以及到头来合作习惯”。[24] 他相信即使是在国家利益相竞争的国家之间，也有可能建立一种国际体系的成员追求相对安全，共同克制、共处和合作国际秩序，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和平。

尼克松、基辛格都不否认国家的安全要靠世界力量的均衡，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但他们又都相信和平不能全靠这种均衡，而主张在实现力量均势的同时建立一种能保障和平的国际体制。“缓和”是构建这种国际体制的路径，而不仅仅是减少美国所负担的义务，摆脱从越南战争中的困境。而要建立一个能保障和平的国际体制，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美国本身所追求的应该是相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尼克松很明确的讲到了这一点：

“必须打开通向现实的和平的大门，打开这扇们需要有两把钥匙，一把在美国手上；另一把在苏联手上。除非两个超级大国建立起新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关系，否则本世纪内不可能实现现实的世界和平。”[25]

在这里，尼克松讲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就是相对安全的观念。它有别于“你死我活”的绝对安全的观念。这种相对安全观，也是基辛格所说的“共同克制和共处习惯以及到头来合作习惯”的形成。要达成这样一种目标，就不能以另一个国家的相对不安全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安全。这种相对安全的战略目标，出现在美国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与整个冷战过程美国所秉持的战略理念显得不那么协调。

四、“相对安全”作为战略理念出现的条件

纵观整个冷战过程，可以发现美国以相对安全的观念来指导国家安全战略形成的时期十分短暂，只有在尼克松－基辛格合作的时期。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背后都没有摆脱基于用美国人的理念来改造整个世界的“普遍主义”，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绝对安全”的影子。值得我们讨论的是，什么原因使得相对安全能够在70年代前期成为主导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观念，以及这样的观念是否今后还会主导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在尼克松时代，接受相对安全的观念有着客观的条件：

首先，美国失去在战略武器竞争中的明显优势，是美国领导人能够接受相对安全的重要条件。[26]

其次，美国过度的战略扩张和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使美国受到伤害，美国必须摆脱这种困境。这种严酷的现实使得任何一个现实的美国领导人都不能视而不见。

第三，在核武器时代，对超级大国来说，使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相互间的争执已经不合时宜，因为这必然会导致核战争，“那就意味着我们现有文明的中断。”[27] 美国必须要寻找“不战而胜”的其他战略途径。

第四，苏联正在实行“缓和”政策。苏联的三大外交目标使得美国认为实现美苏之间的缓和具有可能性。[28]

第五，美国在欧洲的盟国也在开展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缓和”外交，缓和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尼克松指出，“从东方到西方得缓和之风是如此之强，除了联邦德国之外，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不再害怕来自东部的威胁了。” [29] 在制订战略的时候如果忽视这一点，美国就可能脱离盟国而被孤立。

第六，在中苏分裂的条件下，“缓和”使得美国在外交上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可以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来形成美中苏的三角关系和新的世界多极格局，实现有利于美国的新的均势。

在所有这些因素中，不管是谁执政，对于美国所面临的战略挑战都必须做出反应。可以认为，或迟或早，自觉的或被动的美国都会做出战略收缩的调整。但是，对于苏联实行“缓和”的对外政策目标的认知，并准备与苏联进行互动；对于中苏分裂和其中可能蕴藏战略机遇的洞见，是需要美国战略的决策者的主观条件的，也就是说，只有决策者在头脑中不仅已经有了对新的战略态势的追求，而且也有了新的战略思维，才能对这种国际关系中的变化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识别和抓住其中的战略机遇。

这里就必须注意到实行“缓和”战略的主观条件，即尼克松和基辛格所具有的战略素养。我们看到，尼克松－基辛格的“缓和”战略不只意味着战略收缩，更重要的是做了进取性的整体战略思维的调整，在坚持最终要战胜苏联的目标下，引入了允许在现阶段和平共处，甚至合作的思维。如果没有这样的思维，尼克松和基辛格可以进行战略收缩，但要迈出与中国的缓和，实现构建多极格局的世界态势是非常困难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从冷战的双方来看，美国要高明于苏联。从20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苏联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失去了中国，而美国则把中国从“对手”转化为“伙伴”，从而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不管美国的战略界和历史学界对“缓和”战略如何评价，没有当年中美之间的缓和，整个冷战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这种战略上态势的转变来源于战略的调整，而战略的调整又与决策者的战略素养是分不开的。

从决策者的战略素养来评价尼克松与基辛格，就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缓和”战略是依赖于决策者个人素养的一种偶然现象，还是对美国来说具有必然性的调整？

比较容易评价的是基辛格。作为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他没有那么强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他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与一般美国人的思维不同，不是从信仰和意识形态出发来认识世界，而是承认权力是国际关系中最根本的动因，把均势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合意”状态与和平能够实现的依托。在这样的知识背景和世界观的背后，基辛格持有相对安全的观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尼克松。像尼克松那样一个老的“斗士”，在艾森豪维尔时期就以副总统的身份参与美国行政当局，坚定地执行当时的冷战政策，也是在“普遍主义”和“绝对安全”的思潮中长期打滚的人，怎么能在1969年执政之后，转变为可以接受相对安全的战略观念呢？如果把相对安全的观念和同时尼克松所持有的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普遍主义”放在一起，会形成强烈的反差。确实，强调相对安全的和极端强调意识形态的是同一个尼克松。这种两个如同水火的战略思维，如何在尼克松身上得到统一呢？对于尼克松这种在战略上的双重人格，可以用一种思想来加以统一，那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可以把信仰、意识形态与实际的政策相区别，对国家安全可以按照“有利”的原则，而不是按照意识形态的原则来制订政策。尼克松的这样一段话可以为他作为实用主义者提供根据：“这是一个新思想的世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这些激动人心，导致革命的思想在二战后已经失去了推动力。正如伊朗国王所说，新一代已经不再对任何主义感兴趣。在铁幕两边所有国家的年轻人都在探索一种新的宗教。如果有什么思想可以照亮它们的话，那就是实用主义：‘什么会有用。’” [30]

在尼克松看来，这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时代。什么东西会有用？这也是尼克松思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他从美国的战略处境出发来寻找出路，接受了相对安全的观念和设计了 “缓和”战略。也正是实用主义的立场，使他能够从具有不同的战略倾向和主张的“策士”中，偏偏青睐意识形态倾向非常淡化的基辛格，因为基辛格所能提供的思想和行动能力，能满足尼克松在实用主义基础上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追求。尼克松身上两个相矛盾的战略人格因实用主义而得到对立的统一，对现实的国际环境作出理性的战略回应。而尼克松的实用主义，也为基辛格提供了一个“英雄可用武之地”的平台，两人珠联璧合地演出了美国冷战史中以“缓和”为代表的一幕。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缓和”战略，其中最为精彩的是中美之间的缓和。

中美之间已互不来往20年之久，在意识形态上彼此极端对立。而尼克松则认为，把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排除在美国的外交考虑之外，等于是让美国把一只手绑在背后到国际上运作。增加美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将使莫斯科立场转化，而非趋于强硬。[31] 特别是1969年中苏发生冲突之后，尼克松发现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在挑起冲突，并有吞并中国的战略意图。他意识到，如果苏联对中国实施均势干涉，将是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全球均势的最严重威胁。美国无法去冒这个可能会对世界均势带来极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尼克松又发现，苏联和中国之间相互畏惧之心，远大于对美国的畏惧，这是美国外交史上一史无前例的大好机会。[32]

尼克松所采取的在他任内最大胆的措施，是向苏联发出警告，如果进攻中国，美国不会视若无睹。[33] 正因为美国政府有了这样的态度，善于把握国际战略态势的中国领导人才能与之一拍即合，从1971年基辛格访华，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揭开了全新的一页，也使世界格局为之改观。对于一个坚持冷战的斗士尼克松来说，驱使他这样如此大手笔的作为的是实用主义。“尼克松不介意的动机是什么。他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重新主动。尼克松追求他所谓的美苏‘谈判时代’的来临以克服越南乱局，他不依靠个人关系，也不依靠苏联的回心转意，而是依靠平衡诱因，使苏联更有弹性。”[34]

基辛格在评论尼克松在对外政策上的行为时有如此说法：“尼克松是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第一位以国家利益为号召执行外交政策的美国总统。”[35] 尼克松似之所以能够选择“缓和”战略，是一种战略意识的直觉，而非理论上的指引；是对现实敏锐的把握，而非理论上的偏好，这使他能够对现实做出及时而准确的战略回应。在美国普遍主义占主流的情况下，他能够力排众议，独行其道，致力于世界均势的重建。这与其说是他具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素养，不如说是他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的倾向。实用主义是美国的传统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没有尼克松和基辛格，中美之间也迟早有一天会走出对抗，因为美国的战略和外交决策机制具有对现实做出反应的功能，实用主义或迟或早都会发生作用。只不过尼克松和基辛格更为自觉地在战略上迈出了这重大的一步，从而使美国在冷战中更快恢复了战略上的主动。

但是，仍需要指出的是，从这个尼克松执政时期所实行的“缓和”战略来看，由于实用主义而采纳的相对安全的观念对于美国的战略从过度扩张到重新争取主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持有相对安全的观念，尼克松和基辛格才有可能对国家安全的考虑进入一个新的思考模式，摆脱了战略的制订被威胁拖着走的被动局面，并尝试用建立均势和国际体系的方式来谋求对苏联的遏制。正因为安全水平和状态只能是相对的，它导致的战略思考逻辑是：最有效地使用有限的战略资源来捍卫最重要的国家利益，达到安全的目标。它就必然要求尼克松和基辛格首先必须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重新进行评估，以区分不同利益的轻重缓急；其次是必须对威胁做出重新评估，确认了苏联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再次是必须对美国的战略资源的有限性有了深刻的认识，这是实行战略收缩的重要根据。在明确的建立均势和国际体系的思路下，尼克松和基辛格就有可能主动地利用中苏之间的分裂和冲突，重构多极化的世界均势。从实现“缓和”的结果来看，美国不仅因从越南撤军实现了战略收缩，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因为重新界定威胁，将中国化敌为友，使美国减少了敌人，从而能够卸下包袱，取得主动。这种战略态势，并不只因美国主观上希望实现战略收缩，更是在改变与对手力量对比中的主动作为。可以说，没有相对安全观念的确立，美国难以在战略思考上取得那样大的回旋余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缓和”战略的出现既有偶然性，也并不完全偶然。尼克松的上台和基辛格的合作确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从整个世界局势演变的大背景来看，“缓和”战略又不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个人的搭配组合下所出现的一种偶然的政策选择，而是一种符合国际形势，符合当时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从而成为美国战略与对外政策思想脉流中的一条不大，但非常重要的分支。由于美国历史上出现过重要的现实主义的理论，[36] 由于美国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的思想基础，由于美国具有尼克松－基辛格时期“缓和”战略的经验，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形势所迫，美国不得不接受相对安全的观念，来重新看待世界和考虑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话，这个国家仍然会产生出新的领导人，把战略思考的基线再次退到多极格局和均势的构建，在各大国之间纵横捭阖，力图去营造出一个建立在相对安全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当然，如果这种形势出现的话，也意味着美国将永远地失去称霸世界的地位，逐步由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回到世界性强国的地位。而这个过程，对美国人来说也将是一个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他们不得不放弃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接受一个多元的世界。

注释：

[1]“贯穿整个问题的原则就是自由。挫败克里姆林宫图谋的希望集中体现在自由战略中”。引自《政策规划室准备的研究报告草案》，1950年11月10日，附录八NSC68/1文件《自由战略》。参见Foreign Relations, 1950, Vol. I,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406.

[2] 周建明：《美国的国防转型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萧啸等译：《真正的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4] 刘金质：《冷战史》（中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08页。

[5] 同上书，第613、615页。

[6] 同上书，第619页。

[7] 同上书，第681页。

[8]“détente”（缓和）这个词本不是英语，而是法语。在欧洲国家，甚至苏联早在尼克松之间就采用了“缓和”这个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外交政策。肯尼迪也在1963年使用过这个概念来描述缓解与苏联人的紧张关系的过程。参见[美]约翰•加迪斯著，时殷弘等译：《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9] 尼克松主义由三项内容构成：“第一，我们将信守其所有的条约。第二，如果一个核国家威胁一个与我们结盟的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我们认为它的生存对我国安全至关紧要的国家的自由，我们将提供庇护。第三，在发生其他种类的侵略的场合，我们将在接到请求时根据我们的条约义务提供军事核经济援助。但是，我们将期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承担为其防务提供人力的首要责任。”参见[美]约翰•加迪斯著，时殷弘等译：《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312页。

[10] 时殷弘用“尼克松主义”来概括尼克松时期的对外战略，参见时殷弘：《尼克松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1]“美国企图称霸世界与其力量不足的矛盾贯穿于整个美国战后对外政策史，尼克松主义就是这一矛盾发展的产物。”参见时殷弘：《尼克松主义》，第4页。

[12] 同上书，第104页。

[13] [美]约翰•加迪斯著，时殷弘等译：《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293页。

[14] 同上书，第300页。

[15] 同上书，第301页。

[16] 同上书，第293页。

[17] 凯南认为，美国人所持有的“普遍主义”的方式，是指以美国人的理念来设想其他国家的人，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美国的体制，但这种做法必定将超出美国的能力，从而危及这个体制。参见[美]约翰•加迪斯著，时殷弘等译：《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27-28页。

[18]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萧啸等译：《真正的战争》，第161页。

[19]“我们要不战而胜，就必须决心以不进行战争的方式使用我们的力量。今天有一个介乎和平和战争之间的广大的中间领域，斗争将在很达程度上在这个领域决定。如果我们期望不战而胜，或者哪怕只是期望免于不战而败，那么我们就必须在这个领域内同对手交锋。”参见[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萧啸等译：《真正的战争》，第385页。

[20]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陈杨等译：《现实的和平》，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21] 同上书，第28页。

[22]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 of the Peace, 1812-1822, Sentry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7, pp.1-2.

[23] [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24] 基辛格在旧金山的演讲，1976年2月3日，转引自[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296页。

[25]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陈杨等译：《现实的和平》，第14页。

[26] 1967年6月29日尼克松在旧金山的演说中指出：20年前，美国垄断了核武器，均势优势不容置疑。即使在5年前，美国依然拥有决定性的优势。但是，今天苏联已经拥有更大当量的核武器，到70年代在导弹上已与美国旗鼓相当。中国在5年内也将拥有可供作战的核力量。Address by Richard M. Nixon to the Bohemian Club/1/, San Francisco, July 29, 1967. The Richard Nixon Library, Nixon Papers. Unclassified; Off-the-Record; Not for Publication. 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Richard Nixon Library and Birthplace, Yorba Linda, California.

[27]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陈杨等译：《现实的和平》，第1页。

[28] 尼克松指出，苏联具有三大外交目标：（1）虽然苏联仍然共产主义的国家，它的目标是要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但是，苏联人和中国人正在为谁能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而争得不可开交；（2）苏联人希望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3）苏联人希望在国内取得更多的经济进步。只要苏联人追求这三个或其中一个目标，就有可能与我们合作。Address by Richard M. Nixon to the Bohemian Club/1/, San Francisco, July 29, 1967.

[29] Address by Richard M. Nixon to the Bohemian Club/1/, San Francisco, July 29, 1967.

[30] Address by Richard M. Nixon to the Bohemian Club/1/, San Francisco, July 29, 1967.

[31]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696页。

[32] 同上书，第698页。

[33] 同上书，第699页。

[34] 同上书，第705页。

[35] 同上书，第706页。

[36]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收稿日期：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