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负心戏中负心男子的形象对比

张协、蔡二郎、蔡伯喈，这三位负心男子的形象在许多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但这四个人物形象有各有各的个性。

《张协状元》中，张协与贫女的婚姻之初其实是建立了一个不公平的因素之上，两人结婚时因贫女救了张协并为他筹钱进京赶考，而张协则心存感激，并不是出于两人的真心相爱。这一点其实也为张协之后的恶毒行为找到了一定的理由。

蔡二郎得中状元，但却弃亲背妇，自愿入赘相府；妻子赵贞女在家乡独自侍奉公婆。饥荒年岁，公婆不幸饿死，赵贞女祝发买葬，又罗裙包土，自筑坟台。也许是感动了上天，空中降下一面琵琶，赵贞女身背琵琶，上京寻夫。但是，蔡二郎不仅不与赵贞女相认，还企图谋害赵贞女。最后，蔡二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暴雷劈死。作品中的蔡二郎无情无义，但作者在结局的处理上却与大团圆的张协和贫女不相同，作者安排一个恶有恶报的结局，反映了广大底层民众对贫寒书生发迹而不忘本、身贵而不忘旧的要求。

而《琵琶记》中的蔡伯喈却是受父亲之命被迫进京赶考，作者突出的表现了当时文人必经的仕途之路以及这条路给他们带来的悲剧人生，这样不仅提高了作品的悲剧价值，更提高了蔡伯喈的形象，“忠”与“孝”两者的矛盾在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也可以说，“全忠全孝”的蔡伯喈的确是并不怎样忠的。“日晏下彤闱，平明登紫阁；何如在书案，快哉天下乐！”这样的心情居然还是出现在他因为想念父母而愁眉不展的时候，然而他感到快乐的却仍然是读书的生活。这就说明了他仍然仅是一个书生。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更直接说出“我穿的是紫罗栏，倒拘束得我不自在；我穿的是皂朝靴，怎敢胡去踹”。这真切地表现了封建社会里的那些对仕宦淡泊的读书人的共同心理。

从《赵贞女》到《琵琶记》来看蔡二郎和蔡伯喈人物形象。《琵琶记》不仅仅是简单变动了原剧的结局，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全新的思想。高明笔下的蔡伯喈是一个“甘守清贫，力行孝道”的孝子，他真诚地认为“真乐在田园，何必当今公与侯”？但蔡父不顾他的意愿，强迫他上京赴考以“改换门闾”。蔡伯喈考中状元后，牛丞相以不得违背圣旨为由，挟君命和权势逼迫他入赘相府。最后蔡伯喈向皇帝请求辞官，仍被皇帝驳回。蔡伯喈辞考不从、辞婚不从、辞官不从，无法照顾家庭、奉养父母，“三不从”最终“做成灾祸天来大”，他的父母在饥荒中相继死去。《琵琶记》里的蔡伯喈完全不同于《赵贞女蔡二郎》中那个变泰负心的书生，高明满怀同情之心来刻画蔡伯喈的形象，谢柏梁教授在他的著述中这样说：“他（蔡伯喈）透过风光富贵的背后，抒写出生命存在的极其无奈且无所不在的大悲凉。这种生存困惑与悲凉感受集中体现在蔡伯喈身上，使得他成为一位极其悲哀而又位居要津的外甜心苦式悲剧主人公。” 这句话点出了蔡伯喈的矛盾、痛苦和无可奈何，写出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琵琶记》第四出中，他甚至说：“但得你三鼎无牲供朝夕，我便是死呵，一灵儿总是喜。” 所以蔡伯喈在考取功名利禄这件事情上本身面临两难的选择。而蔡伯喈作为一个封建礼教下的书生面对这种冲突必然是委屈退让的，所以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封建礼教带给人的一种无奈和冷酷。

《琵琶记》第十二出中，蔡伯喈：“谁知逗留在此，竟然不归”。“争耐父母年老，安可久留他乡？天哪，知我父母安否如何？知我妻室如何看待我的父母？待自己上表辞官，又未知圣旨如何？” 听到丞相派人议婚，更是心乱如麻，怕为此而不能辞官去侍奉父母。其实蔡伯喈心中，当然是以孝为先，也正是因为孝，才使得他面对问题是犹豫延宕，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他性格中畏惧的一面。但他最大的悲哀便是他苦苦笑着孝敬父母时，家中的灾难已经发生了，陈留郡哀声遍野，蔡伯喈的父母双双撒手人寰。同时也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这种软弱性格与他恪守礼教伦理观念紧密相关。他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但封建伦理本身难周全的矛盾却使他无所适从。从君从父的伦理要求，使他难以违抗；家庭的灾难，又使他难辞其咎。所以他始终处于夹缝之中，难以两全。这一点更是突出蔡伯喈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正如徐渭评价：“《琵琶》一书，纯是写怨。蔡母怨蔡公，蔡公怨儿子，赵氏怨夫婿，牛氏怨严亲，伯喈怨试、怨婚、怨及第，殆极乎怨之致矣”。应该说以“怨”字来作为这部作品人物心理活动描述是很恰当的，但也应当仔细去分辨这个“怨”字的核心所指，谢柏梁教授这样分析： “如果把嘲骂的全部矛头都对准蔡伯喈，就极大地曲解了高明关于生存苦恼的描摹，无奈有悔的苦心。徐渭的怨之致，在于伯喈怨试、怨婚、怨及第背后对于封建科考制度、裙带婚姻和长官意志的深层抱怨，在于封建社会以荣华富贵的表面形式，极其冷酷地限制剥夺来蔡伯喈正常的人情孝心乃至夫妻之欢、天伦之乐，破坏了普通人家的正常生活，导致了父母双亡、娇妻乞讨等种种灾难性变故”。

《琵琶记》中的蔡伯喈，揭示了“忠”和“孝”的内在冲突，恰恰反映了知识阶层在维护家庭和服务于政权之间常常会出现两难的选择。如此看来，《琵琶记》不仅仅是在塑造蔡伯喈这一人物形象，更是借这个人讽刺了当时的封建制度，更能从本质上揭露男子负心的原因。《赵贞女》的悲剧设置主要是针对男子负心，是蔡二郎对道德伦理观的轻蔑与对抗，从封建礼教的道德伦理观看，赵贞女可以称得上是贞节烈女，但她终究落得如此下场。而《琵琶记》的悲剧设置的侧重点则不同，它主要突出的是封建礼教对赵五娘甚至是蔡伯喈的摧残，是封建科举制度对人的摧残。其实高明的《琵琶记》继承了《赵贞女蔡二郎》中赵贞女的贞烈，但他对蔡伯喈的塑造却是一个“忠孝”的形象，其实是对封建礼教的内涵更进一步的深化。

参考文献：

[1]谢柏梁.世界古典悲剧史[M].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4：174.

[2]高明.琵琶记[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3]高明.琵琶记[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作者简历：

任婷婷（1988-），女，山东淄博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2011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