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潜规则左右源于制度和监督“缺席”

综观近期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和已经宣判的打虎案，大致呈现了下述几个特点：

首先，串案、窝案、案中案明显增多，腐败分子结成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次，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元。在曾经轰动一时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案中，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同时失踪外逃，他们共挪用公款4.82亿美元；中石化原总经理、原董事长受贿1.95亿余元，公开资料显示，单笔最高受贿金额达1.6亿元，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单笔受贿金额之最。

再次，腐败问题往往伴随着作风问题而出现。原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一案尤为典型。据言，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

再次，渎职贪腐并发。除了上述特点外，贪腐案件还呈现“渎职贪腐并发”之特征。包括、等人的案件，除了，都有一项关于罪的指控或判决。从法理和犯罪嫌疑心理的角度上讲，渎职侵权案件与贪腐案件并发的几率很高。

最后，作案手段隐秘。贪污贿赂犯罪日趋隐蔽化，犯罪分子作案前往往经过精心策划，作案后千方百计掩盖罪责，更加难以发现和认定，郭有明贪腐案件的作案手段隐秘长达八年之久，且他本人警惕性高，几乎没有向开发商们索取一分钱，大多数是通过秘密渠道（其特定人）暗度陈仓，进行权钱交易。

针对腐败案件的解决对策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开展警示教育。第二，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形成良性权力运行机制。 第三，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第四，完善制约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监督体系，借助制度笼子和公众监督，加强监管，压缩公职人员尤其是“裸官”的腐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