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中美建交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强大阵营的政府经济代表团”――它将讨论哪些议题？

11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为落实主席同布什总统今年8月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将于12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将分别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的部长和高官将与会。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目前元首会晤以外，层级最高、领域最广的中美双边对话机制。首次对话的美国代表团堪称“豪华阵容”。保尔森、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劳工部长赵小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莱维特、能源部长博德曼、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环境保护署署长约翰逊等多位内阁部长，几乎囊括了布什政府的所有重量级阁员。此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将随行，这也是他首次正式访华。

“中美建交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强大阵营的政府经济代表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美关系高级研究员黄靖向《财经》记者说。

各方分析认为，美方如此高规格的访问，显示出美国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的战略调整。同时，这也是有着深厚中国情结的保尔森自出任财长以来，为改善中美经济关系而做的一个重要努力。

“保尔森效应”

2006年9月20日，在新加坡参加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后，保尔森直飞北京，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作为首次访华的重要成果，保尔森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正式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这一对话机制将主要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及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对话一年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同时，中美两国在此之前建立的中美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和科技联委会等现有双边对话、磋商机制，将维持不变。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给《财经》年刊《2007：预测与战略》撰文中提到， 这一对话机制是美国对外经济领域内的首创。其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双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预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将在今后的中美关系中唱主角。”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在这之前，由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主导的中美战略对话虽仍继续，但热度已经降低。中美第一次战略对话启动于2005年8月1日，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戴秉国与美方佐利克在北京共同主持。随后，两人又于2005年12月7日至8日在华盛顿主持了第二轮对话。

佐利克是布什政府的资深高级官员，曾担任贸易代表一职，转任常务副国务卿后，是布什政府中美关系的实际主管官员，在其任上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秩序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一说。他于今年早些时候离开布什政府，加入高盛集团，正值时任高盛集团CEO的保尔森入阁前后。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中枢由此大变，迅速转到了保尔森领衔的财政部。

第三次中美战略对话已于今年11月8日在京低调举行，由中国副外长杨洁篪与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伯恩斯共同主持。

金灿荣认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战略对话侧重点虽然不同，但有共通之处，而前者更多地留下了保尔森个人的痕迹。由财政部取代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中唱主角，这在以往的中美关系交往中尚无前例。

中美之间过去的接触，除了元首级会晤，多停留在单个部门之间，往往局限于该部门的具体事务，如贸易纠纷，缺少跨部门、综合性的协调；而单个部门又往往受部门利益及所服务对象的影响，难以从全局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产生，意在提升两国接触的高度和广度，形成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直达最高层的对话通道和协调机制。

“这次这么多美方高官齐聚北京，意义非同寻常。”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向《财经》记者说。

美国政坛剧变之后

与此同时，这次对话也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全面失利、一举夺回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后的首次中美经贸沟通，其重要性更显突出。与共和党相比，向来被认为在对华经贸关系上持较为强硬的立场。保尔森需要向占多数的新国会表明，他们有一套可行的对华战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美关系高级研究员黄靖认为，美国国会控制权发生变化，使得把握中美经贸关系对布什政府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会。一方面，共和党成为国会少数党之后，保守派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站出来批评，比过往少了几分顾忌；另一方面，如果布什政府能在对华经贸政策上得分，不仅可以防止来自共和党保守派的攻击，还有机会争取议员，成功分化阵营。“从长期来看，成功处理中国问题，有可能成为布什留下的历史遗产。”

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则认为，在中期选举中全面获胜后，在贸易上将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的做法。中美展开战略经济对话，正反映了目前中美经济矛盾比较突出。保尔森此行的目的正是希望缓解中美经贸关系，为明年1月初国会的全面正式运作奠定基础，作“预防性危机处理”。

长期战略和短期问题

据悉，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在吴仪和保尔森的主持下，中美双方对口部门将举行“若干会议”。中方由财政部牵头，成员包括外交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农业部、卫生部、信息产业部等多个政府部门高官。双方将讨论包括确保全球增长的持续、中国经济发展和进一步融合到世界贸易体系，如何稳定能源市场，以及开展环境合作等在内的一系列议题。中国国家主席、总理将分别会见来访的美国代表团。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看来，此次对话不限于经济问题，还有一些能源、环保、劳工等全球性问题，表明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礼仪和表面文章。“如今，经贸关系和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占据着中美关系很大的分量，此次战略经济对话将达到更深更高的层次。”他说。

保尔森在11月17日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亦特别谈到即将举行的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将是我们之间的第一轮战略经济对话。我们是从长期的角度出发，通过这种更具战略性的长期的对话，解决一些真正的实质性问题；而在一些短期问题上加强接触，我们双方也会增强信心。”

不过，令保尔森感到沮丧的是，外界的关注焦点仍集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特别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受邀加入，更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想象空间。

人民币汇率是目前美国国内关注的一个焦点。12月4日，保尔森、施瓦布及古铁雷斯与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National Asso ciation of Manufacturers）举行了闭门座谈会。该协会国际商业事务主任帕蕾西米尔斯（Patricia Mears）在座谈会后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他们与保尔森谈的第一个议题就是汇率。“美国制造业者对这个议题的关心持续高涨。”

米尔斯说，大家的声音高度一致――希望在汇率问题上看到一些较大的变化。因为他们担心保尔森访华之后如果什么也没发生，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就会出台，“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这正是保尔森所担忧的。他曾在9月下旬访华时表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非着眼于解决具体的短期问题，也并非以结果为导向。他担心美国花太多的时间在双边贸易议题上。

不过，早在那次访问中，就曾产生所谓的“保尔森效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两周内迅速创出新高。此次保尔森的12月之行阵容如此强大，又一次诱发了市场有关中国会在人民币汇率上“给面子”的遐想，形成所谓的“保-伯效应”。

不过，这种应景式的效应，显然并非保尔森所寻求的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蒂莫西亚当斯9月初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曾表示，在建立弹性和市场化汇率机制上，中美的基本观点并无原则性分歧，只是对实施速度有不同的看法。“我知道，在中国国内，有人担心改革过快会带来危机；但是改革过慢所带来的危险，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由保尔森领导的美国财政部在对华议题上，已经将重点由传统的汇率问题转向第二个支柱――金融系统改革。亚当斯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亦表示，美国财政部提倡中国实行“三个支柱”，即汇率改革、金融系统改革、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导向到消费导向的转型三者并行。亚当斯说，中国金融系统改革不应当以WTO的最低开放要求为准，而应参照国内经济的实际需要。

保尔森在不久前接受美国《财富》杂志专访时，亦谈到中国汇率问题。他表示，他鼓励中国同行“更快地行动开放资本市场以引入竞争”。

保尔森说，如果中国想要在附加值链条上向上转移――从低附加值产品的制造转向更为复杂的经济，中国需要有一个“灵活的，能反映经济现实的汇率”。

管理预期

对于此次由保尔森率领高规格的代表团到访北京，中国国内的分析人士大都认为，这次对话主要是为长远发展计，短期问题很难通过一次对话解决，不应抱有太高的期望。

“此次对话不是以解决具体经济问题或为达成经济方面某些具体成果为主要目的，而是为了双方今后在经济领域内进行平等友好的对话创造良好的环境，属于战略性的对话机制。”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因此，不可对此次战略经济对话能实质性地解决目前的中美经贸问题抱有太大的希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牛新春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这次对话所涉议题都“不是新问题”，只是与此前的各种对话机制相比级别较高。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则相信，此次对话本身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姿态。“但具体的成果，要按照美国所期望的目标来让中国进行调整，进行所谓的改革，不会一下子通过这次对话实现。这是不应该期待的。”

据悉，中美双方都为首次对话准备了一个单子。其中，中方的诉求重点，包括市场经济地位、高科技出口限制及签证等。不过，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双方将很难在重大议题上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但有可能在一些小的议题上达成共识，如支持中国加入多边区域性发展银行、放松跨境投资限制等。

外界最为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被认为可能不会出现在公开的声明中，“双方更倾向于私下里谈论这个问题。”一位专家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