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道德失范原因探析

摘要：道德失范是当代中国社会不争的事实，其原因纷繁复杂，但我们仍能发现两大主要原因，即文化供给不足和制度公正缺失。文化供给的重要作用在于为伦理道德体系提供道德形而上学，而制度建设的目的则在于为公众良好德性的培育以及对伦理道德规范的持守提供保障，只有这两者相辅相成才有助于发挥道德规范的社会调节作用。因此，中国当前的道德建设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的进展。

关键词：道德失范；文化供给；制度公正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071-03

在当前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道德失范是不争的事实，它表现为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官德和社会公德等诸方面的陷溺与危机。不过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归罪于社会转型所遭遇的通则，因为自近代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就不再是原系统内的自演变，而是“古”、“今”、“中”、“外”的整合运作，从而充满了复杂性和不可预期性，这无疑是对我们主观能动性的极大考验。而当代中国诸多道德问题的出现、凸显，正是衍生自这种复杂的社会转型因素。回顾以往，学界对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失范的研究一度局限在伦理道德系统内部，过多强调对道德规范的研究与制定。然而道德绝不是单纯的、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是整个社会生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且与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相联互动、彼此影响，因此，孤立的研究得不出真知，对解决问题亦是无济于事。只有将当代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置于转型期间的社会生态中考察，才能找到造成道德失范的主因及其解决之道。可以断言，社会转型期的文化供给不足和制度公正缺失是导致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失范的两大主因。

一、文化供给不足

目前有关道德失范的讨论多着眼在制度视域，而对伦理道德体系的文化供给（主要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重视不够，这表现为制度公正理论、规范伦理学一度为伦理学界所热捧。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文化供给主要构成伦理道德体系的道德形而上学部分，这属于伦理道德体系自身的问题。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一定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础部分，为整个体系中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等提供价值源泉，或者说合理性依据。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如果一定社会出现普遍地道德失范，即道德不为人们所持守，从而失去其调节作用，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其道德形而上学出现问题，或者说其合理性依据面临危机。

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伦理道德同文化其他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从历史上看，哲学和宗教往往为伦理道德提供道德形而上学，以资建构伦理体系，如儒家伦理就离不开“性”、“命”之学，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伦理离不开基督教神学，尤其宗教，为伦理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据统计，即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有的人数占全球总人口数的80%以上（无者主要在中国）。在西方社会，宗教伦理一直为维系社会稳定发挥重要的左右。即便在宗教处于弱势的中国传统社会，佛、道两教也为辅助伦理教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仍未完成，难以为当代伦理道德系统提供强力的道德形上学支撑。近代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界的主流趋势是坚决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决裂，走上了向“西”学的不归路。然而对一定国家和社会而言，其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一种相联互动的生态体系，三者间相互影响、相互供给。对异质文化的引进和学习绝非易事，首先有个文化理解问题，即须要从所引进和学习的文化的民族社会生态中来理解文化，洞悉其与所在民族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之间的关联；其次是本土化问题，即以本民族文化来转化、吸收异质文化。毋庸置疑，异质文化的理解和本土化是个艰巨的工程，而结果也往往使引进的外来文化改变了其原有的精神。而中国的状况是，一方面，传统文化遭到解构，并且这种解构未能得到现代诠释，虽然传统文化影响还在；另一方面，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引进也存在问题，从以往来看，多取实用主义态度，或是没有真正地进行文化理解而生搬硬套，或是利益集团根据自己需要来进行文化阐释，致使其精髓得不到彰显。以上种种说明，仍处在转型之中的中国文化难以为社会伦理道德提供道德形而上学的支撑，传统文化不能、西方文化亦不能，宗教更不可能。因此，文化的供给不足是导致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困境的原因之一。

二、制度公正缺失

个体善和社会善是伦理学所探讨的重要课题，它所关注的不仅是个人的德性修养如何，以及社会制度的公正与否，更着眼于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社会善和个体善通俗言之，即世道人心问题，“世道”主要指社会运作体系，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人心主要是指个体的道德意识、道德修养和道德境界等诸方面，世道与人心这两者均可以善恶来评判。

社会善与个体善的统一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二者之间相辅相成、辩证互动。但在其现实重要性上，社会善应优先于个体善，在此基础上的二者统一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关键所在。社会公正的核心内容是制度公正，制度是人设计的产物，制度是否公平、正义，不仅取决于设计者和推行者的智慧，更受其个体德性的影响；制度一旦形成并发挥作用，又构成了社会伦理环境的重要部分，这对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公众而言无疑具有了先在性，它是个体德性生长的现实土壤。我们很难想象，在恶的制度下能够造就普遍的个体之善，除非宗教在这个社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从个体德性培育和成长方面而言，社会制度公正应优先于个体的善。关于这点，马克思曾明确表达过：“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①只有在一个合乎人性的环境中，人性才能得以健康发展，毕竟人总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产物。社会制度公正优先于个体善的思想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亦得到有力论证，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的契约论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罗尔斯认为，社会的基本结构、基本制度决定着分配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方式，决定着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制度的正义状况直接制约乃至决定了社会成员个人的职责。不仅于此，罗尔斯还深入探究了个体道德感形成的心理机制，指出，一个人的友爱、同情、信任、正义感等道德心理的形成，都离不开“公正的制度背景”。②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当我们在拷问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具备美德、相互交往是否合乎道德之前，首先应当问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是否公平、合理。因此，伦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制度上的有效供给，没有制度上的公正，不管这种伦理体系是如何的精致、动听，也多陷于空洞、甚至虚伪的说教，难以触动人的心灵并为人所服膺与持守。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盖均无贫。”都是有其深刻合理性的，它们均涉及到了制度公正与个体善的关系问题。孔子这句话中的“不均”，是指社会财富、利益分配制度上的不合理、不公正，其结果就是贫富差距过大，引起社会的不安定，恶化社会伦理环境。

当然，我们强调社会制度公正优先于个体善并非为个体的不道德提供合理性，毕竟所谓社会善仅仅是指社会基本制度的公正，况且制度的建构和执行还需人来进行，离开个体的善，就算再好的制度在现实操作中也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背离了其真正的价值。社会善优先于个体善的意义在于，社会基本的公正可以为个体的生存、个体的德行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毕竟环境对个体而言具有先在性，人的成长离不开环境的影响。

我国制度公正建设力度不够，我们在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并未对“制度文明”给以足够的关注，导致现实社会生活中制度公正的缺失。而离开制度公正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很难有所成效，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在会议和书面理论上的种种构想和愿景看上去都很美，而现实却常常具有反讽意味：精神文明建设并没有提升官德，官员腐败仍很严重；也没有提高公民道德水平，至今我们在社区看到的公民道德宣传还停留在不随地吐痰、文明排队、不讲脏话等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上；也没有普遍提高公众的审美情趣并导之以正面积极的价值取向，庸俗、低俗、媚俗的事物受到热捧，许多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传媒更是丧失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在利益驱动下，对追“俗”乐此不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此，现实种种告诉我们，离开以公平正义为价值目标的制度文明建设，社会的道德建设很难取得成功。

因此，制度文明建设、制度的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道德风气纯良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因此，王炼利女士所说的“全民的道德重建是中国政改的前提”③是值得商榷的。政改属于制度文明建设，确实与公民道德（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密切，但如前述，没有制度的善很难有普遍个体的善，制度善优先于个体善，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政改是全民道德重建的前提。美国基督教哲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说的好：“社会不公正不可能单靠道德和理性的劝告就能够得到解决。社会冲突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权力分配不公正和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分配的不公正，不消除这些不公正，就不可能消除社会不道德，仅靠教育启迪理性、行为矫正或调和冲突等是不行的。”④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一定社会中的伦理道德要为广大社会公众所持守，并发挥其规范调解作用，离不开该社会的文化和制度的双重供给。文化供给是内在的，为伦理道德提供道德形上学，即合理性依据，这种文化供给有助于人们对道德规范的认可，并进一步转化为内心的道德信念，形成道德自觉；制度供给是外在的保障，为人们形成良好道德品质、持守道德规范创造社会伦理环境。

文化供给与制度供给两者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一定社会制度公正建设都离不开其文化环境，均带有相应的文化特色，没有先进合理的文化很难造就公正的制度，即便确立了先进的制度也难以持守下去；另方面，文化诸多方面的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也受制于制度对其的规定。而两者的互为补充、相互配合有助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调节作用的发挥，这其中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基本实现“德”与“福”的一致，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于制度的不公正或不完善所引起的善恶因果链条的断裂和“德”“福”背反，足够的文化供给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救偏的功效。如百姓常讲“头上三尺有神灵”，道教宣讲人人身上均有“三尸神”来记录善恶，以作为将来奖惩之依据，佛教讲“六道轮回”、“三世因果”来警戒世人要行善止恶。尽管在中国古代，宗教始终处于王权的统治管理之下，远不及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强势，但在辅助社会伦理教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笔者以为，造成中国当前道德困境的原因主要就是文化和制度对道德的双重供给不足，因此道德解困之道应主要在这两个方面着力，但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两个方面建设，都是任重而道远的。

注 释：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M].人民出版社，1965.166-167.

②高兆明.制度公正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③王炼利.全民的道德重建是中国政改的前提[J].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NewsInfo.asp？NewsID=188585.

④[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8.