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们的父亲――殷宏章先生

殷宏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驱，在植物生物化学、光合作用和生长发育等领域取得过重要的研究成果。殷先生很早便开始研究生长素与植物运动机理的联系，用自己发明的一种组织化学方法，阐明了磷酸化酶与植物中淀粉合成的关系。20世纪5 O年代，殷先生参与组建我国第一个光合作用研究室，致力于光合磷酸化、物质转化、群体生理等方面的研究，为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是回忆我们的父亲――殷宏章先生宏章先生诞辰100周年，《生命世界》为此特刊登殷先生子女及殷先生本人的两篇回忆性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杰出科学家的怀念。

我们的父亲殷宏章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曾祖父殷谦是贵州贵阳人，青年时在贵阳中举人，尔后只身离家，长途跋涉进京赶考。由于缺乏路费，他沿途设馆教书，以维持生活及筹集旅费。这样边走边教，花了3年的时间才到了北京。曾祖父于同治七年考取进士，现在北京孔庙的进士题名碑上还刻有他的名字。中进士后，他开始做官，并将贵阳家中的妻子及一个弟弟接到北京，从此我们殷家的这一支就落户北京了。曾祖父曾做过几任知县、知府之类的官。曾祖父在直隶(现在河北省)文安县任知县期间，与当地乡绅王家结为亲家，娶其女为二儿媳，就是我们的祖母。我们的祖父殷有济也是前清举人，曾在山东任过几处县长，擅长书法，精通医道。祖父共有兄弟3人，祖父居中，老大与老三均早逝，他们的子女随祖父母一起生活。因此我们家人口众多，加之大排行，以致我们小时也弄不清哪位是亲姑姑、亲叔叔，哪位是堂姑姑、堂叔叔。

父亲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一日(1908年10月1日)，当时祖父正在山东兖州府滋阳县知县任上。由于在三房兄弟中这是头一个男孩子，因此大加；庆贺，唱戏3天，其热闹程度可想而知。这一年光绪皇帝去世，由3岁的溥仪登基，翌年改称宣统元年。祖父也因任期已满退职，暂时客居天津，等候分配新的工作，这样就在天津住了下来。父亲于1915年进入天津直指庵小学就读。

1922年夏，父亲小学毕业后(当时_学制7年)，即考入南开中学就读，因学校离家甚远，只读了一年就退了学。为了众多孩子读书，祖父在家中聘请了两位教师，教授国文、英语及数学等。当时家中读书气氛很浓，兄弟姊妹不分男女，都认真读书，所以我们的姑姑们也都识字，有的后来还上了大学。父亲从小聪慧过人，在家学了一年，1924年就考上了南开大学预科。一年后(1925年)由预科转入理学院正科，开始学了一些数学、化学课，后对植物学发生兴趣。其时正值李继侗教授到南开大学任教，开设植物生理课，父亲是他当时唯一的学生。上课时与老师在办公桌前对座听讲，下午做实验。后来父亲对植物生理学越来越有兴趣，遂决定了一生的专业――生物生理学。1929年父亲从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获学士学位，留校任教5年，其间1933-1934年到清华大学研究院进修。

1935年，父亲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赴美国加州大学理工学院学习3年(1935-1938年)。先随植物生长素的发现者温特教授的课题学习，以后又在生物物理研究室及由系主任摩尔根主持下的生物遗传学研究室，做些生长素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两年后，获得博士学位，此时离清华大学留学的期限尚有一年多的时间。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父亲利用这段时间买了一张环美旅行的火车票，于1937年冬从洛杉矶出发，北上旧金山、波特兰，继而向东到明尼苏达、密执安、芝加哥、绮色佳、纽约等处参观访问。再南下至巴尔的摩、华盛顿，然后南下到弗吉尼亚、卡罗来纳，复西行，过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等州，到新奥尔良。再西行经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纳，回到洛杉矶。历时两个多月，先后参观了几十个城市，走访参观了十几座大学及研究所，见到许多知名教授，获益匪浅。

1938年春，父亲回到巴莎迪娜，接到北京大学的聘请及家中来信后，决定暑假按期回国。当时日军已入侵北京，并占领了南京、上海。尽管父亲的导师劝父亲留在美国工作，还有美国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希望父亲去工作，但他毅然搭乘了一条小货轮(仅能载客数人)，经南太平洋到达香港。在船上航行数周，历经辛苦，才与我们一家在香港相会。我们全家在香港停留数日，便搭乘海轮到越南海防，转乘法国人建的窄轨火车，到达昆明。此后，父亲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教授植物生理学，同时还在汤佩松主持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组兼任研究员，开展生长素应用、生物化学合成、植物生长素测定等研究工作。

1944年，父亲作为我国第一批交换教授，被邀请到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工作一年。在剑桥大学期间，主要开展了磷酸化酶的研究工作。1945年，身在国外的父亲，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欣喜万分，决定尽快结束手中工作回国。父亲回到昆明以后不久，我们全家便于1946年随西南联大复员回到北京。父亲受聘为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时年仅40岁，是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植物生理学创始人罗宗洛教授奉命去台湾接受日本人所办的台湾大学，并亲自主持和讲授了一段时间。但他不能久留，因此邀父亲前去台大代他讲授半年。“二战”期间，台大教授都是日本人，一切规章制度、课程都照搬日本大学的模式。抗战胜利后，日本人全部集中起来，准备被遣返回日，不留一个。这些日本教授认为中国没有人才，无法开课。事实上，父亲与许多学者一起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父亲不会说闽南话，就用英文讲，效果甚佳，日本教授也都服气了。父亲于1948年4～5月间结束台大工作返回北平。

1948年，父亲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李约瑟教授的聘请，要他去该组织工作一个时期。当时统治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父亲虽在几处兼课，全家仍难以糊口。考虑再三，遂决定应聘，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亚科学合作馆科学官员，协助该地区国家开展科研工作及合作交流事务，历时3年。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父亲十分兴奋。当时印度承认了我国，我国在新德里建立了大使馆。父亲常去大使馆，谈起国内建设，此时许多老友来信，谈及国内社会安定，使父亲下了决心，于1951年秋辞去联合国的工作，偕全家回国。他决心以自己的特长为新中国服务。

回国后，父亲虽然接到北京大学聘书，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动员他到上海协助罗宗洛筹建植物生理室，父亲立即启程前往上海，把我们姊弟中3个大的孩子留在北京念书。与母亲及一个小妹妹，离开人熟地熟的北京，到上海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室

从实验生物研究所划出，成立植物生理研究所。1954年，父亲出任该所副所长，后任所长，从事研究工作和研究所的业务管理及学术领导。

1983年，父亲为了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走向领导岗位，他主动向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书，提出辞去所长职务，受到T9院领导及所内员工的称赞。为此，《文汇报》(1983年2月25日)还作了详细报道与评论。辞去所长职位后他担任该所名誉所长，仍积极参加各项业务工作，继续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了优秀的科学家。

1955年，父亲当选为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曾任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第二、三届事长、理事长；《植物生理学报》和《植物生理学通讯》主编，《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进展》编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77年被评选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8年获中国科学院“从事科学工作50年”奖状，198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荣誉奖”。1992年11月病逝于上海。

父亲一生致力于植物生物化学、光合作用、植物生长发育的研究工作。

在南开大学求学时，就与李继侗老师一起发现了光照突然改变时，光合作用速度会发生瞬间变化，然后稳定到恒速。这一发现发表在英国的植物学期刊《植物学纪事》上。这个发现的意义当时并没有被人们认识。30年后他们因这个发现被认为是发现两个光化学反应系统的先驱。

30年代初，父亲开展了生长素的研究。当时植物生长素刚刚被发现不久，他的工作是国内最早的研究之一。他在生长素与叶片运动间的关系的研究是世界上开展较早的。

1940年开始，父亲在磷酸化酶等问题上进行TA量的研究工作。首先，他建立了一种组织化学方法，利用这种方法证明了在高等和低等的植物细胞质体中都存在着磷酸化酶。根据磷酸化酶的分布与淀粉形成的部位、磷酸化酶的活力与淀粉积累的速度方面的研究，他肯定了磷酸化酶在淀粉形成中的作用。其后他又对禾谷类籽粒中糖类的转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证明了籽粒成熟过程中及籽粒发芽时，糖类的转化有不同的途径，淀粉的合成与分解不是同一反应的双向进行这―研究在当时是―项创新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后期，父亲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植物的光合作用的研究上。首先从光合作用产物的积累、转化和运转上着手。他领导的小组，对水稻开花后籽粒中的物质进行了研究，搞清楚了其来源、途径，为农业生产的一些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从1959年开始，从事植物光合作用机理方面的研究，组织了国内第一个光合作用研究室，在短短几年内就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水平的研究队伍。1961年，在父亲领导下，在国际上首先最完整地从实验上证明了光合磷酸化反应是整个光合作用反应的一个组成部分。1962年，他们在世界上首先发现了在光合磷酸化过程中形成一种高能中间态。一年以后，美国科学家贾格道夫也观察到类似现象，并证明这一高能中间态就是英国科学家米切尔提到的化学渗透假说中的氢离子浓度差。米切尔于1978年获诺贝尔奖。《光合磷酸化高能态的发现》，是光合磷酸化机理的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实验依据，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认为是60年代光合磷酸化研究的两篇重要论文之一。《光合磷酸化高能态的发现》于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十分可惜，父亲开创的光合作用研究项目，在“”中被迫中断，使我国丧失了光合磷酸化方面研究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父亲十分重视将生物科学的现代技术与设备引进到植物生理学研究中来。在他的努力下，植物生理研究所在70年代建立起国内唯一的人工气候室，在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父亲对于整个生物科学的发展十分关心，对于分子遗传、细胞生理、生物固氮、环境污染等新学科都以极大的热情给予支持和促进，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

他在生物科学发展方面的思路十分宽广。在微观方面，从整体到器官、组织、细胞器以至生物膜、分子水平等；在宏观方面，从个体到群体，以至群落生态，甚至超出地球开发空间等，都有相当深的见解。早在1960年，他提出了送植物和高等生物上天的设想，在宇宙中创建一个植物能生长并供给人们食物的小世界，为宇宙旅行、开发天体创造条件。为此，他提出需要开展空间模拟实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专题研究，有许多单位在展开这项工作。

父亲在培养人才方面，有他独特的见解和方法。他通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培养干部的4条经验。一是重视对科技人员的基本功训练，他说：“搞科学研究好比跳芭蕾舞，必须先学会用脚尖走路。”二是导师要领导学生入“门”。“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个人的奋斗很重要，是起决定作用的，但导师要领他入门，入门后放手让他去闯。三是对学生要进行诱导。无论在学术讨论会上，还是在研究工作中，都要启发学生的思路，即使他们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也不妨让他们走点弯路，碰壁后自己纠正，取得经验，举一反三。四是看苗施肥，因才施教。针对学生各自的特点，使用不同的培养方法，使个人的所长得到充分的展现。这些培养方法，旨在使学生潜移默化，融汇贯通。正如他在1962年写的《导师、教师、师傅》一文中所说：“培养者并不觉得是在培养，被培养者也在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

(责编　景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